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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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奉
在《朱光潜全集》第6卷中有一篇文章，即《作者与读者》。这是他大概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作品。是文学的一种杂论。
文章从作者的角度谈了创作的出发点问题，即两个方面：为艺术而艺术，为实用而艺术。从这一角度的延伸又谈了文学的功用问题，即自娱自乐，与人相乐。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谈了不视、仰视、俯视、平视问题。从文学的空间角度谈了它的社会性，社会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从读者的角度谈了对作品的影响力。最后概括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即“一种风气的成立，表示作者的需要，也表示读者的需要。”只有“作者与读者携手，一种风气才能养成，才能因袭；作者与读者携手，一种风气也才能破坏，才能转变。”他的这些观点都十分正确，时隔六七十年之后，仍然没有过时。
今天想动笔写点感想，并不是朱先生的文章有什么需要值得商榷的地方，而恰恰是朱先生的文章给了我新的启发。这启发是对时下关于作者、读者、社会之间的一些认识。这认识也不一定正确，仅是一家之言而已。
从作者角度讲，朱先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即自我，一即他人。从自我的角度只讲了“为艺术而艺术”，从他人的角度只讲了“实用目的”。我觉得是否还可以作适当的补充。
从自我角度讲，“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一种创作心态的存在，古代有之，如陶渊明的诗、苏东坡的文、李清照的词、曹雪芹的小说，都非求于闻达，自取于娱乐。即我写我心，释怀而已。到了现今的社会，虽然科技发达了，社会复杂了，交往频繁了，但是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自我解脱、自我安慰、自我娱乐，最终达到自我释怀的目的，仍然大有人在，他们的作品藏之电脑、书房、笔记，从不示人。虽然有的发于博客、微信、网站，但一般少有点击。这些人，没有强烈的发表欲、出版欲、宣传欲。总之，不求传播，只求自慰。看来，古代人如此，现代人亦如此。历史万变，人性不变。
从自我角度讲，还有一种经济利益现象。这在朱先生还未能论及。也可能他的文章写于抗战时期，抗战时期个个杀敌，人人救亡，那时的文人没有这个精力，或者不耻于去讲什么经济利益，至少没有形成一种卖文之风，故没有引起朱先生的重视。这不是朱先生之过。那么，时代发生了变化，而今的作者们，无论其能耐高低，文笔好坏，地位如何，不讲润笔费的，不用作项目运作的似乎很少。那种为时代而歌，为人性而歌，为进步而歌的现象确也少了许多。作文如是，作画如是，作书如是，作词作诗亦如是。似乎金钱已经浸入到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灵魂。所有的文学作品，无论质量好与坏，无论作者自愿与否，其创作的出发点，大都一一与金钱打上了死扣。所以，出版的发行量不能不成为创作的一个选择，或者在其中有意无意的植入一定量广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市场才刚刚起步，在当时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一些文人开始弃文从商，有的作者被出版社或杂志社“抱养”。一种赤裸裸的商业行为与文联、作协这样高雅的机构联系在一起。到了现在，这种机制体制就更不算什么了，更新的方式方法层出不穷。一切向“钱”看对于文人来讲并不是一种面子上的难得，反而是一种价值上的体现。电影电视剧是最为直白的操作，文学作品要高雅得多，需有“智慧”才能体悟得到。市场行为古代也有，以文换钱，甚至高价润笔，但那是为了生存，甚至针对官宦。郑板桥对于地主老财就是少了一分钱也不会给一寸画。可是，如今哪有免费而歌的作品。
从自我角度讲，还有一种功用，就是精心创作官样文章。这些文章全都用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讨好权贵。其目的就是想弄得一官半职，或者得到出版支持、声誉支持。总之，有所求，才有所创作。这正如朱先生所说的“仰视”创作法。这种创作自古有之，包括在历史上颇有地位、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大诗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是专门写给皇帝的。杜甫的《朝献太清宫赋》、《天狗赋》等等，在他求官之初专事“仰视”之文。李白，不仅会写此类文章，在其《大猎赋》之前还专门说“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达，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在文中大彰帝王之威仪，而且还要在夸耀之前，先表白自已所用文体的精心选择。可谓“仰视”之极。古代不仅有这样不少献媚之文，还有不少这样的“投诗”之章，在浩浩的《全唐诗》中，亦可找到类似的经典。今人之作亦即更盛，有的曾经系于名篇，有的已经淹没文海。此议虽是文人之劣根性，亦是人人之本性。但就其文学的积极影响而言，不可低诂其负面功用。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王安石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宋濂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论述，说到底，就是文学要有社会责任，要有积极作用。用时下的话说就是要有正能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样，“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然而，近年这样的作品又有几多。如果分析起来，除了有组织行为的作品，一些老艺术家的作品，还真难找到更多体现国民精神的作品了。特别是那些低俗的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所谓的社会问题小说，除了他给出版社带来的经济效益，余下的只会是纸张的浪费，读者的消遣，特别是痛快淋漓消遣之后增加的社会不满、人生不满之情绪。
从读者角度讲，由于文化程度的不同，思想境界的不同，个人需求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知识的获取，二是生活的消遣，三是低级的娱乐。
对于知识的获取来讲，大部分应当是那些有进取心，上进心，好学上进的群体。这些群体不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不分文化程度。在这些人来讲，知识越多越好，学习永远没有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有的是为了工作，有的是为了事业，有的是为了人生。有的当着一段时间的事，有的当着终身的事。学习是他们工作和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人所需要的书，就是那些知识含量高，思想境界高，能够启人智慧，引导进步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社会的主流，是文学的主体，是人文的积淀，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和动力。
对于文学消遣者来讲，大凡生活无忧，工作不愁。人生闲暇又不愿流于低级趣味，遂把文学作为一种生活的添加剂。社会上更多的读物就是为这一群体所准备的。这样的作品，虽然没有深奥的知识和理论，却也能展现一个个积极的生活场景，和可亲可敬的正面人物，至少不流于俗物之列。这样的读者群体会带来相当份量的创作群体，也会生产相当份量的作品面世。这样的作品，应当是精品之外的大众读物，同时，也是文学存在的重要载体。
再一种就是低级趣味的作品了。这样的作品自古有之，重点是先人称之为艳词的便是，现代人称之为黄色小说。这样的作品历来都被列入了禁毁目录。然而，越是要禁却越是有人要闯。所以，千百年来那些被禁毁了的书籍，时不时的又“生长”了出来，这只能说明他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读者群体，这个群体一部分是俗人，另一部分非俗人。俗人者是那些好奇的小青年，正处于性成熟期，而对自己又无把控能力，总想找点黄色的读物而达到生理的满足。非俗人，即那些有文化、有地位的群体，他们把阅读低俗作品作为一种生活乐趣。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常出版一种内部读物，如《金瓶梅》者。这种内部读物只能供某个级别的领导阅读，意即只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才有一定的抵御能力。然而，如果用现在的文化发展程度来比较，那时的某级别领导干部也不过现在的初高中水平。更何况，在《金瓶梅》面前领导干部真的不会产生激素吗？近来，《金瓶梅》开始解禁，一些删节版的出版物，或者香港版的原本，都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抢手货，甚至行贿者的一种礼品。当然，比《金瓶梅》更加俗不可耐的读物就更多了，各取所需者众多，成了地下出版市场的原动力，也成了文化执法的头痛事。
朱光潜先生也谈到了社会对文学的影响问题，他说：“政治经济种种社会势力对于文艺倾向有决定的力量。”但只是寮草的几笔。也可能是重点不在此处，也可能是篇幅不能允许。
我认为，社会影响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因素有三，一是社会本体因素，二是政治团体因素，三是经济利益因素。
社会本体，亦即社会的根本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推动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是内在的积极因素。那么，积极因素的需求就是文学生存的方向，也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所以，历史上产生了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优秀的作品反过来又促进人的素质提高，高素质的群体对于优秀作品的需求，又促进了优秀作品的生产，这样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以此循环往复，推动文学艺术向前发展。这样的本体因素，无论遇到什么压力、什么打击、什么灾难，都不会影响文学发展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才有众多的文学家、思想家，才有繁星般灿烂的文学作品、思想光芒。才有我们今天读不尽的经典和名著，才有大众享受不完的故事和人物，才有我们站在巨人肩上努力创作的信心和动力。
政治团体因素往往对文学发展起制约作用。回述中国历史上文学发展的高潮期，往往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四”前后。这样的时期帝王将相往往忽视着文学的发展，恰恰又给了文学发展的空间。虽说唐朝的诗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却从另一个角度抑制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唐文基本没有声音，这与帝王的重视息息相关。赵敏俐、吴思敬主编的《中国诗歌史》（唐五代卷）开篇就分析了“唐诗歌繁荣的原因”。其中“君王开启了崇尚诗歌的风气”。在君王的倡导和参与下，全天下的文人们都写起诗来，并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立文馆，取科士，从制度上保证了诗人们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中心。”宋朝虽然也有文字狱的案例，却在诗词繁荣的同时，也大大繁荣了散文。作为一代帝王，喜好一种文体，或者为我所用，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其一而非其二，往往把事情弄到了极端。“文革”期间就只能天天看样板戏，读那几本单调的书。岂不是误了一个时期的文学，桎梏了一个时期的思想。开明的政治，才是充分发展文学的最好天地。
市场经济牵动了所有人的利益，也包括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目下，不仅仅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被吸引到市场经济主体上来，而且担任出版发行的机构也把经济效益作为重要指标。出版社、新华书店改为集团，第一个指向就是文化产业。全国行列机构排名，也主要看经济总量。出版社出版一本书，有一个专家团队，这个团队评价的标准就是看市场前景。国营和民营的发行机构，自然也把读者的需求放到了第一位。什么书有市场就出什么书，什么书好卖就卖什么书。结果，学术类、高雅类著作束之高阁。满架的读物都是通俗类、低俗类。好在政府看到了这一问题，补贴一定经费予以支持。但这哪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所在是市民素质的提高，而素质的提高要有良好的文学作品。所以，我再深化一下朱先生的认识：只有作者、读者、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推动社会的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