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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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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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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穷而后工”


 刘德奉


关于“穷而后工”的话题,我已经说过三次了,但一直没有从梅尧臣本身的角度来说点什么。一年多来,零零散散的读了一些梅尧臣诗,和一些关于梅尧臣的文章,这里综合一些材料,再谈一点感想。

关于“穷”的问题。首先,从梅尧臣的身世看,他是宋初翰林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至少说他是一位高官子弟,同时享受着良好的教育环境,这同一般穷困人家出身,或者一般官宦家庭出身的文化人相比,已经优越得多;其次,因为梅询的原因,梅尧臣得以荫补为河南主薄,在科举制度十分严格的社会,没有通过考试,靠着特殊“荫补”而直接进入官场,这在一般文人而言也是十分难得的;三是进入官场不久,成了当时著名文臣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僚,时常与名重一时的高层文官在一起,靠着官场的影响,社会交往的便利,也是一般文人所未能企及的;四是一直供职官场,先后任过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任过湖州监税,监永丰仓,召试赐进士出身,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与欧阳修一起参与《新唐书》编修。既有官阶,又有荣誉,这又有多少文人可遇如此良机呢?

如果说欧阳修所说“穷”的话,那是因为没有到达官宦的高层,没能走到高层的重要位置,没有“若使其幸得用到朝廷。作为雅颂以歌颂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话得说回来,真若让梅尧臣到得高层,整天应付事务,还能写出好诗来吗?说不定待上不长时间就有“案牍劳形”之感了。再若真让他写一些应时文章,也不一定达到“语新意工”而流传万世之的程度。这还不说他能不能适应高层环境的问题。

对于“穷”来说,这只能是梅尧臣追求官宦过程中心态而已,并非真的是穷,更不可能到达穷困潦倒的地步。他一直科举终未成功,他想带兵打仗也未如愿,多人推举也未应验。总之,他想进步,却总在基层,正如《中国诗歌史》所评价的“名高而宦滞,久沉下僚。”(人民文学版)

穷与不穷是个相对论,如果与欧阳修相比,与梅尧臣自己的心性和追求相比,自然是穷的。

乱世出英雄,悲愤出诗人。这是中国古代对英雄人物和文学家产生背景的一种认识。就文学创作来讲,难道没有悲愤就不能出诗人吗?古今中外如此多大作家、大艺术家难道都是在愤中生产作品。“悲愤”只是一种情绪,情绪越是强烈,他的作品张力便会越强。移植到梅尧臣身上,他的“穷”就是情绪极端的体现,就是“悲愤”的表达。我们看他的那些诗篇,特别是情绪化突出的作品,都与他的“悲愤”有关。梅尧臣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寓在草木中。”其诗《醉中留别永叔、子履》也是一例。所以,我的结论是:梅的“穷”等于古人的“悲愤”。

说到“工”这是自宋以来的基本认同。刘克庄在其《后村诗话》中评价:“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而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 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借王文康话说“二百年无此作矣。”刘性在《宛陵先生年谱序》中说“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可谓地位和影响甚高。对于他的艺术思想也有高度概括,《宋史·梅尧臣传》说“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意出奇巧。”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说:“其体长于本人情,壮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

“工”对于梅尧臣来说,同大多数诗人一样,谁不想写出最好的诗来。他强调“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宋史·梅尧臣传》)近人夏敬观专门研究梅尧臣诗,他还就欧阳修所说的“辞非一体,变态百出”作了解释,颇有新意,也是对梅尧臣“工”的一种说法,录于此以共赏。夏敬观在《梅尧臣诗导言》中写道,一是“凡人人用正面写的,他却用反面写;人人用反面写的,他却用正面写,人人爱说的意思,他却不说;人人不说的,他却要说;又能聚集许多琐碎的意思,贯穿成文,人们读之,只觉其妙,不觉其杂。”二是“人人整用的,他太半打碎了用;人人零用的,他却整的用。一字之炼,必有来历,而人不觉。”三是“往往挪移前后秩序,使章法变换,不见其首,不见其尾,令人捉摸不定。”如果说“穷”还有别一种解释的话,那便是着意于“意新语工”,穷其字,穷其词,穷其不尽之意。与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袁枚的“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遣兴》)异曲而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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