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能心静即是凉

李白的《夏日山中》在他诸多的传世佳作中算不上脍炙人口，但从了解诗仙真实形象的角度，“天子忽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里有表演成分，扮相中多少带着职场的狡黠，而《夏日山中》算是诗仙真性情无矫饰的本色出场，可谓返朴归真。诗中李白消夏的情形是这样的：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诗中有画（当然画面有些不忍直视）：坦胸露腹的诗仙躺在树阴底下，懒洋洋地挥着羽扇，头巾之类的饰品胡乱挂在石壁上——浑然一幅不再接受人间拘束的形象。有人说魏晋遗风在，我觉得叫“剪径赤松林”也未尝不可。如果把属于知识阶层标配的白羽扇换作朴刀板斧，画面就能很自然地切换到“水浒”：哪里还有什么诗仙太白，林间分明横着一赤条条剪径大盗！

看官莫笑。酷暑向来难耐，何况李白本是放浪形骸之人。没有空调设备的古人如何消夏？这的确是个问题。对此最有心得的可能是白居易，白老爷子有心归纳的一首《何处堪避暑》其实是可以作为古人“消夏指导手册”的。譬如消夏的地方可选林间或者非阳光直射的高楼（何处堪避暑，林间背日楼），或者水面随风而行的舟上（何处好追凉，池上随风舟）。既然消夏避暑，还须保持恬淡的心境，一般表现为：睡到自然醒，饿了便吃饭，饱了再去玩，累了睡一觉，醒了来碗茶（日高饥始食，食竟饱还游。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还不过瘾的话，那就把袜子脱了，把脚丫子放进溪流里；把头巾也解了，让山风拂过稀疏的头顶（脱袜闲濯足，解巾快搔头），消夏至此，才是真正的享受啊（从心至百骸，无一不自由）！

幸福总是相似的，想来也包括山中消夏。清代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寄》记录自己山中消夏的三年美好时光，事后怅然写道：“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今欲续之，求为闰余而不可得矣。伤哉！”考察李渔的山中消夏，会发现与李白、白居易的消夏基本属于同题作业。李白属自拍摄影作品，白居易是多幕剧编剧，李渔则既是编导还是演员，并且在场景中加戏，譬如“裸着身体躲在荷花从里跟妻女们捉迷藏”。《闲情偶寄·颐养部》中的描述是：“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这场面即使现在听来，也有凉风袭来心旷神怡的会意，果然是“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

暂不说李渔消夏的体验，也不必夸大白乐天老爷子消夏指导手册的作用，朝阴凉处走大概率是诗人们本能般地心之所往。譬如陆游往山里去，山中有农事的野趣：城市方炎热，村墟乃尔凉。拂窗桐叶下，绕舍稻花香（《六七月山中甚凉》。戴复古往庙里走，庙里有出尘的清静：万松深处坐，六月午时凉（《慧力寺避暑》）；杨万里是躲到乡下去，乡下有独到的风景：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塔水满溪。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西（《桑茶坑道中》）。秦观往有水的地方赶，拄着拐杖，急急地，像是着急摆脱官场俗务的纠缠，赶到画桥南畔时分，已经明月悬空，船笛悠扬，不过总算可以坐在胡床上悠闲地欣赏荷塘月色了：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消夏诗》）。

白居易消夏法大致可归纳成“先动而后静”，相对于是还有一种“先静而后动”的，静到极致的便是：譬如睡个长长的午觉如何？

君不见，柳宗元一觉醒来，山中的清凉静谧仿佛如约而至，最令开怀的是隔着竹林，听到茶已经煮好了，欣欣然挥笔写下：南州潺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心牗。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昼偶作》）。明代的王同祖（文徵明的外甥）干脆把消夏的午睡移到凉爽的上午，早间凉爽，何不睡个酣畅？至于正午时分，再移到水中的采莲房就是了。诗曰：荷花池畔竹凉床，一枕闲消夏日长。燎过水沉天正午，旋移小艇采莲房（《夏日金陵制幕即事宋》）。有时觉得古人在消夏的午睡醒来赋诗一首几乎是程式化的规定动作了。如果说差别，那就是懒懒散散地找点事儿干之后再赋诗一首。陆游是找出旧琴，点起沉香（午梦初回理旧琴，竹炉重炷海南沉《夏日杂题》）----这是个仪式感满满的画面。正在乡下的杨万里午睡醒来也不曾好好地看书写诗，而是掬山泉浇芭蕉，天真的小童听到水声，以为是下雨了，匆匆地跑来查看。杨万里这才提笔记下这个注入喜感的场景：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又懒开。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

但如果睡不着，那就得被动地“等凉”了。有等到风来的，“招凉不用频挥扇，自有熏风入座来（《消夏词》宋·王松）”；有等到雨来的，“山村一带竹檀栾，风雨潇疏入夏寒（《消夏杂咏-看竹》清·牛焘）”；更多的是等到月上枝头，譬如徐繗（明）“坐来林月上，凉思满房栊（《避暑东湖寺》）”；譬如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夏夜追凉》）。”

话说古人消夏，无论是山中林下，还是庙里乡村，此番种种，明朝诗人王鏊概括为：“信是人间无暑地，我来消夏又消闲（《消夏湾》）”。究其实质，消夏是末，消闲为本。诗中那些“儒佛老庄皆我之用”的“我”们，消夏纳凉是形而下的表征，消闲修心才是形而上的至道。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年的夏天拜访恒寂禅师后，得出“但能心静即是凉（《苦热题恒寂师禅室》”的结论，他在《销暑》诗里总结消夏的“心法”：关键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关乎心在何处！如果心除物役，那么暑热自消（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这或许是消夏的最高境界了，此时身心的或愉悦也便不在寻常的器物层面了（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当然，此时白居易所说、古诗人所求的，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消夏避暑。但能心静即是凉，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足以让我们深思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