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槐荫下

少年时，有段时间一直想弄明白：槐树到底有几种？

当然，此类问题显得幼稚而无聊。高中时写作文，讲述家里曾经养过的几只小狗，那些小狗命运多舛，或被弃，或横死，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我的初衷是记录下这些曾经的朋友，并且作文的题目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某某某》之类。那是一个飞快的写作过程，我竟然被自己的叙述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年轻的语文老师淡淡的朱批只有半行：文笔不错，但没什么社会意义。

当时我不明白所谓“社会意义”的真实含义，当然我没有反驳老师，疑惑的是：我怀念那些可爱又可怜的小动物，对这个社会而言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吗？

其实到现在也不甚明白，隐约觉得，意义似乎因人而异。譬如哲学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小区门口的保安问，表现出的是职业操守。哲学家这样思考，是对学问的终极探究。寻常人这样问，是精神分裂的前兆。

胡乱读书时，看《五灯会元》里有个故事说得是高僧迦罗，修为高深，善于讲法，但未能解脱生死。迦罗双手执花去问佛陀，佛陀说：“放下。”迦罗便放下左手的花。佛陀又说：“放下。”迦罗又放下右手的花。佛陀第三次说放下的时候，迦罗疑惑地说：“我已两手空空，没有什么可放下的了。”佛陀于是告诉他：“我并不是让你放下花，我让你放下的是执着。”迦罗当即顿悟，于是超越生死轮回。佛陀一语迦罗顿悟的故事让我羡慕不已，但我修为不够，放不下关于对那些狗、那些树的执着。又或者，我只是放不下对纯真年代的某些美好记忆罢了。既然放不下，那就执着罢。

记忆里的槐树有两种：一种有刺，每年四月开出满树的槐花，芬芳馥郁，香甜可食。另一种无刺，花不可食，花苞晒干称作“槐米”，据说可入药或做染料。村里人把前者叫洋槐树，后者叫槐树，这着实让我困扰。初中的植物学课程并未传授这些具体而显微的知识，在若干年后我仍然执着地试图弄清两者之间的差别。

前者的确叫洋槐，因为有刺，所以又叫刺槐，是豆科剌槐属的代表性植物，原产地竟是美国，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从欧洲引入中国的山东半岛。这就不难理解那个“洋”字，大凡舶来的东西我们习惯加一个“洋”或者“蕃”以示区别，有飘洋过海自蕃邦而来的意思。譬如来自中亚细亚的洋葱，来自南美洲的“狼桃”取名蕃茄，在我的家乡又叫做“洋柿子”。原以为土豆就是马铃著的别名了，我的家乡叫“土豆子”不过是因为亲切或者随意些，到上海后方知另有芳名叫做“洋山芋”，加“洋”字同土著的山芋以示区别。

至于另一种叫做槐树的，乡亲也没叫错，的确叫做槐，因为原产本土又叫“国槐”以区别“洋槐”。但在我看来，两者区别明显：首先是“洋槐”有刺而“国槐”无。第二，“洋槐”在四五月开花，是我们那时的饕餮盛宴，国槐则是七八月开花，不能吃，花蕾可入药。第三，洋槐叶片圆，翠绿而且轻灵，国槐叶子稍长且有个尖儿。

弄通这些无意义的知识后，再回想少年时代的四五月份，在洋槐树上与蜜蜂争食满树的槐花是件极具成就感的事情。那些白中带绿带红褐色花托的槐花一串串几乎挂满所有的枝头，开着的像一只小小的蝶，没开的像一把缩小而精致的梭、弯刀？顺着花枝薅一个满把，可以直接塞进嘴里，那些花瓣、花蕾、花托在口腔里被牙齿切割，清脆的声响伴着甜香瞬间占领所有的味蕾。

其实不仅是我，洋槐的嫩枝和绿叶还有槐花那些香甜的总状花序也是兔子的最爱。我曾经养过一大群的灰兔和花兔，采集食物是那时放学后的主要工作。我相信槐花季也是兔子们的最幸福时光，每当我扛着一捆绿白相间的洋槐枝走近兔栅的时候，所有的灰兔都闻声围过来，它们的豁嘴儿飞快地翕动，着急地用强壮的曲尺样的后腿支撑着站起来，两只前腿耷拉着，一双充满祈求的大眼睛，望着你。

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来，叶和花不断地调整着角度优雅而迅速消失在他们嘴里，不知道他们是否来得及品尝槐花独有的香甜，因为眨眼间功夫，一捆洋槐枝就只剩下最粗硬的木质部分。

暑假的时候，我便去采集国槐的花苞，也就是被称作“槐米”的。与洋槐相比，国槐的花黄绿色且小，采了花苞晒干后可以卖给镇上的收购站，这是农家孩子独有的发财之道。一根顶端固定着倒U型粗铁丝的长杆是最主要的工具，还需要一个筐或者编织袋，再就是需要身手和勇气了。因为国槐花的繁密程度远小于洋槐，若想采集那些古老槐树顶梢上的槐米，往往需要爬树。

用长杆的U形铁丝套住梢头长着槐米的细枝，转动长杆，槐枝往往一声脆响，从树梢跌落下来。这是简单而实用的“杠杆”原理，U形铁丝一条边充当重点，另一条边充当支点，手上加力旋转就能轻易折断树枝。在没有学过杠杆原理之前，我就能熟练制作和使用工具，这是农家孩子实践的智慧。

初中最后的一个夏天，我和同学明波扛着长杆，拖着编织袋，几乎访遍村里村外所有的槐树，有被狗追赶、遭人呵斥、擦伤肚皮、差点儿掉下树来和冒着瓢泼大雨狼狈回家等种种遭遇。这些跟取得的成就相比都不算什么，因为暑期结束的时候，我用晒干的一小袋“槐米”在镇上的收购站换到一小沓由十元、五元、一元和若干毛票组成的巨款。征得妈妈同意，我在供销社里购置一些必须的学习用品。再到开学的时候，我将正式进入高中。购买的具体名录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件是奢侈品，是一根当时流行的、紫红色的人造革皮带，皮带扣是带着滚轴的不锈钢做的，光滑而闪亮。

其实，对槐树的执着是有意义的。至少，在我的少年时代，他们分别代表原始的美味以及劳动创造财富的最初实践，况且如果有心统计，我生命旅程中还有那么一小段儿是在槐树上度过的呢。

当时我已隐约发现，洋槐年轻且大都长在村外，而国槐古老往往在街前屋后。区别或许在于土著的历史远远长于舶来者，而且，后者已被赋予某种文化象征，通俗的说法是“门前栽槐，升官发财”。

《周礼·秋官·朝士》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说法，意思是三槐是“三公（太尉、司徒和司空）”的位置。据说上古时候，朝堂下植有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列坐其下，“三公”对应的是三棵槐树。“三公”是朝廷职位最高的官吏，于是三槐俨然成为高官的代称。至于为何是槐，而非其他？王安石的解释是：槐华（花）黄，中怀其美，故三公位之。槐花黄不难理解，“中怀其美”可能是指槐树材质坚硬，纹理致密，引申为胸怀品德之美。王安石的本意大致是如果不是内外兼修，又如何做得“三公”协助君主治理天下呢？

继续引申，似乎还有在槐树下断案的古制。《春秋元命苞》云：古之树槐，听讼其下，使其归实也。意思是在槐树下断案方能实事求是。听说中央纪委大院里就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树下有石，上有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的题字：古槐听讼。小字的解释是：槐树被认“灵星之精”，有公断诉讼之能。无独有偶，黄梅戏《天仙配》里，董永与七仙女的婚姻大事由槐树公公来裁定，更是相当于最早的婚姻公证了。

《宋史·王旦传》里也记载一个与槐树有关的故事，说是宋真宗时期的兵部侍郎王祜屡立战功，且以文章、清廉和忠厚著称，于是“天下以为相”，但王祜却因“直道不容于时”，终于未能做成宰相。王祜心有不甘，在开封府第的堂前亲手种下三棵槐树，并将宅子题名“三槐堂”。王祜自信地说：吾之后世必有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果然，王祜的儿子王旦担任宋真宗的宰相十二年，孙子王素在宋仁宗的时期也担任高官三十余年。

苏东坡在《三槐堂铭》的末句提到：郁郁三槐，惟德之符。意思是那三棵郁郁葱葱的槐树啊，正是王家仁德的象征啊！天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槐与官与财的某种因果关系因此得到进一步巩固。

自然而然，后世的国子监以及贡院开始种植槐树。北京建于元代的国子监彝伦堂有一棵用琉璃墙围起来的古槐，相传是国子监第一任祭酒许衡所植，距今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据说它在明末已经枯萎，但乾隆年间忽然萌发新枝，当时正逢慈宁太后六十寿诞，此所谓天降吉祥也。文武百官纷纷题诗作画，乾隆皇帝自然不闲御笔，吟诗一首《御制太学古槐诗》，原文是：“皇宫嘉荫树，遗迹缅前贤。初植至元岁，重荣辛未年”。无独有偶，故宫英武殿的断虹桥畔，也有著名的“紫禁十八槐”。《旧都文物略》里记载：桥北地广数亩，有古槐十八，排列成萌，颇饱幽致。明清两朝，每当朝会时，文武百官自槐荫下鱼贯出入。在这里，槐树成为精神激励或者心理暗示的标志。相比较而言，古人的励志含蓄而优雅。

上层建筑的示范作用历来可成风气，有高官贵胄对槐树的不懈推崇，布衣百姓自然趋之若鹜。所以槐树也从英武殿、国子监散落到小村的街前屋后，后世老北京的风貌竟然可以简约概括为“古槐、紫藤、四合院”，可见植槐风气之盛。在山东惠民县，清代的鲁商世家魏氏庄园的门前也有一棵著名的老槐树，大门的匾额上写着“树德”二字，似乎是最近的佐证。至于入门级的风水先生们干脆通俗易懂地将槐文化简化为“门前一棵槐，不是招宝就是进财”的顺口溜。无法统计家乡史上是否有过公卿大夫之类的高官，更无从考证倘若有，是否因为槐树之缘故？但这些都不妨碍种槐的行为本身，这种算不上信仰的虔诚，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村朴素生活的组成部分。

除了洋槐和国槐，在许多园林、庙宇或者古宅、公园里，时有看到国槐的变种“龙爪槐”以及“金枝槐”的。龙爪槐枝形若飞龙在天，据说故宫御花园有蟠龙槐，为天下龙爪槐之最。金枝槐的枝条色泽金黄，口彩与卖相极佳，有时就拿来做了行道树。

离开故乡那些槐树已经多年，吃槐花、采“槐米”作为过时的经验已经无处传播，但与别样槐树终是无法亲近起来。至于槐树到底有几种，果然已经不再重要。

时至今日，槐树断讼的角色早已悄然引退，只剩下求官追禄的世俗情结。宋朝诗人洪皓在《咏槐》诗里写道：弛担披襟岸帻斜，庭阴雅称酌流霞。三槐只许三公面，作记名堂有几家。前两句写景：放下担子，敞开衣襟，头巾也歪了，在槐树的浓阴下喝着美酒，畅快！后两句则是发问：既然只有三公这样的大人物才有资格面对槐树而坐，那么，古往今来，（他们中）清史留名的又有哪几位呢？调侃，或者讽刺，但也已经与槐树无关。

村里有棵古槐，不知有几百年的岁月，树身已经倾斜，树洞几乎可以容身，但仍然活着。树下的人来来去去，也不知换了多少茬了。有一年回故乡，特意路过树下。凉风习习，感觉风从史前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