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在公元1798年,某月的某日,45岁的诸暨富商斯元儒正沿着上林溪溯流而上,归家。时隔200多年,斯元儒的这次荣归是招摇过市还是锦衣夜行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从山外的精彩世界回来的中年男人踌躇满志。他要在诸暨城南、笔架山麓的斯姓故里建一座大宅,一座起码有一千根柱子的大宅。
猜想这是斯元儒埋藏心底并且酝酿已久的规划,而且相信斯元儒是带有某种攀比的心态做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因为在一百多公里之外的绍兴府新昌县的拔茅村,已经矗立起一座属于张姓的千柱屋。−−既然已经无法做到最早,那就必须造得更大!而且,经营桐油、木材生意起家的商人斯元儒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力和因之而来的自信。
很快地,原本人迹罕至、香榧树花开花落的螽斯畈村开始热闹起来,上林溪的河埠头开始经历从未有过的喧嚣。粗大的圆木、石材,青砖,各式建筑材料一船船依次运抵。方圆百里内有名的石匠、木匠、漆匠,各类名工巧匠接到邀请一一前来报到。
很快地,一堵堵的砖墙开始长高,一根根的柱子竖了起来。拴马桩的石雕逐渐成形,门楼的砖雕正在打磨。木匠的场地上,长锯破开圆木的哧哧声已经响了很久,满地的刨花和锯沫散发着木香,一群斯家的孩子兴奋地跑来跑去,大狗小狗也跟着跑来跑去。
斯元儒当时应该站在笔峰山的山腰上,注视着一切,捋须,微笑,运筹帷幄。傍边站着的是设计师,或者还有一位负责统筹的大总管。终于,在一个千挑万选的黄道吉日,在一长串的鞭炮声中,这座位于浙中深山的“千柱屋”终于落成了。坐南朝北,依山面水,用五纵三横的庭院式组群布局彰显内敛的雄浑。建筑群落以正门、大厅和座楼为中轴,方正的院落向两侧扩张,分置了8个四合院,10个大天井和36个小天井。据说走遍“千柱屋”的每一个角落可以做到“晴不见日,雨不湿鞋”,巧妙的设计既保证成员单位的相对独立又考虑家族联结的便利。整幢建筑廊檐环绕,门户重重。端庄、严谨,长幼有序,尊卑分明,展现的是农耕文明时代聚族而居的典范和理想。
不知当时处于兴奋中的斯元儒有无认真清点柱子的数量,据后人提供的准确数字是:砖木结构的千柱屋东西面宽108.56米,南北纵深32.10米,占地6850平方米,共有121间房、32条弄堂和1322根柱子,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千柱屋”了。当然,“千柱屋”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屋,以其恢宏的气势,俨然是一座徽派建筑风格的城堡,粉墙、黛瓦,庄正、雄美,成为江浙中重峦叠巘和苍莽绿色里的奇观。
以当今的眼光来看,作为商人的斯元儒不仅有足够的财富,还有足够的持重老成,他的“千柱屋”接近完美地实现建筑美学、财富张扬与安全守成之间的平衡。堡垒外围的高墙阻挡(或者威慑)所有觊觎财富的眼光,而堡垒内部则用食不厌精般的雕刻来张显低调的奢华,在消防、通风、采光、排水系统的设计方面亦堪称巧妙。当然,中轴线上的正厅不妨奢华一些,这是家族祭祀、议事以及重大活动的所在,采用的是五架抬梁式结构,面阔,高大、开敞。上乘的抬梁,粗大的金柱,覆盆的柱础,一切设计都必须与正在逐步架构起来的家族威严相称。
其实,最值得玩味的是这座建筑所展示的道德伦理、礼仪传统以及价值取向。正厅两侧的八个四合院分别是斯元儒四个儿子霖槐、霖棣、霖楚和霖株的居所,名为“丛桂堂”、“双槐堂”、“福寿堂”和“仁寿堂”。福寿和仁寿易于理解,所谓“仁者寿”。至于“丛桂”和“双槐”的寓意则明显指向进学取仕:桂树有“蟾宫折桂”之意,而槐树古称三公之树。那么,丛桂、双槐其实已是斯家子弟科举进仕的励志之树了。还有,斯元儒四个儿子的名字中竟然有“四雨”“五林”和十三“木”,无论是人丁繁茂还是木火生金,都是显而易见的家族茂盛之意了。需要说明的是,“千柱屋”不过是民间的俗称,这座大宅正式的名字叫做“斯盛居”。
名字刻在中轴正门的青石门额上,“於斯为盛”四个九叠篆字曲屈平满,与额枋两侧凿刻的松、梅、花卉、人物的精美浮雕相得益彰。“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虞唐之际,于斯为盛。”“斯”为“此地”之意,恰又是“斯”姓之斯,一语双关,“斯盛居”的得名浑然天成,一切仿佛早有设计。
200多年后的这个秋天,“千柱屋”的天井里阳光融融,铁树之类的盆栽绿意正浓。居民们支着木架竹匾,晾晒新鲜的花生和黄豆。几只肥胖的母鸡悠闲踱步,地面上密密匝匝的卵石间生满细弱的青苔细草,当年镶拼的花纹和图案依稀可辨。其实,外雄内秀的“千柱屋”最精致处莫过于各类雕刻:石雕、砖雕和木雕,共同组成千柱屋最为丰富的文化符号,并与建筑格局一起,无声地诉说千百年来耕读文化的传承。北门的重檐式门楼采用石雕或砖雕,浮雕图案多样且寓意丰富,引人遐想。譬如“小船出、大船进”,譬如“出将入相”,譬如“文王推车”。门楼的格式大门上雕有“卧冰求鲤”等六幅孝子图,取自“二十四孝”;正厅前檐柱作牛腿承托,雕刻的图案则是鸳鸯荷花、松鹤长青、凤凰梧桐和乌鸦反哺;四堂的门窗腰板上则雕有梅兰竹菊以及动物等吉祥图案、生动而精美。尤其是正厅照壁上端的《百马图》砖雕,马儿行走坐卧,或饮或食或嘶或戏,神态各异,无一雷同,可谓“千柱屋”雕技的点睛之作。
不过,“千柱屋”的落成,应该只是斯元儒宏伟目标的第一步,另一个更为远大的则是与治学进仕紧密相关的家族振兴计划,可以称为商人斯元儒的文化自觉。事实上,“千柱屋”难以计数的文化符号已经清晰地指向这一理想诉求,更何况斯元儒名字的本身已经寄托父辈的期望呢。既如此,那就开工建造“笔峰书屋”罢。选址就在屋后“林泉之胜,甲于一邑”的笔峰山上,只需铺凿一条蜿蜒而上的石阶。
200多年,时光如洗,笔峰书屋已经沧桑,朴旧,不复《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里记录的景致。当年三层小楼的规制和登高望远的气势仍在,苔痕斑斑的石桌石凳也在,当年植下的树或枯或荣还在,只有琅琅的读书声已经不在。历史写在老树虬曲的枝干上,写进一座叫做斯盛居的千柱屋里。值得一提的是,书屋当年没有设计随时上下的楼梯。斯家子弟上学后便撤去扶梯,只有等到放学才能架梯下楼−−斯元儒的苦心孤诣竟至于此。
有道是,苦心人,天不负。斯家子弟在随后的岁月里的确不负厚望。“岁进士”、“明经”、“孝廉方正”、“文魁”,……,不同年代、各个层级的匾额高高地悬挂在大厅各处,彰显斯家门楣光耀的历程。至于创始之功的斯元儒,也有“五世同堂”、“襄成赈务”以及“乐善好施”的褒奖,悬于大厅的正上方。在官方的资料中,斯元儒的身份中有了“太学生”和“叙议登仕郎”这样的称谓,前者似属学位,后者可算功名。无论是闲散性质的九品文官,还是皇家授予的荣誉学位,斯元儒终于荫子封妻,可谓功能名就了。
时至今日,斯家子弟多星散各地,“千柱屋”已不复当年的繁盛。时间悄悄磨蚀曾经的辉煌,“孝廉方正”、“彤管重辉”等匾额字迹依稀可辩,但更多已漫不可识,有的还能辨识道光某年的落款。斯姓之中仍有后人居住在千柱屋,但因空旷而显清冷。时近中午,有人家正在炒菜。老式的柴灶,烟气争先恐后穿过青石透雕的窗栊。老式的木橱柜边上,拉拉扯扯的电线,一台崭新的冰箱靠在嘉庆年间的柱子上。历史和现实,有时遥不可及,有时近在咫尺。
有条黑狗,极壮硕,自到“千柱屋”便与团队一路相随,几乎寸步不离,不叫也不媚,一直伴到游历结束,自去卧于屋外溪边的路旁。上林溪的河埠头有老人在晒太阳,有妇人在用菜刀削番薯,一刀刀把红红的皮削去,露出金黄多汁的瓤肉来。上林溪中,流水潺潺。笔峰山下,微风习习。黑狗、白鹅。远山、古树。静谧和安详里,一个追寻世俗荣耀的梦想已经归于沉寂,又或者已经用另一种全新的方式展开。
渐行渐远时,再次驻足回望,夕阳下的“千柱屋”的黛瓦落寞,粉墙斑驳,墙上还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语,红色尚未褪尽。想起果戈里,他曾说过:“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经缄默的时候,它依旧还在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