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纪事

人到中年后，社交日少，朋友们多有怨言，判作“宅男”。自省之后发现果真如是，但暗地里仍以陆游那首《居室甚隘而藏书颇富率终日不出户》作为借口。记得笛卡尔也曾说过：好书,读起来便如同世界上最杰出的人谈话。想象一下，室中已有圣贤满座，还有多少出门的必要呢？

扬扬赴奥地利留学后，他的小房间变成我的“书房”。面积不过十多平米，除去衣橱睡床，“甚隘”。几盆兰草绿植、几块捡来的石头算是文玩清供，剩下的便是书了。原属中学生的小书橱容不下许多，新来的书开始沿着墙根胡乱地往上砌，数千册，颤颤巍巍地往上堆，直堆成一人多高的书墙。摆放时往往随意，马尔克斯同王阳明挤在一块，卡尔维诺又与汪曾祺亲密无间……不过，有时看着貌似杂乱的组合，隐隐竟能找到大异其趣的感觉来：譬如《西方哲学史》与《纲鉴易知录》，《理想国》与《乌合之众》，《裸猿》与《人类简史》。此番种种。话虽如此，但得认真考虑再整一套坚实的书橱了，做一堵顶天立地的书墙模样，否则多少有对先贤不敬或者对斯文不恭了！

藏书中最为“珍贵”的有两套：一套是人民出版社1966年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根据1952年8月第1版重排本，1966年7月改横排本），还有一套是上海古籍社1978年四卷本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两套书所谓“珍贵”，但并非善本孤本之类，是因为这是父亲的遗产，也是家庭藏书的始祖，已经历时50余年，岁长于我。尽管封面包着牛皮纸，但书页还是已经泛黄，锈迹斑斑。每每看到不由心生敬意。父亲那时微薄的收入需要养活远在山东的奶奶、母亲和我们一群子女，藏书绝对是件奢侈得有些过分的事情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开始有自己的收入，但买书仍是有所顾虑的。好在陆续有零星稿费，于是稿费用来买书，“量入为出”，有“以写养藏”的自得。从宿舍搬进新居后，书籍很快塞满添置的书橱，这让接下来的收藏有所收敛，但是碰到心仪还是不会犹豫。记得世纪初年赴澳门科技大学参加MBA论文答辩，在大学书店里看到香港太平书局的《全本金瓶梅词话》（明万历年间刊本影印本，六卷），虽然标价600港币，竟然也毫不犹豫地倾囊买回。比起父亲当年再三斟酌花了6.85元买下的四卷本聊斋，我有一掷千金的“豪气”。

说实话，没有去做藏书家的梦想，买书皆是因为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渴望拥有。这跟爱情已经有些相像了！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于我却是书非买不能读也。一本好书读到妙极处、拍案惊奇时，忽然想到需要归还，便有珍宝得而复失、拱壁让人的伤感。

大凡藏书家多少是有些怪癖或是迂腐的。杨循吉（明朝藏书家）云赠书犹嫁女，司马光视读书如敬神。南宋费衮在《梁溪漫志》里记载司马光读书的开场式：“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无独有偶。前几年我把自己出版的散文集子送给老家的叔叔，不多久有乡亲闻讯去借阅，老人家断言拒绝，云自己尚未开读。来人无奈，问：何时读完？叔叔曰：那谁知道？须得等到大雪封门时节才会开始读……听说后，忍着笑又给叔叔寄去几本。叔叔算半个文化人，在等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呢。

只是，我没有可能把我的书送给喜欢阅读的父亲了。整理藏书时，偶尔会幻想父亲当年在宿舍读书的情形：橘色的灯光，泛黄的书页，一杯淡茶或是半杯廉价的白酒，还有几颗花生……

现在，扬扬已成年，也已开始买书，有德文版的《浮士德》和英文版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可以抽时间可以跟他讲关于爷爷、父亲半个世纪以来接续藏书的故事了。

岁月更迭，生命绵延，而文明，也正在传承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