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鸟儿

仍然记得2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淫雨菲菲的春天，每个周末我都去闵行区一家不起眼的医院探望父亲。

从梅陇车站出来，照例等那班总是跚跚来迟的公交车。我记不清它是703路还是753路，我站在锦江乐园对面、江南的春雨里默默地等待。有时我干脆选择步行，那医院说远不远，说近却也不近，走过去大概要二十分钟。绵绵春雨中，我有时有伞，我有时无伞，但浑身总是湿漉漉的。我踏过路边的积水，有时那辆久等不至的公交车就从我身边驶过，溅起一片水花。

小医院并不起眼，前方马路转角挂一块破旧的同样不起眼的木牌，上面写着闵行区结核病防治院。医院到了。

锈驳的铁门里迎面是几棵高大的香樟树，树下几个锈迹斑斑的长条铁凳，仿佛也算是一个花园。父亲就住在树后二楼的第四间病房，十三床，病房里孤伶伶只有父亲一个病人。父亲阴差阳错因腹水住进了结核病医院，所以只能一个人，他甚至没有病友。寂寂的走廊里飘着淡淡的来苏水味，几个油漆班驳的氧气瓶歪在墙上，间或会有一个病人斜披着衣服，趿着拖鞋立在某个门口静静地看着我。

走廊的顶灯多数都已坏掉，光线愈发的昏暗。我身上的衣服愈发湿重。护士值班室闪着橘色的灯光，女孩子的笑声愈发显得清脆，随湿寒的风蜿蜒穿过走廊。

多数时间父亲依被坐在靠窗的病床上，披衣看着窗外。窗外是依稀的树影在暮色里轻摇。看到我，父亲总是点点头。我把带来的水果和营养品、几天来的报纸放在父亲的床头柜上。

父亲问：又下雨了？

我说：又下雨了。

我捏捏父亲的被角：冷吗？

父亲回答：不冷。

医生说过什么吗？我问。

父亲说：医生没说什么，只是让我注意不能感冒。

我问：自己感觉呢？胃口好吗？

父亲说：胃口挺好的，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你们不要担心，也不要告诉你妈妈。

近六点时，窗外已经黑透。走廊里声音响起来，伴着临室剧烈的咳嗽----吃饭时间到了。等父亲把医院食堂的米饭和缺油少盐的菜吃完，洗了碗筷，我也该到姐姐家过夜去了。

父亲于是催着我早些走，窗外早已是华灯初上，马路也像一条晶亮的河。

从那年春节前到春节后，在二个多月的周末，我不断重复这条路线，我熟识了那个帮父亲煎药的安徽阿姨，还有两个时常帮父亲把饭菜打好的安徽男子。每次我都很热情地向他们敬烟。春节时空荡荡的医院里几乎只剩他们陪伴几个不能回家过年的病人。满脸严肃的医生婉言拒绝我们接父亲到姐姐家过年的请求。于是那个寂寥的春节父亲只能独自在医院里过，而母亲还在山东的老家，或许她还企盼年前的某个傍晚，我们一行风尘仆仆地推开自家的大门呢。

我们在姐姐家放鞭炮，在清冷的病室，父亲能听出有一串长响是我们为他点燃的吗？

父亲的病终于开始好转，他鼓鼓的腹部开始小下去，再小下去。有时我在周六的上午到医院，如果阳光好，父亲多半坐在阳台上，面对葱笼的香樟树冠。

我问父亲：你在看什么？

父亲说：你看，你看那里有只鸟儿。

树荫深处果然有一只鸟儿，黑灰的羽毛，头顶却是白的。纤细的脚爪抓住枝丫，正兴奋地昂首翘尾叫着，上面的枝丫还有一只同样的鸟儿，也叽叽喳喳回应着。

我说：那边还有一只。

父亲点点头：我查过，它们叫白头翁。你看，那只已上了年纪，白头翁年纪大的时候，头部的毛会变成白色。它们一共有四只。它们早上飞出去，晚上飞回来，回来之后就叽叽喳喳，就像一家人家。

那真是些可爱的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