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说“穷而后工”

 刘德奉

关于“穷而后工”的话题，我已经说过三次了，但一直没有从梅尧臣本身的角度来说点什么。一年多来，零零散散的读了一些梅尧臣诗，和一些关于梅尧臣的文章，这里综合一些材料，再谈一点感想。

关于“穷”的问题。首先，从梅尧臣的身世看，他是宋初翰林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至少说他是一位高官子弟，同时享受着良好的教育环境，这同一般穷困人家出身，或者一般官宦家庭出身的文化人相比，已经优越得多；其次，因为梅询的原因，梅尧臣得以荫补为河南主薄，在科举制度十分严格的社会，没有通过考试，靠着特殊“荫补”而直接进入官场，这在一般文人而言也是十分难得的；三是进入官场不久，成了当时著名文臣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僚，时常与名重一时的高层文官在一起，靠着官场的影响，社会交往的便利，也是一般文人所未能企及的；四是一直供职官场，先后任过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任过湖州监税，监永丰仓，召试赐进士出身，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与欧阳修一起参与《新唐书》编修。既有官阶，又有荣誉，这又有多少文人可遇如此良机呢？

如果说欧阳修所说“穷”的话，那是因为没有到达官宦的高层，没能走到高层的重要位置，没有“若使其幸得用到朝廷。作为雅颂以歌颂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话得说回来，真若让梅尧臣到得高层，整天应付事务，还能写出好诗来吗？说不定待上不长时间就有“案牍劳形”之感了。再若真让他写一些应时文章，也不一定达到“语新意工”而流传万世之的程度。这还不说他能不能适应高层环境的问题。

对于“穷”来说，这只能是梅尧臣追求官宦过程中心态而已，并非真的是穷，更不可能到达穷困潦倒的地步。他一直科举终未成功，他想带兵打仗也未如愿，多人推举也未应验。总之，他想进步，却总在基层，正如《中国诗歌史》所评价的“名高而宦滞，久沉下僚。”（人民文学版）

穷与不穷是个相对论，如果与欧阳修相比，与梅尧臣自己的心性和追求相比，自然是穷的。

乱世出英雄，悲愤出诗人。这是中国古代对英雄人物和文学家产生背景的一种认识。就文学创作来讲，难道没有悲愤就不能出诗人吗？古今中外如此多大作家、大艺术家难道都是在愤中生产作品。“悲愤”只是一种情绪，情绪越是强烈，他的作品张力便会越强。移植到梅尧臣身上，他的“穷”就是情绪极端的体现，就是“悲愤”的表达。我们看他的那些诗篇，特别是情绪化突出的作品，都与他的“悲愤”有关。梅尧臣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寓在草木中。”其诗《醉中留别永叔、子履》也是一例。所以，我的结论是：梅的“穷”等于古人的“悲愤”。

说到“工”这是自宋以来的基本认同。刘克庄在其《后村诗话》中评价：“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而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 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借王文康话说“二百年无此作矣。”刘性在《宛陵先生年谱序》中说“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可谓地位和影响甚高。对于他的艺术思想也有高度概括，《宋史·梅尧臣传》说“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意出奇巧。”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说：“其体长于本人情，壮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

“工”对于梅尧臣来说，同大多数诗人一样，谁不想写出最好的诗来。他强调“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宋史·梅尧臣传》）近人夏敬观专门研究梅尧臣诗，他还就欧阳修所说的“辞非一体，变态百出”作了解释，颇有新意，也是对梅尧臣“工”的一种说法，录于此以共赏。夏敬观在《梅尧臣诗导言》中写道，一是“凡人人用正面写的，他却用反面写；人人用反面写的，他却用正面写，人人爱说的意思，他却不说；人人不说的，他却要说；又能聚集许多琐碎的意思，贯穿成文，人们读之，只觉其妙，不觉其杂。”二是“人人整用的，他太半打碎了用；人人零用的，他却整躉的用。一字之炼，必有来历，而人不觉。”三是“往往挪移前后秩序，使章法变换，不见其首，不见其尾，令人捉摸不定。”如果说“穷”还有别一种解释的话，那便是着意于“意新语工”，穷其字，穷其词，穷其不尽之意。与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袁枚的“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遣兴》）异曲而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