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高度

《史记》的文学高度

                          刘德奉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近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界、文学界所重视，甚至也被其它相关学科界所关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今人学习和了解《史记》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文从文学高度的角度浅谈一点意见，以有教于方家。

毋庸讳言，《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其叙事的手法，故事的跌宕，语言的丰富，音韵的节奏，情感的植入，作者的在场等，都充分体现了文学的特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论从史学的角度，或是从文学的角度，都会被人物、情节、情感、知识性所感染，都会享受到其中的文学贡献。鲁迅先生说，《史记》是一部“无韵之《离骚》”是一个形象而准确的比喻。

同时，从文学角度讲，这又是一部非常有文学高度的文学著作。其所表达的博大的社会胸襟，圣人般的国家担当，深刻的规律求索，宏大的历史叙事，丰富的人文精神，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创作高度，《史记》的文学高度，人们在阅读和欣赏过程中有一种高度性的分享。总之，其文学高度的价值影响了过去近两千年，也必将继续影响着未来。

一、博大的社会胸襟

追求文学创作的高度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学作家的努力，也是他们的目标。晋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音永。”还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而司马迁也是要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才有了无数的经典流传，才有了无数圣人的出现，才有了百读不厌、宏大而深远的《史记》巨著。

博大的社会胸襟，这是《史记》所呈现的首要高度。一部《史记》，130篇，52余万字，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帝王将相、公卿贵族、士农工商、医卜游侠、市井小民，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民族、宗教、天文、地理等等，真所谓百科齐备、百业齐备、百态齐备。如果从史学角度讲，将其影响历史发展的帝王将相、重要人物、重要政治军事事件叙述，即可完成载史功能。然而司马迁却不仅如此，还要呈现影响社会发展、对历史有着贡献、对未来可以启迪的其它一些相关内容，如《刺客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等。这些大部分列传开启了史学著作的先河，同时也成了绝后的主题，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大社会思想和全方位观念。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关于为什么作《刺客列传》时说，就是为了表彰曹沫、荆轲、豫让等这些人“不欺其志”的精神。用现代人的思维看，这些人的行为有违国家交往规则、有违国家法律精神，但在封建社会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他却发挥了一定正义性作用，甚至成为人们颂扬的一种英雄。《酷吏列传》自己就说，为表达“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的创作初衷。这一着眼点对于现代社会的治理仍有教育和警示作用。《滑稽列传》则专门书写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并将他们的精神提高到古代“六艺”的地位，可见其对社会的关照度是十分用心的。《佞幸列传》也十分特别，将善于揣度皇帝好恶，从而讨得皇帝欢心，可以更便于接近皇帝的弄臣专列一章，将其卑劣行为彰于史书，可见其对这类士宦之人的厌恶程度。

如果说文学和史学有区别，更多的在于其叙事方式、叙事语言。文学的结构更强调故事性，史学的结构更强调逻辑性；文学的语言更强调形象思维，史学的语言更强调准确性。而《史记》却兼而有之。但更重要的是，从文学的角度，文学所表现的手法重要，而其所表现的内容更重要，没有实质内容的文学表达是空洞的、飘浮的、言之无物的。自古及今能流传的文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物有高度。如屈原的国家情怀，杜甫的民胞物与，苏东坡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可以说高度越高流传越广、影响越大。古人讲“文以载道”，这道其中就有文学高度的含义。《史记》载史三千年，凡经国之大事全列于此，真可谓摄揽全局，纵横网络。不仅如此，更从国家发展角度探索其“古今之变”，深究其兴盛得失，寻找其发展规律，一种国家情怀的高度呈现于字里行间。从内容上讲，纵向的有十二本纪，从五帝、夏、殷、周、秦到汉，上下贯通三千年。横向的涉及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士农工商、文人雅士。从国家发展主体上讲，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管理、文学艺术、民族统一等。把一国之筋骨、一国之细胞，一揽于文字之中。读其文可以将三千年历史、文化、社会尽收眼底。这是《史记》的史书特质，同时，也是作为文学《史记》的文化和精神贡献。

二、圣者的国家担当

从“文以载道”的角度讲，《史记》在追求“通古今之变”的一种国家情怀，即努力地探索着中国历史三千年来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征。《史记》叙述一代代历史，一国国兴衰，一件件史事，一个个行业，在列举史实的同时，下功夫认真分析，科学论述。据张大可先生统计，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篇前论、篇末赞等多种形式的史论达134篇，30000余字，成为“通古今之变”的重要思想，“一家之言”的重要表现。

那么，从史实的叙述中，从言语的感叹中，从事实的详约中，从论赞的观点中，我们大可感受到《史记》的国家情怀、国家思想、国家态度、国家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天下一统、顺民仁治、德政为上、任贤使能等。这些思想既是传统思想的综合提炼，又是近两千年来中华传统思想的重要著作。

比如《五帝本纪》开卷就论中华民族的起源。用一种十分自信、十分敬仰的笔触叙述黄帝、尧、舜兴起发展的事迹和思想观念。首篇就寓意、就颂扬天下一统。在《秦始皇本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对一统之后的国家管理问题，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其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岂不难哉！廷尉议是。”所创立的郡县制不仅成了千古以来的国家管理最佳机制，沿用到今，且重要的是解决了诸侯分割、民族一统、国家安宁的根本问题。《秦始皇本纪》在引用琅邪台石刻资料中同样体现了这一思想，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城！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数不同，法度不明，假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长久。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司马迁对于一统天下的帝王将相们，其言、其行也是大嘉褒扬，特别是在叙述边境和平、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思想犹为突出。

善于顺民仁治，在《史记》中也体现得很多，特别是在涉及帝王将相的管理思想、管理行为，涉及到国家发展政策等，顺民意、重仁道是一个重要观念。比如在《秦始皇本纪》中就批评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意即始皇不重仁义治天下，以暴力为重。对于汉高祖的仁政却加以赞扬：“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中强调：“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孔子说，“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这一民为帮本思想贯穿《史记》，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今执政者、管理者重要理念。

在《史记》篇章中，德政也是司马迁的主张之一，且随处可见，并且成为判断官员政绩、为人的重要标准。《史记》首篇所载的《五帝本纪》中就详细记载了尧禅位于舜的故事，尧看重的就是舜的品德，而舜推让就国也体现了其大德。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不必探究，重要的是他彰扬了一种国家治理的思想，对管理者的要求。在《吴太伯世家》中也有“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更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中感叹“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可见其德之重要。及今数千年来，这样的思想观念一直承传，不可不赞叹啊！

天下兴衰，人才为重，任贤便能也成为《史记》的重要国家观念。在纪、世家、列传里大量留下了为国奉献的贤相良将的光辉事迹。秦并天下，就使用了大量贤才，其中《史记》选以记载就很多，如《商君列传》《张仪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等。《高祖本纪》中说：“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可见其人才对于国家之重要。

三、深刻的规律求索

一部文学作品的贡献，除了他的美学功能，还有他的知识功能。在知识功能中，也有常识性、基础性，同时也有理论性、思想性。而前者应系普及性、大众性，而后者则具深远性、久长性，或者说是影响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具有高度性。如果说一部作品的影响度要广，那么他的内容高度一定要高。《史记》探求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很多特点、很多规律，而且具有积极的当代价值，当然是具有很高的高度。

黑格尔在《世界史的概念》一书中把论述历史的方法分为三个层面，即原始的历史学，只记录原始的所见所闻。反思的历史学，对史实有一定的观点和思考。哲学的世界史，把历史上升到“各个民族的一种精神原则和这种原则的历史。”这三个层面越往后其高度越高。《史记》从史学的角度讲兼具有这三个层面，当然，位于第二个层面的性质更为充分。那么，从文学的角度讲，兼具这三个层面更具有文学的高度。因为，只有史实只是知识性，有了反思则具有思想性，上升到哲学当具有理论性。这三个层面互为作用，更具有可读性、欣赏性。特别是如果只有反思、只有哲学思考，那么，他只是一些论说文，辑在一起最多不过也只是一部论文集，大大失去了文学的特征。所以，其中在史实基础上的规律性探讨，成了《史记》文学高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司马迁“一家之言”追求高度的充分体现。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其思精就是探求和贡献了一系列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民族等等观念和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只要叙事所及，大都夹叙夹议，或者前序后赞。这些观念和思想虽然仅是一些观点，并非一篇又一篇系列论文，或者逻辑性长篇大论，但在史实叙述的同时，加以自己的论述，表达了司马迁的思想和观点，把这些观点总揽起来，仍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甚至有的可以上升到理论层面。这些观点总结了历史、社会发展规律，探求了事物发展本质，对历史是一大贡献。更重要的是这些观点有的仍具当代价值，甚至有的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优良细胞，对历史、今人、未来有着积极作用。所以，读其文，想见其人，无不敬而仰之。

《史记》有一系列的本纪、表、列传，特别是从历史人物的叙述中，呈现了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发展，有国家层面的，有时代层面的，有宏观层面的，有个体层面的，但无论如何呈现，都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宏大而久远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在文字之中感受其历史，感受其兴盛，也哀叹其衰亡。这些虽然已成历史，用生动的画面和深刻的评论结合在一起，让我们领略到了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行业发展规律。

特别是那些如儒林、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社会百业百态的叙述，既可了解百业百态发展，还能认识其基本特征、规律。如《货殖列传》是一篇关于经济方面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篇经济史论。其观点之深刻，以至于千年以来仍然影响着当今的人们。文中所言：如果农民不种地就会缺少食物，工匠不做生产就会缺少用器，商人不做买卖就会造成财物短缺，财物匮乏就不能开发自然。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的衣食来源，本源大就会生活富裕，本源小就会生活贫困。上富其国，下富其家。还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其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社会、民众的重要性。文中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揭示了经济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经济发展的本质。

《酷吏列传》则充满了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精神，文中引用了孔子的话：用政令来管理人民，用刑法来整治人民，人民只是暂时的免于犯罪，却不知道廉耻为什么。用道德和礼教来引导人民，人民才能从心里归服。司马迁说汉朝建立以来，国家和法律宽缓，提倡朴实无华，官员又亲民，老百姓平安无事。由此说，治理国家要重视德教，而不是用严刑。传中所呈现的就是那些酷吏者的事例，老百姓背弃仁义而生巧诈，违法犯罪，官吏们又不能引导教化，只好用严厉的刑法来制裁，这是本传所要表达的思想。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阅读本传，那些官吏们不重教化而用酷刑治民的典型就是我们学习的反面教材。

《儒林列传》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史传，不仅记载了众多的在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且叙述了中国教育自孔子开创以来的发展历程，论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教育与官吏素质的关系。司马迁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汉朝的教育：“自汉兴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这一思想与“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和官吏制度结合的典型思想，一直延续到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

四、宏大的历史叙事

一般来讲，一部有文学高度的作品，除了其思想境界有高度外，其内容也需要相当丰富，世上没有哪一部内容单一的作品被称之为有高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梦楼》就是典型的例证。《史记》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并发挥着重要的文学影响，其内容的博大、叙事的宏大，有着重要的作用。

翻开《史记》，就会受到震撼，从古至汉直叙三千年，从帝王公卿到将相，从文人雅士到士农工商，从国家治理到市景生活，从重大战争、重大国是、重大政治事件、到细微之处的家长理短，从重大历史宏观叙述到文人雅士小集，从思想理论观念论述到诗词歌赋讨论，从政治军事社会到风俗理趣，真是博大、广大、宏大。不仅是一部历史长河的宏大画卷，还是一部百科试的全景展示，尤其是用文学的笔调、文学的结构，让读者在历史的画卷中欣赏到宏大而又生动的朝代兴替、人物风云、山川变幻，以及优美、或者悲苦的生活场景。这笔调如意地指挥着一代帝王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如意地命令着王公贵卿、文人雅士驰骋生活、事业成败、情感喜乐；如意地展示着百业百态兴旺发展，甚至小人物、小故事在宏大画卷中精彩点缀。这笔调虽然成于千年之前，但读来犹在目前。指尖翻动着书页犹如我轻松的与文中人物、事物亲切交流，甚至还有亲密感、认同感。如历场景、如历事件，与之同悲、同喜、同生死。掩卷而思，无不兴奋而敬仰，同时也无不三叹而意绵长。当你走出书卷，展转反侧，你会收获丰满，甚至新生臆想。也会激励读者更好生活，更好工作，更加努力奋进。特别是在应对一些艰难险阻，当会充满信心。至少在我阅读之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个个体，在历史长河中、在大千世界中、在百业百态发展中，之渺小如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哪怕一小点痕迹，需要极大的勇气、极大的胸怀、极大的智慧、做出极大的贡献。

比如《五帝本纪》，只有4600余字，虽然记载的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虽然大多资料来源于传说，但却有纵横中华民族源流的广大、历史的久远，特别是人物、地名、故事虚实结合，史实与评说相生，读来很有真实感。比如黄帝葬于陕西桥山，有墓为证，有千年古柏为证，有历代文献为证。假如是文学手法的结构，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在收罗万象资料后的伟大叙述。

比如《周本纪》，文章不太长，只用一万余字，记载了周朝八百年。从创立到发展，从兴盛到衰亡，从德让到争权夺利，从天下太平到战争四起，从家人和睦到刀剑杀虐，读来让人敬、让人惊、让人叹，特别是如此多的战事、如此多的场景、如此多的大事小事，一一呈现于文字之间，其司马迁胸中不知容纳几千万事物，才有如此精准、如此生动、如此条分理析，而又牵人魂魄的叙事雄笔。这笔墨仅一个朝代就已经很宏大了！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真个是不胜枚举。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史记》至少涉及数千人物，数千故事，数千场景，且将三千年历史，纵横于笔墨之间，岂不是伟大的作品耶！

五、丰富的人文精神

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也是《史记》文学高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情怀，人文精神，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一部有高度的文学作品，至当有高度的人文精神。小说、诗歌、散文、童话、民间故事等，都是涉及人。没有人的作品不是文学作品，否则就是科普、是学术、是理论。《史记》初衷是写史，笔法、结构、人文关怀、作者在场，却又具有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吸引力。

而这样的人文情怀贯穿于《史记》全书，充实着每一个篇章，融入于每一个局部，无论是写帝王将相、贵族公子，还是写文人雅士、士农工商，无论是叙史、叙事、叙人、叙物，还是对话、议论、评论、引文，都充满着人文情怀。这些人文情怀有的呈现于人物的言行之中，有的呈现于事物发展之中，有的则呈现于思想表达之中，有的呈现于故事情节跌宕、兴衰成败哀叹、作者在场体验等之中。一个篇章之后，一个故事之后，一个人物之后，总让人滋养颇多，获益匪浅。如此丰富的人文著作，其高度能不高乎！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总是让人读了之后可以修心、可以养德。《史记》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这一点。司马迁满篇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字里行间充满着道德精神，一个德字可以概括《史记》的人文情怀。开篇《五帝本纪》就重德。轩辕黄帝能够做到“诸侯咸来宾从。”与其德布天下有关。能够“修德振兵，治王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与其德有关。对尧帝的评价也是：“其仁如天。”“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顺德，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对舜帝的赞许也是“二十以孝闻。”在《孝文本纪》中还赞叹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年，德至盛也。”齐太公姜子牙，这是民间传颂最为广远的一个人物。因其品德高尚，得为封国。司马迁专门作了《齐太公世家》。但是，这一品德传之数世后，其子孙不孝者令人咋舌。文中有一故事，读之无不惊异：齐桓公病重时，五个儿子各自为党，竞相争立王位。及当齐桓松病故，五个儿子相互攻伐，齐桓公死了67天，尸体腐烂生虫，虫子爬到门外，他们仍然不管。这一不德故事完整的载于《史记》之中，以教育后人。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就是说把古今兴衰事呈于读者面前，其目的是以之借鉴。从史书的角度讲是这样，从道德的角度也是这样。与此类似的反面事例还很多。司马迁说得好，就是要让“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太史公自序》）其爱憎分明之如此。

文学是人学，人学的重要一点就是关注人的生命。《史记》中叙述了很多这样的内容。《淮阴侯列传》一开始就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韩信饥饿时受了大娘赠饭。一个是胯下之辱。这两个故事都寓意深刻，对韩信影响致深。这两个故事充满励志和人性，具有教育和启迪作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讲述的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事故，与“老当益壮”的态度，也成了很多中老年人良好精神面貌的代名词。尤其是在一些文人列传里这类故事更多。屈原是一位文臣，同时又是一位文学家。其《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记载的屈原的一生，屈原的灾难，屈原的贡献，屈原的精神，读之无不让人动容。就是作者司马迁本人也在文末叹息不止：“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就去，又爽然自失矣。”今人读来也与作者一样，既惋惜，又遗憾啊！

如果说体现在《史记》中的人文情怀十分丰富，那么这种情怀更来自于司马迁本人的人文追求。司马迁自己就说，要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这本身就是《史记》人文关怀的一种高度。他这样立下了誓言，也向着这个目标，将其一生贡献于此。他虽然谦虚地说，这只是“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其实是发愤著书。完成了526500字的煌煌大著，流传了近两千年而仍受读者喜爱。特别是每当读毕《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更敬其人。所以说《史记》的人文精神不仅在文中，还在司马迁一生追求的精神状态中。同时，也期待我同读者一样，在书内与书外不断求索，究其人文精神，将之传承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