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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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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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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盏灯

文/魏军

那簇灯火闪烁着昏黄的光线,安坐在历史的深处。

是的,它从不曾熄灭,从远古丛林一直照耀到未来。这束光,有时浓烈有时暗淡,明暗之间却从未消失。当天空撒下黑色的幕布笼罩大地的时候,却不能掩盖那一簇簇,一团团静静闪烁的灯光。这点点的光与繁星应和着,光明的灯火啊,闪烁在每个人的心中。

万家灯火,灯火通明,灯火阑珊......灯,似乎与火不可分开。其实最初的灯便是火。我们的祖先最初是没有火的,当然也没有灯。他们茹毛饮血,食草木之果,白日里依靠太阳,夜晚借助星月。后有遂火氏给先民带来了火种,人们才得以用火煮食,以火驱兽,以火照明,从此人类生活在光明之中。那以后,陆续有了火把,有了油灯,有了蜡烛,直到现代的电灯。有时候我又想,我们的祖先在没有灯火的时光里,是怎样度过那数不清的漫漫长夜呢?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我最初对灯的记忆始于上个世纪。那个时候,整个村庄的人在一个生产队里,组成一个生产集体,每天按时去生产队的田里劳动,又按时下班回家。大人们在田里劳动,我们小孩子就在田野里追蝴蝶,捉蚂蚱,有时候也玩青纱帐的游戏。

其实我们最向往的是夜幕下生产队里的牛屋。

牛屋在村子的中央,是一排草房,大约有七八间,养着村集体的十几个牛马。屋头上是一个大蓄水池,里面的水用来淘洗草料,给牛马饮水。牛屋的饲养员,在我幼年的世界里,他是一种神一样的存在。他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犹如姜子牙、诸葛亮在世。

夜幕降临,疯玩了一天的小孩们,到了晚上并不会早早地回家上床睡觉。在那个没有电视与手机的年代,夜晚尤其漫长,牛屋里却别有一番洞天。牛屋东头那间屋子是饲养员的住处,是宿舍,也是办公室,其实就只有一张地铺,一个烂了角的桌子。夏天的时候铺一张凉席,冬天则填上麦秸草,也算是冬暖夏凉了。

一到晚上,这牛屋里就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孩子,也有一些喜欢闲聊的成年人。草屋的东墙上被挖了一个小凹洞,里面放着一盏煤油灯。那是一个玻璃瓶,里面放了煤油,还有一个穿了粗棉线的细铁筒直立着。其实那个年代我们都叫它洋油灯,说明这东西最初是外国来的。

鸟归巢,鸡回笼,饲养员满仓爷就把那盏洋油灯点上了。说是灯,其实也就是如黄豆般大小的一个亮点,在黑漆漆的空气里晃着昏黄的光。草屋四周的墙壁及上方屋顶,早已被洋油灯散发的黑烟熏染的乌黑发暗。这原本微弱的光又被四周的黑墙吞噬了多半,更显得脆弱,好像一丝微风就能要了它的命。但就是这星点般的光,在这黑暗里闪耀了半个世纪。

满仓爷把洋油灯点亮,干了一天活的牛马也歇息得差不多了。满仓爷端起筛子,把草料倒进它们的食槽,撒上水,拌上玉米面、麦麸子,又回到那洋油灯下。旱烟自然是要点燃的,满仓爷在烟袋锅里塞满烟丝,凑进那黄豆般的火苗,一口气吸过来,那火苗居然就完全钻进了烟袋锅里。满仓爷松开口,那火苗又奇迹般地退了回去,依然在灯芯上跳动着。

此刻,孩子们早已把满仓爷的床铺占领了,或坐或趴或躺。来的晚的,在屋子里或蹲或站。黑乎乎的屋子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只有在洋油灯下的满仓爷,脸上的表情才能被看的清楚一些,其他人也只能隐隐约约分辨出是谁家的孩子,是谁家的男人。满仓爷每吐一口烟气,接着就是一个新闻,一个传说,一个神话,还有很多生活常识。

在愚昧落后的旧时乡村,我小时候对于这个世界的朴素认识,全都源于这黑屋子。诸如我们的脚下的大地,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陆地,有东西南北四极,南到南海,北到北海,东到东海,西到西海,天就像一口大铁锅倒扣在陆地上。好像那时从没有人问满仓爷锅底外面是什么,不然可能会让满仓爷脸色难看。满仓爷还讲到了山脚下的牛郎,放牛时偷了七仙女的衣服,害得七仙女不能回天上,就嫁给了牛郎,还生了个儿子。这个时候就有几个年轻的光棍留下了哈喇子,心里想着哪天也能遇见这等好事。满仓爷就说,首先你要有一头牛,他们就不敢想了。那个时候整个村庄才有几头牛,稀罕着呢。

也有人不相信满仓爷说的话,惹得满仓爷当即就急了。他从铺上跳起来,招呼大家来到场院里,用烟袋锅指着黑乎乎的天空说,那是天河,那是牵牛星,那是织女星。顺着满仓爷的烟袋锅,还真有一条明亮的天河,还有明亮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大家才相信起来,纷纷夸赞他肚子里有学问。

满仓爷揣摩着牛马的草料吃的差不多了,又起身去添加草料,回来又把烟袋锅满上烟丝。这一锅又吐出了姜子牙岐山封神,也吐出了文王六十四卦。有人问,那你会算卦吗?满仓爷没有理会他,接着吐他的烟圈儿。

在这如豆的灯下,中华上下五千年,如一条长河缓缓流淌在每个孩子的梦里。长河里浪花朵朵,泛着惊艳的光芒。女娲捏泥造人,又取五色土补天,三皇五帝定天下,炎黄子孙万年长,更不用说历朝历代那些传奇的人和事。

自然,这些繁如星辰的故事,不全是满仓爷一个人讲出来的。物以类聚,每天都会有健谈之人加入这天方夜谭的传播之地。有时还会为某件事、某个人物的真伪、分歧争辩半天,以至于面红耳赤。庄户人朴实却喜欢较真,有时竟然因为某个观点不同,断绝邻里关系。这在今天看来,着实觉得他们可爱。

在这间小黑屋里,在那个农村十之八九都是文盲的年代里,满仓爷及一些人不自觉地向大家普及着原生态的知识教育:神话传说,天文地理,山川河流,生活常识,科学生产,人情往来,更有家长里短、村风民俗。每每月影西斜,繁星满天,万籁寂静,却少有人离去。男人总是被媳妇揪着耳朵扯走,熟睡的孩子则被来寻的父亲背在身上回家去。

最让我们纠结的是听大人们讲鬼故事。虽然害怕,却又忍不住去听,只是散场回家时,走在月影斑驳里,微风将杨树叶吹得哗啦啦地响,吓得蹑手蹑脚,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如果突然一只猫从胡同里窜过,都能吓得哭起来。那种紧张刺激会让浑身上下每一根汗毛都直直的竖起来,感觉故事中的各种各样的鬼,会随时站到路边等着喝血或者吃肉。

特别是有一年在生产队的打麦场上看了一个叫《画皮》的电影,那个面目狰狞的恶鬼披着人皮剖腹挖心。这以后心里更加恐惧。以前对鬼的认识只是口口相传,并不真切。但是在这电影中却仔仔细细地记住了鬼的形象,那恶鬼的模样便刻在了脑子里。以后每每走夜路,眼前便呈现出这样一个鬼,在不远处时隐时现。

听的鬼故事多了,脑子里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鬼:男鬼、女鬼、淹死鬼、饿死鬼、冤死鬼、吊死鬼、吸血鬼、吸气鬼、大头鬼、无脸鬼、山鬼、水鬼......说起来奇怪,走在夜路上越是害怕,越是一门心思地把各种鬼想象一遍,各种鬼的样子在脑海里轮番上阵。

我家的院子到奶奶家大约有五百米,中间要经过一片洼地,洼地上是一片树林。每一次我晚上从家去奶奶家或者从奶奶家回自己家,都是硬着头皮行走在树林里。为了减轻恐惧感,我把两手捂住双眼,只留一个小缝,仅能看到脚下的小路。在那时,我认为只要看不到的地方就没有鬼。现在想来,也算是掩耳盗铃吧。

尽管这样,晚上还是会经常挤在满仓爷的小黑屋里,又一次接受鬼故事的洗礼,再一次让鬼的形象在脑海里鲜活起来。

我在牛屋留恋的时候,父亲母亲也在忙着他们的事。

父亲十几岁时就跟爷爷学到了条编的手艺。等我记事时,父亲的手艺已经精湛。他会用藤条编各种器具:篮子、筐子、鸡笼、粪箕子。父亲编的器具结实耐用,美观大方,放到集市上就能换取一些零钱补贴家用。在那缺衣少食的年月里,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父亲编这些筐筐笼笼都是在晚上进行的。白天要去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只有晚上才能做这种“私活”。在昏暗的洋油灯光下,父亲把泡了一天的藤条从水缸里捞出来,按粗细长短进行分类摆放。先取出较粗的藤条编织器物的底儿。依器物不同,有方底有圆底。完成之后,将之前预留出的藤条在底的周围折弯向上,作为经条,用绳子一个个将它们连在一起固定,再用一些较细的藤条编在这些经条上,这些细藤条就是纬条,沿着底儿向上一圈一圈缠绕。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这是一种极其巧妙的手艺,语言并不能详尽的表述。

在灯光的另一侧,是母亲的纺车。相比父亲的手艺,母亲也是精益求精。这一架纺车是母亲的陪嫁,它是我的外公亲手打造的。桑树材质坚韧耐用,木轴上涂抹了棉油,摇动起来顺滑无声。母亲把两头尖尖的锭子套在纺车左侧的支架上,从身边的包袱里取出一条棉絮,在锭子上上劲缠绕。那棉絮就如一只蚕宝宝吐出一条长长的丝线,连绵不绝。

锭子旋转发出特殊的嗡嗡声,是我至今以为的最美妙的音乐。那乐声时起时伏,唱醉了星星,唱醉了月亮,连窗外的风也被它唱得醉醺醺地沉睡在门外,沉睡在田野里,沉睡在村庄的上空。这些棉线变成了一个个线团儿,又变成了一匹匹棉布,最后变成了我们身上的新衣,变成了御寒的棉被。

如果窗外明月当空,父亲和母亲就会把他们的劳动场所改到院子里。毕竟煤油也要花钱买的,勤俭节约是他们骨子里的习惯。每个月十五前后的月亮比煤油灯更明亮。宽敞的院子里,月华如洗,微风吹拂着父亲皴裂的手指,吹拂着母亲有些凌乱的头发。父亲编织篮筐的声音和母亲摇动纺车的声音混合着。月亮一直微笑着望着这人间美丽的画面,不忍离去。直到露水厚重,薄雾四起,星光也倦了眼,月色依依西斜,父亲和母亲方才起身睡去。此刻,我在梦中已奔跑了十万八千里。父亲母亲蹲坐劳作的身影占据着我童年大半回忆。

这纺车的功劳自然也属于外公。当初为了做这架纺车,外公刨了他院子里的一棵桑树,为此大舅母埋怨了外公好几天。外公会做很多家具、农具,母亲的嫁妆都是他亲手打制的。外公做的最多的是农具:镰把,木锨,犁子,耙,推板、排叉子......做这些木质工具,首先要把一棵大树分成几段,然后锯成木板,再分割成各种农具的半成品,最后精细刨制成型。白天要忙田里的活,这些事大多要在晚上做。

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在外公家过暑假的日子。随着白天的暑气退去,夜晚的凉风就起来了。外公把一盏马灯挂在院子中央那棵大杏树的树杈上,大舅二舅与外公一起把一节一人多高的树桩立在那杏树旁边,用粗壮的绳子把它们捆在一起。外公拿出一片大锯来,那锯有一人高,一巴掌宽,上面一排锯齿闪着白光,参差如狼牙。外公和两个舅舅轮流蹬上架台,把那树桩锯成几块厚厚的木板。在马灯的照耀下,外公他们拉锯的影子在地上一明一暗地移动着,就像戏台上的皮影戏。在“嚓嚓嚓”的声音中,白花花的锯末如雪一样纷纷扬扬。

麦收农忙前那一段时间,为了赶时间做出更多的农具,父亲也会去帮忙拉锯。为了不耽误白天干农活,父亲常常傍晚骑自行车去外公家,拉锯到半夜时分再回去。到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拉锯,但拉不太久,拉锯是非常费力气的。那时,我和表哥们就在外公他们休息的空隙里,登上架台拉一会。一边听外公他们聊天,一边享受拉锯的快乐。

一直到我参加了工作,外公还在继续着他的木匠手艺。

那一年我回老家,听母亲说,外公可能在邻村的集市上卖农具。我去寻,果然在集市的一角找到了他。外公此时已80多岁了,他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蹲坐在地上,破旧的汗衫敞开着,脸上大片的老年斑一直延伸倒胸前,他正给一个妇女更换镰把。他用手工木钻在新镰把上钻了两个小洞,又把从坏掉的连把上退下的镰刀用铆钉铆在新镰把上,动作仔细,却远远比以前缓慢了许多。我买了几个包子,让外公坐到旁边去吃,自己拿过他的工具继续给前来修农具的人收拾。外公惊讶地说,娃儿,你咋也会这个?外公从我儿时起就经常催促我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好营生。他并不让我学习木匠活,但他不知道,在那十几年的耳濡目染下,一些简单的木工活我也能上手。

外公去世前还在断断续续地打制农具,虽然我们都不停地劝他停下来,他从不理会。其实他那时已经老年痴呆很严重了,但对做农具丝毫不忘记,每过一段时间就催促舅舅去集市上卖他新做的农具。其实那时已经开始机械化收割了,农具使用很少,也很少有人买农具,舅舅只好把这些农具放在自己家里,拿出一些钱作为“货款”交给外公。外公总是满满的成就感。

那时的文化生活远不如现在丰富多彩,只能用苍白来形容。没有电视和手机,其实连电都不通。村里仅有几个破旧的收音机,不过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广播。讲究的人家在外面套一个木匣子,不讲究的就只有一个播音纸壳,上面有两根电线,一根连接在从公社扯过来的广播线上,另一根直接连到地上。这应该是当时全世界最庞大的有线广播了。这个小广播一般挂在正房门边的上方,每天早晨和晚上,公社的广播室就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信号顺着电线会传到千家万户。有时公社的农业技术员也会在上面讲一些种植养殖方面的知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下午四时,消息从广播里传来,悲伤的气氛在村庄里扩散,空气似乎都被凝结了。每个人都心怀悲痛,不知所措,在田间干活时依然默默流泪。晚上,牛屋后面的打麦场上,三四盏汽灯映照着每一双泪光闪烁的眼睛。明亮的灯光下方的台子上摆放着毛主席的相框,旁边摆放着一些刚刚成熟的苹果。人们望着他,他也望着人们。村长带领大家背诵语录,唱革命歌曲,唯有这种方式才能表达人们对伟人的怀念。歌曲从《东方红》唱到《歌唱祖国》,从《国歌》唱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我们走在大路上》到《社会主义好》,从《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到《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其实会唱整首歌的人并不多,然而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跟唱。那一夜,汽油灯咝咝地燃烧着,火光照亮了每个人的心间,照亮了四周的天空。

这牛屋后面的打麦场一年四季都有它的用处:打麦、打玉米、打大豆、打高粱、唱戏、演电影、开会。唱戏是最热闹的。农村人没有别的娱乐项目,只有这精美的服装道具和悠扬的唱词,才能让人身心愉悦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西南是戏曲之乡,活跃着很多剧团,县里有专业剧团,乡间有业余剧团。每年农闲时节,他们串乡过村,送戏下乡,传送戏曲文化。

打麦场上的戏台搭好了,孩子们就早早去占座位了。其实也没有座位,就是占位置。从家里扛过来的小凳子,找个有利位置摆好,有时用砖头来占地方,等家里大人干完活过来坐。经过多次占座,就有了经验,知道哪个位置最好。

最前面的并不是最好的,总有一些不懂事的孩子趴在戏台子上瞎闹腾,吵闹的声音大过唱戏的声音。演武戏的时候,演员在那台子上翻跟斗,打斗,弄得尘土四起,呛的舞台下面的人咳嗽不止,有时候也会把鞋踢飞,砸到下面的人的头上。更有惊险时,演员手中的兵器会失手掉落。那时候剧团里的道具大多都是真的,大刀、宝剑、花枪在台上是道具,在行途中则是武器,以防坏人拦路。有一次在演《对花枪》时,两个演员你来我往,花枪飞舞,让人眼花缭乱,却不想在最精彩的时候,一个人手中的花枪飞脱了出去,冲向台下,幸好只是扎在了一个人的鞋子上,并没有穿透,却把台上台下的人吓出一身冷汗。这以后,小胆的人再也不敢坐前面。坐后面也不好,听不见看不清,有时还会被前面的人挡住视线。只有离戏台四五米远的地方是最佳位置。不过好的位置,总会有人抢,我和小伙伴们就会经常因为位置的问题吵架,有时候会动起手来。

傍晚时分,四个大大的汽油灯悬挂在戏台的四周,发出亮白的光。大人们从田里归来,草草地吃几口饭就急急地奔戏台来了,寻到自家孩子坐下,等戏台上热闹起来。戏台的四周,蓝色的幕布上绣着经典剧目的图案,光线穿过幕布,这些图案更加栩栩如生。“通通通”,一阵锣鼓喧天,急切的节奏如暴风骤雨。这是一阵开场白,预示着正剧马上要开始啦。果然,锣鼓声戛然而止。报幕人上到戏台前头,先是一阵客套话,诸如我等莽撞之人初来贵地,不周之处还请多多谅解之类,然后报出剧目。在锣鼓声中,演员依次登场。耀眼的灯光下,打麦场上亮如白昼,台下的人两眼紧盯着演员的一招一式,聆听着他们口中的一字一词,兴奋处眉飞色舞,伤心处黯然神伤,愤怒处双目圆睁。听到一些经典唱段,还会轻声和唱。这些都是老戏迷,即便在田里干活时,他们也会哼唱一段,愉悦心情,解除身体的劳累。小孩子大多不喜欢听他们唱,主要是听不懂,但是喜欢听他们的唱白,还有打斗的场面,然而这些场面太少了,用不了多久就睡着一片。有精力旺盛的就满处跑,台前台后,台上台下,或者向父母央求一些零钱,买上一小包瓜子或几颗糖,这才是孩子们最大的乐事。

我很少如其他孩子一样占据最佳位置。在我看来,那里并不好,人头密集,聊天吵闹的声音,有时会高过戏台上唱戏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憋尿时很难出去。如果强行从挨挨挤挤的人群中钻出来,会惹得很多人的厌烦。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就不出去啦,就地解决。如此,你一泡尿,他一泡尿,在温暖的空气里发酵,尿骚味一股股升腾着,让人如临茅厕。

我喜欢坐在戏台的边角处,那里安静,又方便去水井旁喝水,或者去坑塘边撒尿。不仅如此,这个位置既能看得清演员台前的表演,又能从幕布缝隙里瞧见他们上台下台,有时还能看见它们更换衣服,上妆卸妆。那一天演出《铡美案》,这是一岀经典豫剧,庄户人百看不厌。秦香莲上敬父母,下抚一双儿女,还照料丈夫的衣食起居,让他安心读书,把一家人的重担扛在肩上,无怨无悔,任劳任怨。看到这些,大家心生敬佩,直夸秦香莲贤惠。陈世美考中状元,却忘了父母妻儿,入朝为驸马。面对妻儿来寻,他百般驱赶,甚至让韩琦杀人灭口。看到这些,就有观众骂骂咧咧,甚至有人朝戏台上的陈世美身上扔东西。可见他们已入戏太深。好在包拯嫉恶如仇,铡下了陈世美的头颅,观众又眼含泪光,群情振奋。在演员退到后台休息的间隔,我从幕布缝隙中看到“陈世美”和“秦香莲”搂搂抱抱,还亲了一下嘴儿,心里就纳闷:他们俩怎么又好上了?后来听大人们说起,他们在生活中是真夫妻,恩爱至深,在舞台上才会演得那么真切。还有人说,戏台上搂住“陈世美”的腿哭泣的“东哥”和“春妹”也是陈世美的亲生儿女,这就更让人惊讶了。

打麦场上,灯光照亮了一个又一个黑暗的夜晚,唱出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花木兰》《程婴救孤》《穆桂英挂帅》《抬花轿》《七品芝麻官》《对花枪》《收姜维》《西厢记》《卷席筒》《包青天》《下陈州》《五世请缨》《小二黑结婚》《朝阳沟》......每到精彩处,观众拍掌叫好,又或者配合着哼唱。一些经典唱段早已植入心间,从老人到孩童,都能哼唱几句经典台词,哼唱的已不单纯是词句,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价值观,是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价值取向。在热闹的戏台上,在耳濡目染中,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如一盏明灯,点亮了人们的心,照亮了乡村的情。

与现代社会的夜晚到处都是灯火通明不同,儿时的乡村一到夜晚就被黑暗笼罩了,光明尤为重要。光明是人们永久的追求和向往,它可以驱赶黑暗,给人信心、勇气和温暖,在我们小孩子心中更是亲切。

春节是乡下人最向往、最隆重的节日了。这是一年的结尾,有收成就有喜悦。人们忙着置办年货、买春联。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是割一块或大或小的猪肉。毕竟一年里也只会买这一次,犒劳家人,款待亲朋。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不但有零食吃,有新衣服穿,还可以亲手做一个春节专属的猪油灯。

从腊月二十开始,庄户人家就陆续把自己精心饲养了一年的大肥猪宰杀。杀猪的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对孩子们来说,其新奇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游乐场。冰天雪地的早晨,一阵猪的长嘶会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来不及让大人把冰凉的衣服烘烤一下,就急急地穿衣出门。谁也不愿错过这让人兴奋的场景。

杀猪人将猪捆了,抬到一个大案子上。待它安静下来,一个人用一根胳膊粗的木棍照准猪的脑门迅速击打下去。那猪便短哼了一声,就如同睡着了一般。另一个人用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从猪脖子下方刺向它的心脏,一股鲜红的血喷涌而出,淌在下方的一个脸盆里。猪的气息越来越微弱。杀猪的案子后面是一口大铁锅,里面的水已烧得发烫。四五个人把没有气息的猪抬到锅里,用挠子褪它的毛。不多久,一只乌黑的猪就变成了洁白的猪。

有时候猪血流的不干净,又或许那猪命硬,猪毛褪了一半的时候,它竟然又苏醒过来,跳出锅向外奔跑。几个人追一阵子,它又倒下了,再抬进锅里,接着褪毛。这个在乡下算是大新闻,茶余饭后总要说起这个惊奇的故事。

杀猪人把洗的白白胖胖的猪又抬回案子上,开膛破肚,取出五脏六腑,又把猪的尸体沿脊柱一分为二放置一边,或在庄上分割卖掉,或去集市上出售。

在他们杀下一个猪的时候,就该我们上场了,我们等待的就是这一刻。猪有四只脚,每只脚有四个脚趾,前面两个大的,后面两个小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蹄角抠下来,当然这是非常费劲的,往往要拽上半天。几个毛孩子一人拽一只猪脚,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是抢猪肉呢。抠下蹄角,再从猪的肚皮上抠一些肥油,把犄角填满,又把娘纳鞋底的棉线塞进去,露出一小截,用火柴点燃棉线,火光便四散开来。这就是我们的猪油灯。

可别小瞧它,其功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手电筒。在黑暗的环境中,从口袋里摸出猪油灯点亮,可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可照亮回家的夜路。那时候庄上杀掉的猪也没多少,蹄角也不是每个男孩子都能得到,拥有的自然是神气的很。

乡下教育落后,我十五岁才得以读初中,学校在距村庄三公里的镇上。那时的作息与现在是不一样的,早晨起床不吃饭,六点到八点上早课,然后吃早饭,九点开始上午的课,午饭后是下午的课,晚饭一般都不回家吃了,饿着肚子坚持到晚自习放学回家再吃。我每天要步行三个来回,一年三百天风雨无阻。

最难熬的是晚自习后回家的路上,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乡间的小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且不说有各种各样的“鬼”在等在路边,在初七、八前后的日子没有月光,或者在阴天的时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摸瞎一般向前走,有时掉到路边的沟里,有时撞到路边的树上,一路如探险。每一次走出校门,就把心吊到嗓子眼,到家门口才能放回肚子里。

听了我的讲述,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晚上编筐子的时间更久了。那天晚上我从学校出来,远远的就看到村口有一点灯光。灯光越来越近,这让我心中温暖很多,紧张的身体也放松了不少。待走近了,透过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了父亲的脸。他手中是一盏马灯,我猜想这一定是他用好多个筐子、篮子换来的。

这马灯不怕风吹雨淋,父亲让我带着它。每天早晨照亮上学的路,晚上照亮回家的路。这马灯的灯光引领着我走过黑暗,驱赶妖魔鬼怪,跨过艰难险阻,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这灯光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心中的梦。在以后的长夜里,我不再孤寂,不再彷徨,不惧风雨,目标坚定,脚步有力。

那个时候乡村里还没有通电,晚自习以及冬日的早晨,教室里就是靠一盏雪亮的汽灯照明。汽灯也是一种煤油灯,利用点着后本身发出的热量,将煤油变成蒸汽,喷射在炽热的纱罩上,发出更白亮的光。每天点亮汽灯是我们几个班干部的责任。点汽灯是一个技术活,要引火,要打气,每一次点汽灯都要折腾一阵子。

那些日子里,汽灯在房梁下咝咝地燃烧着,我们在汽灯下朗朗地读着《纪念白求恩》: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朗读《海燕》: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有一年暑假里,村里来了一些人,用马车拉来了许多水泥杆子,还有一大卷一大卷的铁丝。挖坑埋杆架线,一个月后,每家每户都亮起了灯炮。那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不用油,不用碳,只需拽一下开关上的线绳,光线就刺眼的亮。那个时候经常有人描述共产主义的生活场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原来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电灯啊。村长说,是啊,共产主义已来到了东门外。其实谁也不知道东门在哪里,反正相信真的来了,快到了。你看,这电灯都亮了。

其实我的老家是从2000年以后才开始普及电话和楼房的,到现在家家有楼房,电话也早换成了手机。很多村民不光农村有楼房,城里也有一套。这样说来,共产主义真的来了。尽管它同我们今天的目标还差很远,却是那个年代的神圣理想。此时,原先的生产队已分开单干多年了,中国上下亿万人民卯足了劲儿,打了一个个生产仗。粮棉油,鸡鸭鹅,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民的腰包鼓了,腰杆直了。

我读大学那年,父亲把老院的草屋推倒,翻盖了宽敞明亮的新瓦房。电灯自不必说,每个房间都有。这以后,电话、电视机、电风扇、电冰箱、空调......一个接一个进了房间。此时的父亲早已不用编筐子篮子了,他的徒弟们开办了条编工艺品厂。厂房里24小时灯火通明,村民摇身变成了产业工人,制作精美的条编工艺品远销各大城市及国外。母亲的纺车也早已挂在了厢房里,只有蜘蛛在那上面蛛丝结网。家中的衣柜里,四季衣物挨挨挤挤,但母亲依然坐在明亮的电灯下,穿针引线,为她的孙字辈制作一些小衣物。

我也早已离开了父母,告别了牛屋,在城里有了自己宽大的房子。书房里那盏灯光线柔和,映照着满墙满柜的书。历史上那些人,那些事,便从这书里随着灯光进入眼睛,走进心里,比满仓爷讲得详细,却不如他讲得动情。

在这城市的中央,东方红大街两侧的高楼大厦里灯火辉煌,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光闪耀着夜晚的繁华。窗外的人民路大道,更是华灯璀璨,如一颗颗硕大的珍珠,映照了整个天空。这一街的灯如一条火的长龙,蜿蜒着伸向远方。它的尽头,在乡村,在生产队里的牛屋,在父母的庭院,在打麦场的戏台。那曾经微弱的光努力地燃烧着,行走在奔向未来的路上,越烧越旺,照亮黄河两岸,照亮万千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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