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潍河到浦江,从渤海湾到杭州湾,从山东半岛的那个村庄到这个上海边上的这个小城,近千公里的路程。我无法统计母亲走过多少次,母亲自己也未必记得清楚。她只是在电话里说: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到上海来了!
八十四岁的母亲说得轻描淡写。
同行的只有三哥的小女儿美玲,初中刚毕业,腼腆,动辄脸红。大约是第一次出远门,还包括第一次乘坐高铁和第一次需要她像个大人一样来照顾奶奶。好在这段路程母亲走过若干次了,事实上这段短短的路程她已经整整走了将近一生。
或许她的经验可以派上用场。
可是,这条路还是以前那条路吗?
二
母亲终于顺利抵达上海,由姐姐去接站。
这座城市正在忙着连续打破一百四十年来的高温记录,而我正在一堆琐事中无法脱身。但只要我不去接母亲,她就会一如既往地认为我在忙事业呢。尽管母亲电话里说此行的目的是到我这儿看扬扬,但她只能暂时住在姐姐家里。
其实,扬扬对这个远在山东的奶奶并无多少深刻印象,我试着问:你记得奶奶吗?他说:记得啊!
扬扬跟我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回乡探亲,他应该记得山东的老家有个奶奶,那是他的爸爸的妈妈。虽然他血管里有母亲的四分之一血统,但他记住的其实更多是些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伦理关系罢了。
我让扬扬给奶奶打一个电话,他拿着话筒问我:我跟奶奶说什么呢?
三
终于把母亲接到我在小城的家里。
十多年前的一次轻微中风后,母亲的行动变得迟缓,但她坚持不要搀扶,甚至包括下楼和上楼。她一手抓着楼梯,一手拄着拐杖,一步一停,一步一顿,我慢慢地引在前面或者随在后面。印象中高铁在潍坊车站只停2分钟,从候车室到站台还有长长的天桥,母亲是怎么走过来的?又或者如果车厢号并不就在天桥附近的台阶下,是否又得走长长的一段站台?但母亲耳背得更加厉害了,有时我问两遍,她仍然答非所问。
时光已经改变了母亲,这是一件令人叹息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四
我休假在家,于是去采购些蔬果肉蛋之类。
采购和下厨的过程让我很纠结。一是母亲的牙齿所剩无几,若干年前配好的假牙因为不适的缘故也很少戴。二是我会烧的菜式并不多,于是不停地到电脑上“百度”一番,然后依葫芦画瓢,终于做成一个青椒土豆,一个油焖茄子,再蒸一大碗炖蛋,打开一个没有鱼刺的沙丁鱼罐头,菜就齐了。至于主食,就烧一锅大米、绿豆粥吧。我顺便还制成作为冰镇饮品的银耳羹,里放了好多冰糖。烧菜的间隙还把新鲜的桃子剥皮后削成小块,齐活了!
窗外是近四十度的高温,我在厨房挥汗如雨。一生都与父亲两地分居的母亲显然更习惯家庭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坐等饭菜上桌,但她对厨房那些代表城市文明的灶具充满陌生。母亲只得坐在开着空调的客厅里,这让她感到不安并且手足无措。
回想若干年前,母亲在灶上烙饼,而我是合格的帮手,专司灶下的烧火。玉米秸、棒子(玉米)皮或者其他各色的干柴得慢慢续进灶里,火不能熄,也不可过旺,须均匀燃烧。母亲弯腰站在灶头边,烙一个巨大的葱油饼。用锅铲配合着手将饼翻一个身,白色面皮上焦黄的花纹已经出现。葱花、豆油和粗盐正在完成生命的升华,香气慢慢地透出来,无上的美味即将完成。
清明返乡给父亲上坟,当地超市有类似的饼出售,但貌似神非,到底不是由我烧火母亲擀面,然后一起烙出的那种味道了。
五
二十岁那年离家,似乎直到今天才有一个整周的时间和母亲独处,但母亲很少说话,也不关心电视机里跳动着的那些花里胡哨。她经常看着扬扬的侧面和正在发育的背影,然后走神。
几天后,扬扬要参加一个钢琴的等级考试,他不得不无奈并且无助地坐在琴凳上,反反复复地弹奏《D大调练习曲》、《卡农》和《木偶的舞蹈》。但只要规定的时间一到,他就会坐上沙发并旋即拿起iPad,那里面有他真正感兴趣的世界。至于奶奶,不过是家里来了一位叫做奶奶的老人,他似乎只需保持应有的礼节即可。他和美玲很快混熟,俩人在iPad上玩“切水果”的游戏,对战。
母亲静静地看着他们。
饭后的闲聊中,母亲告诉我,村里的谁谁死了,谁谁已经瘫在炕上不能下地了。我努力搜索记忆,但最终往往只有一些模糊概念。母亲轻轻地叹口气,手里拿着扬扬的玩具魔方,下意识地活动着已经不复当年灵便的左手。
或者,去房间的床上小睡一会儿。
六
高温仍在持续,但我还是决定在傍晚时分带母亲去海边看看。
一路上,母亲出神地看着窗外这个她来过多次的小城。三十多年前,父亲从徐汇区的某公司被抽调到这个当时还只是个小渔村的远郊,参加一个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随后便在此扎根,直到走完剩余的大半职业生涯。期间,他的人品和工作成为诸多褒义词汇的现实表现,当然,现实表现往往并无多少现实意义。
据说当时曾有一项用来解决老职工夫妻分居的政策出台,也就是说,母亲的户口据此可以迁进小城,而迁进户口就能分到房子,有了房子那么就意味着在这城市 城市可以真正拥有一个家了。据说父亲那张笔迹隽秀的申请表一直在有关部门的案头等待批示,但父亲一直等到退休、患病、返乡而后辞世,此事再也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微风掠过池水,涟漪过后,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车在繁华中穿行,母亲探亲时曾和父亲一起住过的宿舍楼早已不在,那里现在一幢百货大楼。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商店,现在只剩一间在营业,其余的都租给一家著名的理发店。
我猜测母亲已经看不出这一切。
但我什么也没说。
七
海边都是人,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黝黑或者白皙的身体、花花绿绿的泳衣,金色的沙滩,绿色的棕榈树,有人在放风筝。扬扬和美玲赤了脚,飞快地跑向水边。我和母亲决定就地在观景长廊下的木制台阶上坐一会儿。
我问母亲:有多少年没来这里了?
母亲回答的却是,最后一次一起到这海边来的有谁,还有谁。我试着推算,那已经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母亲已经忘记一些具体的时间,但有些人、有些事仍然牢牢地印在脑海某处。
母亲说沙滩原来不是这样的。
我说眼前的海水是用堤坝围起来后经过沉淀和澄清的,所以变成了蓝色。黄沙都是从遥远的南方运来,适合沙滩排球比赛或者其他相关需求,原来的滩涂、爬满小小的螃蟹的、跳跳鱼在水洼里跳来跳去的,就在被黄沙覆盖着的地面下呢。
八
我用手机给母亲拍照,刚拍两张,母亲就摇手说不拍了。她说:老人了,有什么好拍的?
的确,母亲脸上的皱纹、有些瘪进去的两腮、灰白的头发和年龄带来的斑痕,在高倍像素的照片中清晰得触目惊心。
母亲什么时候已经变成这样?
六十多年前,她的身份是东家的二小姐,优悠的中学生,在遥远的北平。但她随父辈星夜回到山东的老家后,近于生计,于是不得不出嫁。除了人品之外,母亲对男方几乎唯一的要求是必须在城市工作。那时的母亲只想回归一座城市,尽管她刚刚从一座城市逃离。除了三亩薄田,只能算是家徒四壁的父亲因为身在上海,并且送给母亲一斤毛线,经过简短的书信来往后,母亲很快拥有第三个身份:农妇。
自此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母亲“农妇”的身份依然没有改变。时光只是不停地在“农妇”上增加或者变换着前缀,如:来自北京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农妇,男人在上海与婆婆相依为命的农妇,独自拉扯着五个孩子的农妇,曾经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而终于摸爬滚打农活样样能干的农妇……等等。现在,所有的前缀大概都可以省略,只留一个“老”字,即可。
我试着从母亲的眉宇间寻找,但其实我并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是那个穿着民国时代童子军制服的少女的妩媚吗?是那个与父亲远隔千里笔谈《早春二月》或是上官云珠的新妇的知性吗?还是独自拉扯五个孩子咬牙面对生活所有苦难的农妇的坚忍呢?
我不知道。
母亲沉静如水。
九
一周的时间很快,我得回公司上班了。
把母亲和美玲送到姐姐家时,母亲对我说:你们不用麻烦送我了,该看的我都看到了,也放心了。你们买张车票把我送上火车,让你三哥在那边接我就行了。
母亲又说:这次我来,你们以后就不用拖家带口麻麻烦烦地跑回去看我了,就等最后那次再回去就行了。
母亲还说:老家的孩子都是我帮着拉扯大的,只有扬扬这孩子,做奶奶的没尽到义务,心中有愧。这八百块钱算是一点补偿,当生日礼物也行,当压岁钱也行,你一定得收下!
母亲真诚地交待,我平静地一一点头答应。
十
高温仍在继续。
树上的蝉继续歌唱一个沸腾的夏天,房间空阔而安静。
本·强森说:时间是个秃头的老骗子。尽管我们热衷并哼唱着“Never Grows Old”,但其实无法改变什么。在这个优雅的骗子面前,我们只是俘虏或人质,永远都是。
在无奈和无助中被他取走青春、美貌、梦想,直至最后的生命,但这些似乎也并不重要。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此生我与母亲能有幸成为母子!
愿来生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