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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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十的正午，阳光晴好。整个大河南村像是在阳光下打盹儿，连寻常的狗叫声也没有。南邻高高的屋脊上原本有只喜鹊在踱步，被我的出现惊扰后，喜鹊轻灵地往空中一跃，展翅飞走了。我目送喜鹊黑白相间的身形优雅地掠过屋脊上方，然后那里就只剩一片明晃晃空寂寂的天幕了。院子里一片空旷，窗下母亲多年前种下的那株月季还在，地面上的枝干不知被谁伐掉了，只剩地面下粗壮的根系。鲁西北的“六九”天气，寒意如水。我回到屋里的火炉边，无烟煤烧得正旺，连炉膛也烧得红通通的。母亲躺在里间的大床上，阳光从南窗斜斜地照进来，洒在母亲蓬乱的白发和枯槁的脸上。母亲正在等候死亡。
二哥守在床边看手机，我打开笔记本电脑，但其实也无所事事。我们默默地守在母亲身边，或者说等待。二哥就在母亲入住的养老院工作，年前他发现母亲出现诸多异于寻常的言行并且饭量大减，似乎一切都在暗示某个时刻即将来临，于是便和我们商量把母亲接回村里的老家。如果人生的旅程将要结束，那么，只有家才是最妥当的归处和重新出发的地方。当然，这件事已经铺垫很久，包括母亲自己。母亲说，自己是一枚熟透的瓜，什么时候瓜熟蒂落都再正常不过了。去年她就这么说，前年她也这么说。那时看起来，已经90岁的母亲身体还算硬朗，虽然牙齿快掉光了但胃口还算好。虽然二十多年前发生过轻度脑梗，但恢复得也不错，生活自理，还能拄着拐杖在养老院里慢慢地四处走动，去看花坛里的花和池中的锦鲤。但她还是经常地这么说。
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母亲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她是一部满负荷运转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在90多年的时光里不停地磨蚀和损耗，终于到了接近报废的时候了。用家乡的老话说，没病没灾的，也不受活罪，就算是走了，也算一桩福报了！昨天，叔叔在电话里也是这么说。他说：老嫂子年轻时拉扯你们一窝孩子那会儿就一直病恹恹的，能活到这么大岁数，真心是不容易了！临出发前，我又接到舅舅的电话，他带着一丝哭声对我说：我就剩这么一个老姐姐了，你告诉你妈一定得好好地活着，等着我回去看她。母亲的大姐和三妹已经在几年前先后离世，五位姊妹中只剩这个弟弟还有小妹，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小姨，他们都在遥远的乌鲁木齐。在我的印象中，只在小时候和这位舅舅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推算下来，舅舅也已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了。
叔叔还有舅舅他们关于妈妈的信息应是从姐姐那里来的。姐姐同姐夫是在除夕的晚上从上海赶回山东老家的，此前是三哥在照料母亲，但姐姐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在初八赶回上海。而我则在年假结束后迅速处理手上的事务，接力一样从上海往回赶。我们既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又担心错过生命中那个极其重要的时刻。我们保持着密集的联系，随时都在分析和判断母亲的某些征兆意味着什么。譬如说到死去的亲人，只能勉强进食流质以及开始终日昏睡。
我在年初九的深夜赶回村庄。那晚有淡淡的月光，但我仍然没有一下辨识出直通家门的胡同。我提前下了出租车，拖着行李箱，一边走一边恢复记忆。村庄已经沉睡，极少还有窗户透出光来。主路上的几盏路灯亮着，灯光和月光一起，把村庄的夜色切割成或淡或浓的阴影。行李箱滚轮的声音不知惊动了谁家值夜的狗，那狗开始叫起来，引得远处的狗一起跟着叫。断断续续的狗叫声像一串串水飘划破黑夜的寂静，然后又慢慢弥散在空濛的月色里。二哥在等我，母亲还在昏睡。我握着母亲的手，俯身在她的耳边轻声地叫：妈，我回来了！但母亲只是睁了下眼睛，然后又合上，没有任何表示，我只听到粗重的呼吸。二哥说：老妈这样已经好多天了，叫不醒的，别叫了。母亲的眼窝已经深陷，皮肤也已经松弛，脸上的颧骨像退潮后的礁石一样突兀。但母亲的手是热的，我把母亲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里，细细地感觉枯柴一样的手指和树瘤般的关节。
初十早上，二哥调制好藕粉。我们一起唤醒母亲，让她斜倚在棉被和靠枕的支撑上。母亲终于睁开眼睛，但眼神似乎带着诧异，她问：我死了没有？二哥回答：没有。落寞的表情在母亲脸上一闪而过，她又问：我不是死了吗？二哥再次回答：还没有。这时，母亲看到对面橱顶上的相片，又问：那是谁？我说：那是爸爸。母亲顿了一顿，说道：我对不起你们的爸爸！我迅速接上去问母亲：老妈，我是谁？还认得我吗？母亲看我一眼，然后说出一个名字，但那是三哥的名字。二哥说，从年前到现在，母亲多数都是这样，糊涂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前段时间的夜里尤其不太平。庆幸的是，汤匙送到母亲唇边的时候，她会本能地张开嘴，然后费力地咽下那些流质。
中午时，我思忖着用红枣、黄芪和参须在火炉上煮成茶水，用这茶水调制藕粉，还加入一小勺的奶粉和妻子特意准备的鱼松，调成黏稠的糊状，大约八分满的瓷杯，半梦半醒中的母亲居然全部吃完了。我隐约听到母亲干瘪的肚子在叽里咕噜地响，这让我莫名地欣喜。饭后，我用热毛巾给母亲稍作擦拭，甚至还在搽一点润肤霜。可能是阳光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屋里的温度以及食物的温暖，我隐约感觉母亲脸上多了一抹红润，但二哥说：那是你的心理作用。我承认我的唯心倾向，但生与死、灵与肉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自古不就是一个神秘主义的范畴吗？
晚上，二哥和衣睡在母亲边上，我则睡在北侧靠墙的小床上。我习惯晚睡，便让二哥先睡，我在灯下看书。夜深的时候，母亲突然醒来，声音很响并且清晰地对我说：你把衣服披上，别冻着！我惊喜地立马握着母亲的手回答：我一点都不冷，生着炉子，还开着取暖器呢。不过，母亲随即闭上眼睛睡去了，我看到她的脸上闪过无奈的表情，那是我熟悉的、当我们不听话时母亲嗔怪却又无奈的表情。有时，母亲发出一些含混的声音，我听不清，再去问时，母亲却又不再说话了。天亮后，二哥对我说，以后夜里不要再去接老妈的话茬了，她可能在跟别的谁说话呢。三嫂也提醒我说，晚上尽量少开门，以防有什么东西进来。我知道二哥和三嫂话里的指向。人的生命终将走向何方？这是宗教、哲学以及迷信和科学的终极话题，当然也是每个人用尽或长或短的一生去生、去活、去寻找和参透的意义。只是未知生焉知死，我们的文化其实回避了关于死亡的深度思考，而将死亡幻化为虚无和神秘的禁忌。
按照家乡的习俗，年除夕的下午家中的男丁要去墓园上坟，也是将祖先请回家来，享受初一到初三的奉祀。就在外间屋子正北的墙上，过年期间会挂一幅家堂轴子，但凡可以追溯的、家族每一位祖先的名讳都会誊写在画轴上，按照辈份呈阶梯式排列，形成一条DNA的长链。画轴下的桌上则有糕点果品以及荤素的供奉，这是一个极虔诚并且隆重的仪式，也是两个世界惯常的、以祭祀和护佑为内容的沟通。我尚未问及刚刚过去的春节是如何安排的，现在那里是一堵干净的石灰白墙。坐在炉边的马扎上，我把炉火捅得旺旺的。大哥新领养一只小狗，感觉刚断奶不久的样子，毛色杂乱，但有一双大眼睛，清澈的，水汪汪地透着无邪。我回来之后宽容地允许它进北屋，吃饭时还喂它肥肥的肉片，小狗很快地跟我混熟。现在，它就在我的脚边趴着，似睡非睡，像个脏兮兮的毛绒玩具狗。那行，我们一起守夜吧。鲁西北的冬夜很长，很黑，我们就一起守护着这团红红的炉火吧。
母亲多数时间仍然昏睡不醒。村里有位据说可以通灵的中年妇人来探望母亲后，很有把握地判断母亲的这种情形说明魂已经不在体内。这似乎又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话题。说起来，我在小时候也有丢魂的经历，状态大概是萎靡不振的样子。于是奶奶或者母亲会领着失魂落魄的我循着走过的地方去叫魂，一边走一边叫：魂儿，回来吧。然后，第二天的我就恢复原来的活蹦乱跳了。有科学证实，这宇宙中有96%的物质是以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形式存在，而人类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科学理性与神秘主义有理由并行不悖。不过关于母亲，通灵的妇人并无禳解之法，但我相信，在母亲的体内，有顽强而神秘的力量正在与死亡或死神抗争。
母亲不是从来都这么顽强的。年轻时母亲人在北京，那时她是东家的二小姐，是风华正茂的中学生，回到老家后她变成地主的女儿，那时的母亲甚至闻不惯土炕的泥腥味，再然后嫁给只有三间土屋一亩半水田的父亲，成为一名标准的农妇。但这场婚姻更像一个现实版的牛郎织女故事或一个大河南村的《百年孤独》。父亲从十四岁起就长年在外，先在青岛而后上海，直到70岁病重时才真正回到老家定居。期间绝大多数的相聚不仅有时间要求而且有专有的名词来解释，叫做探亲假。最初，家里还有裹过小脚的奶奶和母亲一起拉扯先后诞生的五个孩子，奶奶在我小学低年级时去世后，就只剩下母亲一人。母亲曾经最盼望的事情是父亲辞掉城市的那份工作，回家，跟她一起扛起所有生活的重压，无论苦或乐，一家人在一起，哪怕一块饼子掰碎了分着吃，大概也是甜的吧。但在反复权衡后，母亲的愿望没有达成。母亲成为大河南村的唐·吉诃德，一个人关心土地、庄稼、牲畜还有关于我们的一切，一个人单挑所有的苦难、委屈与不公。
以前回家探亲的时候，只要是跟母亲睡在一起，她就会不停地说。说起哥哥们小时候尿炕，晚上得把他们挪来挪去挪到干燥的地方，而最后自己只能睡在尿窝里。说起裹脚的奶奶，临死前最想吃一口油条，等到在镇上读高中的二哥买回来的时候却又不舍得吃；说起挑担，为了少跑一趟，于是每担都加些份量，加到自己已经挑不起来，得请地里干活的乡亲助把力才能挑起来。可一旦上了路又不敢放下休息，咬碎牙根也得撑着，直到远远地看到路上有人来，这才抓紧时间放下担子休息片刻，等来人走到近前再央求帮忙把这担子再次挑起来。母亲有时也说开心或自豪的事情，譬如哥哥们开始长大，终于可以帮忙了。譬如我那时不识从回家探亲的父亲，颇具英雄气概地要动手把这陌生的男人赶出母亲的屋子。还有就是我们姊妹五人从小没人生过冻疮。从我有记忆起，晚上醒来，母亲仍在边上就着窗台豆大的油灯织绒线，织帽子、围脖还有手套。母亲不停地说，她的人生、家族史、半部当代史的浩瀚长卷开始具象为一帧帧的画面，蒙太奇一般在静谧的时空闪回、停顿、插播、快进。母亲不停地说，有时能一直说到窗外出现鱼肚的白。我一边默默地听，一边像剪辑师一样努力地拼凑还原那些场面。我记得有一句犹太谚语是这么说的：上帝不可能无处不在，所以他才创造了妈妈。但我其实无法想象，母亲在苦水、泪水、血水和碱水中一次又一次地淬炼过多少次，才将这柔弱的身子炼成铜筋铁骨，炼得像这鲁西北随处而生的牛筋草，牛啃不死，马踏不死，车碾不死，刀割不死，只要有半缕阳光一捧雨水，就能再次从泥里水里血里泪里倔强地昂起头来。
房间里有多个相框，大大小小的照片松散地记录着这个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有姐姐的婚纱照以及我的婚礼照片，第三代、母亲的孙子、孙女、外孙女成长的轨迹。记录相对完整的是母亲，最早的一张是母亲当年离开北京时与同学们的合影。照片中的母亲穿着童子军的队服，稚气未脱，如百合一样妩媚。推算那时她只有十六、七岁，历经七十多年的时光剥蚀后，母亲终于垂垂老矣。我们经常说到母亲的固执，那只能说明我们不了解母亲。其实我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认识母亲的，但我有可能永远都无法真正了解母亲，因为我没有可能去经历她所经历的事，去走她所走过的那些路了。
抽空去夏店镇购物的路上，我想起我跟母亲一起走过这段路的，我们一起去夏店的集上粜棒子（玉米粒）。那时我大概十三、四岁，读五年级或者初一的样子。我刚刚学会推独轮车，就是那种木架结构的、整体呈凸字型的、胶皮轮子装在凸起的当中，两侧用来装货的手推车。车是借来的，笨重而且规格可能略大，我的手掌勉强只能半握车把，况且我的手臂力气不足，车子两侧捆放大袋棒子之后，我得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抬起车身，至于往前走时的平衡就更难掌握了。我歪歪扭扭地推车前行，母亲一路上在边上帮我，但仍不免忽左忽右地侧翻。每每侧翻后，我得双手撑在翘起的车把上，然后高高地跳起，借用身体的重量才能把侧翻的车正过来，然后重新开始。等我们终于到达时，集市已经快结束了。母亲在比较市场的棒子质量和价格后决定出价比别家每斤高1分钱。我知道母亲有充分的理由定价比别家高，因为那些黄灿灿的棒子粒翻晒过好几次，而且每次翻晒时母亲都会仔细地把土坷拉、小石子还有坏掉的玉米粒一一拣出来。母亲的棒子绝对是那天的集上最干、最净、最好的棒子。但籴粮的人都是吝啬鬼，他们识货，他们从敞开的袋子里抓起一把搓一下就知道干还是不干，然后举起手再松开看棒子粒从空中落到袋里就知道净还是不净，但他们就是不舍得多花1分钱买下母亲的棒子。眼看籴粮的人越来越少，我带着哭腔问母亲：要不我们就便宜1分钱粜了吧？母亲也很失落，但她摇头说：不！我们的棒子是最好的，值这个价！记得我一路哭着把两袋棒子推回家，母亲提着空篮子跟在后面，她说：你看，你的小车推得越来越稳了！
当时，其实我并不完全理解那些粮食的价值以及母亲对粮食的态度，直到后来我看到母亲开荒。那时有一条离家很远的河，就在我家的一块责任田边上，站在田埂上能清楚地看到烟潍公路上来往的汽车。干涸的河床上密密麻麻地长着草蔓杂树，几乎吞没母亲的身体，但母亲硬是用镰刀、铁铲、锄头和手掌，一寸一寸地开垦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母亲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头上身上沾满草叶和土星，她抓起一把土，伸到我的面前，欣喜地告诉我：你看这黑土，多肥啊！前几年暑期带着儿子扬扬回家探亲，母亲终于无力再去野外侍弄土地了，但她改为侍弄院子。她在东墙下种黄瓜、豇豆，在南墙下种大葱和南瓜。窗台上的矿泉水空瓶里会有豆粒儿、玉米粒儿，有的还沾着泥土，不用问也会知道那是母亲随手从地上拣捡甚至从泥里抠出来的。母亲的腰杆早已不再笔直，而是呈现向大地鞠躬的角度，母亲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发现那些已经不再被那么珍惜的粮食粒儿。
母亲仍然只能进食流质，但我觉得她正在好起来，她的脉搏在有力地跳动，她瘦小的骨架仍然在努力撑起已经松弛下来的皮肤，虽然当年哺育我们姊妹五人的乳房已经完全干瘪，像两处深色的瘢痕贴在胸骨上。我和二哥给母亲换一件舒适些的内衣时，二哥说：你看，营养吸收不进，都瘦成这样了呢。我没有说话。我莫名地觉得，母亲是这块土地上的传奇，母亲跟这块土地已经签订不为我们所知的契约，母亲甚至可以从泥土、从风雨、从阳光中吸收能量。我的预感是对的，母亲在随后几天里吞咽功能开始好转，白天醒来的时间开始增加，脸上的红润似乎也多了起来，只是仍有可能不认得我。我母亲精神好时问她我是谁？有时她说出我的名字，而有时又会是三哥的名字。有时问多了，则不回答，露出不屑的神情，似乎怪我竟然问出如此低级可笑的问题。乌鲁木齐的舅舅和小姨分别打来电话询问母亲的情况。看来舅舅有一张乌鸦嘴，我告诉他母亲的情况似乎略有好转时，他居然问道：不会是回光返照吧？我说：应该不是。小姨是多年吃素的修行之人，据她推算，母亲眼下还有正月十五前后的一劫，嘱咐我们小心侍奉着。其实，舅舅说的的确是一种可能，而小姨的叮嘱也是我们目前仅能做的。在人人有份的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在守着生，也在候着死。
如我所料，母亲平稳地度过了正月十五。当然，我的预料仍然没有科学的依据支撑。我现在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无论多少理由在置疑或否定我的想法，而我只有喃喃地三个字：我相信。十五的晚上，三哥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哥哥们都在喝一点白酒。我不喝酒，匆匆吃完饭便往回走。天空飘起细碎的雪花，村里有人在放烟花。在听到一声唿哨之后，夜空深处砰地一声炸开一朵灿烂的花儿，但五颜六色转瞬即逝，夜幕如空，就仿佛那朵耀眼的花儿从来没有开过。大哥的小奶狗见我回来，屁颠屁颠地从西屋迎出来，跟在脚下，绊来绊去地随我进屋。炉火旺着，母亲仍在沉睡，我继续整理房间。房间里有一大一小两张床，大床在东南角，靠窗。小床贴北墙放，床头和床尾都有一组橱柜。这两组橱柜是母亲的嫁妆，推算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当年油亮的红色已经变成紫黑。东侧的橱柜与大床之间是放置电视机的写字台，也权作床头柜。还有一个木橱靠着西墙，在另一扇的南窗边。木橱的边上还有一组木箱，木箱上也放满食品等杂物。我的整理其实就是把木箱、写字台上杂七杂八的物品进行适当归置和清洁。我看到熟悉的铁盒，打开后里面竟然还有半盒我在中秋时寄给母亲的月饼，还有蛋卷、山楂条、深海鱼油等等。我并不意外，因为母亲总是这样。无论是吃的还是穿的，她已经习惯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即使最后只剩一脸的惋惜。有一年秋天去高密出差，返程时便回家探望母亲，发现母亲趿拉着只剩半张鞋脸的旧鞋，而床底下放着未曾上脚的新鞋。母亲的理由是脚上的这双还能穿，又不是外出见客，破点儿不碍事的。多年前父亲也跟我讲起关于母亲的笑话，说母亲买回来的苹果什么的除了拿给小孩子吃之外，自己断然是不舍得吃的，但经常会去翻看一下，发现有开始腐坏的便拿来吃掉，倘若没有那就继续放着。父亲调侃母亲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买的是一箱好苹果，最后吃到肚里的却是一箱烂苹果？母亲却不以为然，她偷换概念，她说：好东西怎么能一次都吃光呢，那是叫花子不留隔夜粮，那才是不会过日子呢。
父亲的相片摆放在西墙小橱的顶上，斜对着母亲的床头。那其实是父亲的遗像，穿着中山装，惯常地半锁眉头，若有所思的模样。初十早上，母亲关于父亲的愧疚是指没照顾好父亲的孩子，尤其是大哥。大哥原本是个健康漂亮的男孩，母亲带他去上海探亲的时候，大哥的照片曾经陈列在淮海路照相馆的橱窗里。但因为感冒耽误治疗进而影响智力发育，成年后的大哥有时仍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能吃苦也肯做，但也因此被坏人欺负。大哥至今未娶，成为母亲牵挂一生的心病。其实，我初到上海时跟父亲住过一段时间，感觉的则是父亲对母亲深深的愧疚，不过已经无处话凄凉。父亲是个寡言的人，多年的独在异乡让他习惯把许多东西藏得很深，他像一座沉默的山，很少有人能探知那山底下埋了什么。父亲省吃俭用到极致，他宿舍里的几件家具是同事淘汰后送他的旧货，他的衣服几乎全是工作服，他的那件中山装也不知穿了多少年，已经从藏青洗到泛白。两窗间的南墙上，挂着父亲的一幅书法，这原本是父亲退休后生活规划的一部分:跟母亲长相厮守，养花种菜的闲暇重拾书法的爱好。那幅书法应是父亲某日的练笔，随手写下的是杜甫《春夜喜雨》的前四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十五过了是十六，母亲的食量有增加，醒着的时间在延长，有次醒来甚至想要下床，我们连忙劝阻，告诉她身体弱着呢，还不能下床。母亲叹了一口气然后作罢。我理解母亲的无奈，母亲已经将自己活成了一棵树，独自矗立在旷野，独自面对四季轮换和风霜雨雪，她只管善良却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更别说拖累他人，即使是我们也是自己难以容忍的。但我，不得不开始考虑归期。我把母亲的视频发给姐姐，姐姐也感到欣喜，我们都在心中悬着的那块石头仿佛略有落地的感觉。当然我们都同意小姨的说法，母亲的生命仍然面临许多凶险。史铁生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只不过我们都希望那个节日来得越晚越好，甚至完全没必要再去卜算了。下午，我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想再找一些补充记忆的东西，但抽屉中除了证件之外只有几本翻旧的相册，父亲和母亲当年的通信可能再也找不到了。当然这不是我的第一次寻找，我记得母亲说起当年她和父亲像一对笔友，在信中谈起许多贫困生活之上的东西，譬如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譬如明星周璇和上官云珠，甚至还有小说《第二次握手》。我的记忆中有个秋天，门外是秋雨绵绵，我和母亲一起在门槛边扒棒子（剥玉米粒），雨声权作伴奏，母亲唱起一首我从未听到的歌：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那时的我听不懂歌词，只觉得好听，是天底下最好听的歌儿。当然真正理解这歌词的时候，已经是锦书雁断菱镜孤鸾，有多少如这歌声般的美好、有多少值得永远铭记的情愫，已经悄无声息地散失在时空里，仿佛十五晚上夜空中的那朵烟花。
母亲可以勉强倚坐了，但仍然有时认得我，有时又仿佛懒得回答我那些肤浅的脑力测试，她似乎并未从另一个平行世界或者高维时空回来。但我的归期已至，我告诉母亲我要回去了，但她只是淡然地点点头。我跟二哥、三哥商量好后续照顾母亲的事宜，也再三叮嘱大哥：妈妈已经无力照顾他了，那就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少喝酒，不要再去干那些脏活和累活了。还给小姨打了电话，告诉她母亲的情况。小姨说很好，说母亲努力地活着是在为你们后辈积攒福报呢。三哥开车将我送到高铁站，我们挥手道别。站台上候车的人很少，我伫立在廊柱边，忽然回想起小姨的那句话：原来母亲仍然把自己当成护崽的母鸡，尖喙红冠，炸毛垂翅，顽强而执着地挡在我们的前面，无论是面对风雨、恶兽，还是死神。鲁西北的寒风，冷冷地，长长地吹过空旷的站台，直到吹出我的眼泪，吹散在铁轨上。朦胧之中，那趟高铁列车从远方呼啸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