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远去的恩师

回忆我远去的恩师

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历时几年。忍痛割爱，删减再删减，我终于完成这片纪念性的文字。我把它就叫着——回忆远去的恩师吧。

一、闲篇

有同学把我冠之为诗人，说我有诗人的家国情怀，有金属般叮当直响的正义感，有满满的正能量。他们太高看我了，我不是诗人，我跟他们说，我写的文字，不敢称其为诗。因为我知道，诗人是有激情的，而我没有，确切地说，我没有了。

我清晰地记得公元1979年7月9日，那天中午，不，也许是下午两三点钟，那天中午下了一阵雨，我和当时还可以叫做同学的小伙伴们，在我们即将离开，再也没回去过的教室里躲了一阵雨，而后我们回家。路过学校餐厅的时候，餐厅后面整整齐齐码放到屋脊的干竹竿——那个时代的脚手架，忽然就哗啦啦崩塌下来，很响很响，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之后学校里的人奔走相告，才知道，那是一次轻微的地震。打那时起，我的激情就丢了。

后来，我曾努力寻找过，我一直寻找。我把激情丢到九华河的沙滩里了？我把激情丢到我们这代学生丰碑般的九中校园里了？它是从我们这代学生肩膀上站立起来的。诺大的校园呀！想不到二十年不到，如今成了杂草遍地，灌木丛生，兔走狐突，蛇窟鼠窝的一片废墟。真可惜！我把激情丢到那座我们学生心中的校舍，丢到水泥、钢筋、红砖的结合体里了？我把激情也或许丢到九华河西岸那座著名的磨刀山上，学校的茶园，变成片片绿茵茵的叶片，泡在校领导、老师还有很多很多喝茶人的茶杯里，幻化成氤氲的香气飘散了。又或者回到家乡，把激情丢到了那个叫史垄畈或者叫娘娘庙或者叫九亩冲的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秧垄之中。也难怪，在与炎炎烈日、沉沉惊雷、汹汹而至的蚂蟥和不断袭扰的蚊虫抗争，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当中，把激情丢掉那是轻的，同学左某某，同学闻某某，等等等等，他们把生命都丢掉了。虽然人有旦夕祸福，也属正常，但终究这生命个体，不是一粒雨滴。真是天可怜见！

我一直没寻找到写诗最要命的东西——激情，后来我又知道了，这光有写诗的激情还不够，还要有写诗激情的资格。就像当年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也不会写诗，他写的最好的文字可能就是他生命终结的时候，画的那个圈。他骂过小D是什么东西。像我这种人，可能也不具备有诗人激情的资格的，也只能是个什么东西。

写纪念某人之类的文字也一样，也是需要资格的。所以，我只能老老实实，写些文字来表达我走出学校大门，在社会上混迹，及至四十年之后，对远去的老师的一些些回忆。好在我知道，我的文字是登不了那些所谓的大雅之堂的。

二、师谊

我姑且把这一段叫着师谊。本来，在写师谊之前，我是要写磨难的。但这个磨难，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客观原因，社会环境，家庭条件等等等等。客观原因话语权不在我这，且又说来话长，所以我也不想说。另一部分原因，是我的主观原因而致。说到主观原因，就得说到师谊了。

师谊，顾名思义，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教和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友谊。

其实，我从少小到长大，师谊这东西从模糊到清晰。少时，我压根就不知道师谊，也即是与老师之间的情谊。跟别的学业有成，高考金榜题名，前途一路鲜花，或是花团锦簇的同学相比，他们谦虚，得体，总是师恩如山，师恩深重什么的。而我并没有这么看，我以为当得起师恩深重的如孔子之与子路、子贡 ，郭荷之与郭瑀（南北朝时代，河西走廊的一对师徒），毛泽东之与徐特立（不过是徐特立后来追随毛泽东，老师追随学生），王亚南之于陈景润们。我承认我很顽劣，至今有些老师还是这么看我的。但我就是我，我不伪装，也不愿意伪装。从小学到初中，乃至到高中，我们的老师走马灯似的不停地更换，我所遭遇的老师我都数不清。

一两年的某一门课程都坚持不到。只能算一两个月的某段教学，甚至一两天，一两节课的教学。如果说到这样的师生也是师恩深重，我只能表示无语。我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师，这不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它有着几千年古今中外教学史的印证。但这并不能代表全部，甚至只能算是个例。我敢于这样叩问，在某个走马灯似的教学时段中的老师的记忆里，他能记得我是谁谁么？恐怕不能吧？而师谊可是个双向命题哟。

当然，有没有师生有着深重感情的？有。我不知道谢老师对我是怎样想的，听说谢老师已然仙逝，无从考证，但我对他的感情是有的。过去模糊，中间为生计所迫，没有时间去想，及至人到中年，随着性格和生活环境越趋向稳定，我对谢老师的师生情谊越来越清晰。

借用那些有出息的同学的话来说，谢老师对我可以说是恩重于山。而我对谢老师却只能用两个字“悔”和“愧”来形容。

“悔”，是我不知道谢老师对我的好，或者说，青春年少时，我压根就不知道好歹（我们家乡话）。我记得初一开学初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怀着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学校，环境好，档次高，学生多的九华中学的新鲜感，再也不像在小学那样，提着个竹篮子（装书）或是裤子口袋插本书就上学校去，而是背着个黄书包，咧着嘴，满面得色，脖根子昂昂地走在人面前。这个黄书包，是我母亲偷偷攒了半个多月的鸡蛋攒下来的。也就是说，我到读初中时才有了真正的书包。为了我的上学，我母亲可谓是殚精竭虑，没少花心思。我上初中了。我老子逢人就说，还是新社会好，我家八辈子也没有读过这么多年书的。在他老人家的眼里，上一二年学堂，扁担大的一字，认识个几箩筐，自己的名字会写就行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也难怪，自宣统元年，他来到这个世界到今天，他能认得几个读过很多书的人呢？唯一一个解放前在屯溪十二联中当总务主任的高先生，还在曾经的他的治下接受管制。就这样，我在我老子认为我不该再念，我老娘认为我就要再念的氛围中，我屁颠屁颠背着黄帆布书包上学。可是，在学校里，一连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名叫姚志舜的老师，来自各大队（后来叫村）的学生们并没有把这个瘦瘦高高个子的一口江北桐城腔的老师当着老师，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叽叽喳喳，海吹胡侃，整个教室，犹如一个牲畜粪堆，嘤嘤嗡嗡，喧闹不休。那几天不知道校方准备工作没做好，还是咋的。班主任没就位，各科教师没上岗，天天都是大家自习，书本还没发放。直到有一天午后的第一节课。

在哄乱的教室里，有人拍了几下桌子，有同学小声在喊：老师来了，老师来了。果然，一个矮个的，瘦瘦的，头发后梳的中年男人，站在第一排中间的课桌跟前，严肃里带着一丝微笑：“当前，什么是头等大事呀？”？声音不大，他在问同学们。

衣扣敞开着，表明他马不停蹄，尚未歇息就直奔教室；脸上带着疲惫，声音有些嘶哑，表明他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严肃而带着微笑，表明他临阵受命，知道自己将要和这七十多个孩子长期共处。这班孩子好带还是不好带？我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他好像自己回答了那个头等大事的命题，还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从此，我们也就认识了这个矮个子的瘦瘦的谢老师（为了表示尊敬，我还是不要提他的名讳吧）。

三、往事

坦白说，初中时，我跟谢老师的关系是不太好的。主要是我这个人按现在话讲就是有点二，没心没肺，口无遮拦，再加上长相奇特。初中的时候就串到一米六几的个儿，小脑袋、长脖子，衣服总是跟不上生长的速度，老是捉襟见肘。有一次，走在上学的路上，后面忽听见两个女生在喊：“金杆棒，金杆棒------”喊了两声，我不得不回头，瞧瞧四下里也没其他人呀？我说：“喊我吗？”两位漂亮的学姐捂着嘴，笑弯了腰。我想起了我这副尊容，长脖子上扛个小脑袋，底下裤腿差不多吊到膝盖处，可不就像连环画上的孙悟空的金箍棒嘛。我不由暗地里为这两个漂亮学姐丰富的想象力喝彩。不知道是不是在同学中间有些“鹤立鸡群”，所以经常被谢老师拎出来：“高声喧哗”。

其实当时我很委屈，我觉得我在班上并不是太调皮的，也不算夸夸其谈，甚至讲话语速还相当的慢，何来“高声喧哗”呢？到现在我也不知究里。

但生活和学习上，谢老师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尽管按亲疏远近排队的话，我恐怕离他的距离要数最远，从教室内要排到大门外，但他也很关心，不能否认。

前面说过，我们的老师极不稳定，更换的非常频繁，今天你来，明天他来。每换一个老师，他都会给人家如数家珍地介绍，哪些人作文写得不错，哪些人数理化好，哪些人英语好。我经常被他拎出来批评，也经常被他在哪些新来的语文老师面前提及。

最后那次是高二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他两年多了，初三上学期他就没带我们的班主任。学校分文理科，由他带高二文科班班主任。一九七九年我国高中还是两年制，只不过由冬季毕业，改为翌年的夏季毕业。也即是按原冬季毕业的惯例，我们应该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就高中毕业了，延长半年，那就是一九七九年七月。此时也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分班的时候，谢老师作为新班主任，按照学生一贯成绩，偏科现象，把我编入到他的文班，却被我拒绝了。我跑到理科的重点班甘执牛尾，后来我又选择不考中技，而考大学（那该死的一九七九年，大学、中技不在一块考），再后来，我名落孙山。

我当时虽然年已十六七岁，却还是懵懂无知的孩子一样，说不客气点就一傻子。我不了解我自己，不了解自己需要什么？我不明白谢老师这次编班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或许谢老师永远也不知道，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那两次选择，是我——他的不屑弟子一生的痛。

我对于谢老师，还有一个字就是“愧”。

我虚十八岁，高中毕业。两年半之前，十五岁的时候，要上高中了。我的父亲已然年近六十七岁，我的母亲也奔五十八岁了。都知道那个年代，中国农村一个六十七岁男人和一个五十八岁的女人，是否可以称老头老太太的人了。而我的父亲不知道自己是三个月还是三个年头，他的父亲就没了，父亲的母亲把他带到之后改嫁的人家。其艰辛成长程度，其苦难万状的人生经历，是不容我们现代常人所想象的。父亲说过，他在八岁过麻花（过去年月，我们孩子普遍要得的一种病，现在我国境内已消除。）的时候，东家（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个小长工几年了）要他照常去放牛。那是个冬腊月的天，他在出着麻花，外面刮着大风，他不得不出去放牛，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正在发烧，浑身起着疹子的八岁孩子，结果是高烧四五天不退，人长得按我们家乡人说的话——老坏了苗，还永远落下眼睛看不清东西的后遗症，所以自我记事起就听村里人背地里都叫他“老瞎子”。

我的母亲，在她六岁的时候，搁现在恐怕吃饭还得爷爷奶奶喂着吃的年纪，我的母亲六岁就被送到人家做童养媳。婆婆家是不养闲人的，孩子也一样。我的母亲每天被派着打猪草、喂猪、喂鸡鸭鹅，带夫家的孩子。其实都一般大，不过是他们的使唤丫环。还要端着小板凳 ，垫着脚趴在灶台上洗锅碗。有一次，因为没够着放得远一点的碗，掉在地上摔碎了一只，正在切菜的婆婆，顺手就是一菜刀背，母亲的头顶登时就被砸出一个血窟窿，幸亏抢救及时，要不然这一下就砸过去了。当然，所谓抢救，也就是把她的头发剪下一纠，烧成灰堵在血窟窿眼上，止血了事。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在编故事，但我要告诉大家，我虽然不算是读书人，但我和我的母亲一样，对读书人有着深深的向往。中国很多读书人昂首向天那点骨脉我还是有的。我没有必要拿我敬爱的父母亲的人生经历来编故事。

我常常想，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他（她）们还真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因时代和命运走到了一起（有关他们的结合，又是一个传奇，我另有文字叙说）。想到他们的苦难，我就禁不住要哭。我总想到要怎样弥补他们，想到怎样报答他们。我又恨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唯一的能耐就是哭。无奈他们都已离去多年，不需要我的弥补和报答，也不需要我的哭泣了。我深爱着的父母双亲。

我上高中，父母亲已然是农村的老人了。十多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对孙少平的故事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我哭过一次又一次，心如刀绞般难过。

在我上高中这件事上，我的父亲做出了坚决的指示，不让我读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我四岁的弟弟，正要上初二。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大我四岁的，已然到了出嫁年龄的姐姐。农村里的人都知道，女劳力是没有男劳力的工分值高的，所以姐姐只能保自己，然后就是我年近古稀的父亲和将奔花甲的母亲。母亲既要完成家里的家务，又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累不堪言。所以，我父亲决定我不再上学，做工分，养活自己，仅供弟弟一个人读完初中。

三年的初中相教和相学，我不知道谢老师对我家的情况是否了解。那个时候，我一方面懵懂无知，只光顾着有兴趣的书就埋头拼命去读，诸如童话、神话、革命故事、小说之类。不感兴趣的书，就丢到一边，从不问津，如数理化英语。除此而外，就是玩。那时候，班级上差不多隔三差五到农村，去开门办学，去学三机一泵，去实践，去参加劳动。当然更多的是建校劳动。有时，一个星期，六天劳动，在九华河挖砂石，填校舍的地坪。一天又一天，挺辛苦。上课的时候，多半夏天的中午，就到九华河洗澡，八都河抓鱼。那时候，八都河河水浅，泥沙淤积，滩涂密布，鱼很好抓。清澈的河水流过浅浅的沙床，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群群肥硕的半大鱼儿——我们管它们叫红袍子，在游弋。真是一忽儿东，一忽儿西，晶莹的鳞片闪烁着七彩的颜色。我们几个四处围堵，一会儿就把鱼们赶到水更浅的汊子里，鱼们急了，慌不择路，就往沙滩上奔突，我们就跟在后面眉花眼笑地抓，直抓到把我们早上从家里带到学校做午饭的搪瓷缸装不下了才肯罢手。春天里，我喜欢爬到学校后面的土岗上，看满眼鹅黄的油菜花，村边粉红的桃花和身旁一垄一垄绿油油的小麦，倾听纺织娘忧伤的鸣叫。哪顾得上学习呀，也顾不上诉说我家的难事。二方面，在我的印象中，也不知道人家是啥样的，人家的父母会不会为自己儿女上学的事纠结无奈。好像有少数人家也有些难事，以致于有些同学也是情绪低落，私下嘀咕不念不念之类的。

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谢老师来到我家。他说他散步散到这儿的，我不知道他是真散步还是有意来家访，反正我家里学校也就三里地，趟过九华河，十几分钟就到了。

谢老师给我的老父亲算了一笔账。在我们这一届之前，凡是回到各个大队的高中毕业生，大队是会安排工作的，当小学教师，当兵，招工，做各个部门的会计，文书。一般只要是高中毕业的，都会安排的。谢老师就是用这个憧憬，说服了我的父亲。半小时后，我的父亲欣然同意我仍就读完高中，直至毕业。我母亲的喜悦之情不敢言表，偷偷地摸着黑到灶间打了四个荷包蛋，热气腾腾地端到桌上。那时候，家家户户还是点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得出谢老师当时也很激动，满满的成就感呀。但说什么，鸡蛋他是不吃的。我父亲跟他让来让去，最后眼看着鸡蛋都快凉了，快没有刚端上来那个味了。老师才要求我到厨房拿来另一双碗筷，老师从原先的碗里拨出两个，和我父亲分着一人两个，这才依依不舍的吃下去。我当时却说不清是喜悦，还是忐忑。我知道明天我又可以上学去了，但我又想到，还有三个学期（后来改为四个学期）就要毕业，而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老在后头，我的心里还是五味杂陈------

四、愧悔

我重新上学的机会是谢老师帮我争取的。学校第一次按成绩分班，我因为成绩差分到了他所带的四班。我们年级一共就四个班。他没有责备我，反而因为我回到他所带的班而欣慰。但我还记得他当时并没有带我们的课，还在带着初中的课程。我到今天也想不出，当时学校怎么就弄出这么奇葩的安排，班主任居然不带自己班级的一门课程。我觉得在同学面前低人一等，情绪低落。他安慰我，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今天的失败未必是将来的失败。失败了还可以再来。

第二次按成绩分班，有人进到一班，我依然在四班。我听不懂有些老师的讲课，结论是我不听课，我脑子笨，我是个差班生，老师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是学生。所幸的是数学我遇上了又一个江北桐城人，史本贵老师，那是个很真诚的老师。第三次我终于被分进了一班，也就是学校里所谓的重点班。

我感到我终于在很多同学的面前露脸了。我记得有漂亮女同学给我取了个外号——老夫子。我被短暂的虚荣搞得在云彩里飘着，忘记了自己的原形。

紧挨着第三次按成绩分班，便是分文理两科再次分班。我拒绝了谢老师的好意。

一个无风无雨也没有阳光的下午，谢老师灰暗的卧室兼办公室里，他告诉我，我适合文科，最好学文科。

我说我花了一年半时间放弃了文史地（语文历史地理），专攻数理化（数学物理化学），现在我不愿放弃（其实是虚荣心在作祟）。

许久许久，他没有说话，最后，他说：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你走吧。

我离开了他。我不知道，就这样我永远的离开了他。

我当时为什么就没有想，谢老师为什么要把我编进文科班？全年级二百六十余人，他还把我列入文科班前十名？我当时为什么就没有想过，谢老师帮我作出进入文科班学习的选择对我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当时为什么就没有想过，不尊重谢老师的安排，对谢老师自尊是不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科目的选错，加上后面档次的再次选错，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注定了我一辈子的痛。

嗟乎！都说人生只要能抓住几个关键点，就一定会有精彩人生。人生能有几个关键点呀！

我，无颜以对我在后来的岁月中无法不时时想起的谢老师，我，真正领会了“悔之晚矣”的沉重分量。我愧！我太不懂事了！我后面的坎坷人生，我后面的狼狈人生，皆源自当时没有听从谢老师的话，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些！以致于我不能不归结到：这就是命——这个老掉牙的理论！

五、尾声

高考结束以后，一个偶然的日子，我和谢老师在故乡小镇北端的大拱桥桥头相遇。他问我今后的打算。我猜他已然判定我再无考上大学的机会了，所以并没有鼓励我再次参加高考，只问了我今后有何打算。我很颓废，没有回答。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怎样走下去。现实是复习再无可能，也就是说参加高考再无可能，只有回家种田一途。然而，就我这单薄的小身板，生产队里人都笑我，大风来了能把我吹跑的主，在泥水田里跋涉，能行吗？

谢老师又一次给了个建议。“学个理发的吧，那手艺不要多大的成本，也不失一个饭碗。”我当时笑了笑，没往心里去记，也可能我当时还不知道能不能决定自己。我们就这样分别了。之后，听说他举家迁到了新疆的克拉玛依。我不知道我们就那样以微笑作别，就是永别。从此在没有见过我后来一直记挂着的老师，此时我该叫他恩师！

在后来的严酷的现实生活当中，我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地招架着生活的风刀霜剑击打。我并没有遇到像谢老师跟我父亲算账时候憧憬的那样，被大队里安排工作的机会。一九七九年，我们国家农村正在进行改革。原来的生产大队代之以行政村为单位。农村已经是说好听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说不好听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时代了，怎么可能安排一些高中毕业生工作？。我回到家乡，像从小就在泥水田里胼手砥足成长起来的乡亲们一样，躬身播种，弯腰收割，面朝黄土，背对晴天。养蚕喂猪，放牛砍柴，洗衣做饭，样样都干。为了多挣点钱贴补家用，农闲时节，到很远的石台中龙山林场深山背炭，“两鬓苍苍十指黑，心忧炭贱愿天寒”。到铜陵碎石岭煤矿下井挖煤。我被难以应付的农活和接踵而至的盖房子结婚生孩子，忙的是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到恩师对我的这份恩情，更没有记起恩师的建议，确切地说，这是忠告。当庙前街头各种美容美发、理发铺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那些因做着人们顶上功夫而鼓起腰包，人模狗样的站在街中心吆喝的时候；当某一个商贩的老婆，指着我说我的妻子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的时候，我想起了恩师的学个理发手艺的忠告。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

我在想，如果那时候，我听进去了恩师的建议，就学个理发手艺，或是在街面上找一间半片铺子（事实上我还真找过，在我的左腿被压坏的那段日子，可是镇里的某个领导没批准。在我的腿没被压坏的头两年，我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两年两次想去当兵，可是两次在村级组织那里，都被当权者给否决了。也许我的腰包也会渐渐鼓起来，也许我也会人模狗样的站在街头大声吆喝，也许我也会叉着腰，大喇喇地评说别人是牛粪还是宝贝蛋吧。但那时候，我确实不能决定自己，我混沌，我迷惘，我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幽灵，在故乡的山野之间彷徨。

一千多年前，我们老陆家有个祖宗陆游老先生，一连写了三个叠词，错错错，追悔自己年轻时的错失。我感觉这就是个魔咒，在我这里又是错错错，我又该怎样追悔少不更事的错失呢？

恩师在跟我父亲攀谈中，了解到我的家庭。我父亲两个孩子，我母亲也是两个孩子，他（她）们结合之后，又有了七个孩子（其中三个，小时后夭折了）。他跟我谈过，他跟我是一样的境遇，他特别知道复杂家庭的后面孩子的艰难。他跟我说，我们有同病相怜之感。

他跟我谈这些的时候，我看不清他的脸，但他的声音我依稀记得低缓而又忧伤。我知道他心里也藏着太多太多的事。不然，不远万里，举家北迁，很难做到的。

很多时候，我都不想写这些。这也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的原因。因为写这些东西，我的心里特别伤感，眼泪就止不住要夺眶而出。我曾经联系过他一两次。因为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他的联系电话，直到高中毕业三十五年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我在师生通讯录中才找到他的联系方式。不知道是我拨错了号码，还是我得到的号码本就是错的，还是他早已把我忘记了，不想接，就是联系不上。我知道他老人家纵横国家几千公里，执教半个多世纪，自然是桃李满天下。我不过是他那苍天桃树上的一朵未开花结果的花骨朵，尚未绽放就凋零到泥土里变成了个土坷垃而已。但我就想跟恩师道个歉，说声：谢谢！无奈这个机会都没有了，是造化弄人？还是怎一个“错”字了得？

时至今日，一切皆已浮云西散，大河东流，万千歉意只能流注笔端，作一篇寄不出的文字留存。惟愿恩师家人俱各安好！惟愿恩师如我的父母一样，于圣洁的天堂，永享安宁！学生将努力活着，好好活着，始终放恩师音容笑貌于心上。

敬奉短歌一曲：

生三千年。

死三千年。

朽三千年。

生又何欢？

死又何惧？

朽又何憾？

蓬勃有蓬勃的根基。

热烈与热烈的秉性。

向上有向上的梦想。

昂首向天，

不仅仅是西北的胡杨。

更有那瑰丽的梦，

梦在太空中翱翔。

                                  2020、11、30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