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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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之后，社交日少，为友所不喜，被判曰“宅男”。自省一二后发现果真如是，但仍以微笑不语相对。理由在陆游的一首“七律”里，诗句一时背不完整，诗题却是深得我心----《居室甚隘而藏书颇富率终日不出户》。笛卡尔说：好书,读起来如同和世界上最杰出的人谈话。如此说来，室中已有圣贤满座，还有多少出门的必要呢？庚子年春节后避疫家中，大把闲暇可用来读书，于是便挨个儿与圣贤们亲近。疫情尾声时，腰腹和头脑竟然都有肥满的感觉了！
扬扬去欧洲留学后，他的房间当然地变作我的“书房”。面积不过十多平米，除去衣橱睡床，“甚隘”。几盆兰草绿植、几块捡来的石头算是文玩清供，剩下的便是书了。原属中学生的书橱容不下，新来的书开始胡乱沿着墙往上砌，几千册，颤颤巍巍地堆，直到堆成一堵一人高的墙。摆放时往往随意，全然不觉马尔克斯同王阳明挤在一块，卡尔维诺又与汪曾祺亲密无间……不过，找书时看着貌似杂乱无章的组合，细思有种大异其趣的感觉。譬如《西方哲学史》与《道德经》，《理想国》与《乌合之众》，《裸猿》三步曲与《人类简史》。此番种种。
藏书中最为“珍贵”的有两套：一套是人民出版社1966年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根据1952年8月第1版重排本，1966年7月改横排本），还有一套是上海古籍社1978年四卷本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两套书并非善本孤本之类，尽管封面还包着牛皮纸，但书页早已泛黄，锈迹斑斑了，所谓“珍贵”是因为这是父亲的遗产，前者年岁竟然长于我，隐隐有文物的感觉了。除此，父亲留给我的藏书都是不成体系的期刊之类了，《青年文学》、《收获》还有《上海画报》等等，在徐汇商业系统从事会计工作的父亲用麻线仔细地装订成厚厚的几大捆，还用重物压得齐整，就像装订会计凭证。我猜想这是父亲的同事们阅后送给父亲的，或者是父亲从废纸堆里捡出来的也未可知。因为父亲那时微薄的收入需要养活远在山东的奶奶、母亲和我们五个子女，藏书或者订阅期刊绝对是一件奢侈得有些过分的事情了。这情形极像欧阳修当童年从隔壁李家的破筐中觅得好书的情形。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中的描述是：“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李氏），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工作后，有了自己的收入，但买书仍是有所顾虑的。好在开始有零星的稿费，于是用稿费来买书，“量入为出”，颇有“以写养藏”的自得。再后来还参加“贝塔斯曼”的书友会，一路买书就像打怪升级的游戏一样，一直玩到钻石级。从集体宿舍搬进新居后，各类书籍很快塞满装修时添置的两个书橱，这让接下来的收藏不得不有所收敛，但碰到心仪的书还是少有犹豫。2003年在澳门科技大学内的书店里看到香港太平书局的《全本金瓶梅词话》（明万历年间刊本影印六卷本），标价600港币，远超预算，盘算一番后还是决定砍掉其他项目倾囊买回。这比起父亲当年再三斟酌花6.85元买下的四卷本聊斋，我有一掷千金的“豪气”。
说实话，没有去做藏书家的理想，买书皆是因为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渴望拥有。这跟爱情已经有些相像了！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但于我却是书非买不能读也。生怕一本好书读到妙极处、拍案惊奇时，忽然想到需要归还，便有珍宝得而复失、拱壁让人的伤感。现在看来，这种情形与失恋完全可以归为一类。大凡藏书家多少是有些怪癖或是迂腐的。司马光读书如敬神，杨循吉（明朝藏书家）赠书犹嫁女。南宋的费衮在《梁溪漫志》里记载司马光读书的开场式：“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最令人莞尔的是我的书在出版后送给老家的叔，不多久有人闻讯去借，老人家断言拒绝，说还没开始读呢。来人无奈，问：何时读完？叔曰：那谁知道？得等到大雪封门时节才会开始读。没想到，一生务农的老人心中竟然深藏一个关于读书的仪式，近乎神圣。
听说后，我忍着笑再次寄往老家数十本。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把我的书寄给父亲了。虽然时常幻想父亲当年从徐汇调往金山石化后，一个人在宿舍读书的情形：橘色的台灯，繁体竖排的聊斋，一杯粗茶或是半杯廉价的白酒，还有几颗花生……
可能就是这样，父亲慢慢地把阅读融进人生，也融入家族的血脉和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