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畔的平行世界

一

公元四百零五年，深秋的某个午后，阳光温暖。

坐在县衙后堂的案前，小酌后的陶渊明翻过几页无聊的公文，正在半梦半醒之间。眯起的眼中，或许有一朵朵的桃花正在绽放。

门外传来急急地脚步声，年迈的属吏匆匆而入，语气急促地告诉县令大人：浔阳郡的督邮大人前来视察，马车已到衙前，大人快去迎接吧。

一声叹息后，陶渊明穿好鞋子，整理一下头巾和布衫，便欲出门。属吏连忙提醒：大人不可！晋见上司，理应正服束带，方合礼仪。

陶渊明停下脚步，歪着头，看着从窗外斜斜地投射进来的那束阳光，转身微笑着问：彭泽县令的大印还在吗？

属吏不解，答曰：在堂上呢。

陶渊明张开双臂，轻松地伸个懒腰，对一脸迷惑的属吏说：那么，请把它还给督邮大人罢。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说罢，负手而去。

这是第四次辞官吗？或者是第五次。

掐指算来，此次为官八十一天。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该是最后一次了。虽然妻儿们又开始忙着收拾行李，陶渊明却悠闲地呷一口尚有余温的残茶，看着庭前的菊花正待开放，腹中成诗半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想到此刻“督邮大人”在大堂上怒不可遏却又无计可施，陶渊明忍住去正堂窗下偷窥的冲动，不急不慢地吩咐家人：中庭的菊花留着吧，且为这沉闷无趣之地添一抹生机罢。

二

为官不足三月，正所谓身无长物。老家倒是有草屋八九间，不知是否还能遮避风雨？后檐的榆树想必早已成荫，堂前的桃李定会徒长花枝。门前的五株柳树，可知故人将回？

可以肯定的是，快意恩仇转瞬而逝，潦倒困顿旋即便来。那么，自此“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吧。

南山下的数亩薄田，因为期年无人打理，野草丰茂，豆苗稀疏。清晨踩着露水而来，晌午顶着骄阳而作，直到淡月斜挂南山之上。招呼还在埋头薅草的老妻：回家吧，孩子们还饿着呢！

菜是寡淡的蔬果，饭是粗糙的瓜豆，面带饥色的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妻曰：米罐便要见底了。

此时倘若有酒，可求一醉，解忧亦可解饿，乐事也。

尝记去岁秋熟，摘得园中蔬果，与村民同庆。忘却谁家春酒，有奇香扑鼻，三两盏便三两盏，五七盏便五七盏。鄱阳岸边，惠风朗月，酒沃浮生，人生得意，莫过如此。

停箸，起身，持半卷杂书，却无心文字。

思忖间，村中老农推门而入，手中竟持酒篓，真雪中送炭也。不必多言，且急饮三杯，以慰相思之苦。

老农云：褴缕（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

劝我出仕原是好意，只惜酒中知己有时做不得斋中莫逆。

知我心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莫谈莫谈，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耳。

老农面呈忧色，乃推之曰：无妨，我醉欲眠，卿可去也。

鄱阳波静，有虫声唧唧。

月在柳梢之上，菊在东篱之下。

家徒四壁，杂书半屋。若有杯中物，此生复何求？

三

那时是门阀森严的东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陶家曾祖陶侃曾为东晋开国元勋、大司马的光环已经褪尽，九岁丧父的陶渊明只能与母亲和妹妹寄住在外祖父孟嘉的家里。

孟嘉是当代名士。《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载，孟嘉“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这段描述很容易让人想起“竹林七贤”中嗜酒佯狂、任性放浪的刘伶。

有个故事这样描绘：客人来访，责问刘伶为何不穿衣服。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狂放遗风在孟老爷子的隐约可见，年幼的陶渊明耳濡目染，想必印象深刻。

不过，少年陶渊明最大的乐趣应该是在孟嘉经常闲置着的书斋里。年幼的陶渊明并无多少玩伴，郁郁寡欢中偶尔会在孟嘉酒后的形骸前莞尔一笑，其余便是独自埋头书斋，在孟嘉丰富的藏书里寻找阅读的独有乐趣。

若干年后，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自述“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读书的方法论，也是陶渊明少年时代的读书状态。在言必《庄》、《老》而黜《六经》的时代，陶渊明极度自由、散漫和无功利的博览群书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也正因如此，与同时代其他学子相比，陶渊明的阅读无污染且营养丰富。可以说，在孟嘉的书斋里，陶渊明完成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最初奠基。

不可否认，最初走出书斋的陶渊明怀揣的仍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在《杂诗·忆我少壮时》里，陶渊明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中则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到《拟古·少时壮且厉》时，这种济世的理想开始动摇并悄悄演化为寻觅知音而不得的怅惘与激愤：“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当辞去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时，陶渊明“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终于被“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家思想颠覆，所有的“猛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半途而废，无疾而终。

可以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类似儒、道互补的思想贯穿于陶渊明的整个所谓官场历程。出仕，退隐。再出仕，再退隐。终于，在公元四百零五年的这个深秋，壮志报国的陶渊明彻底完成向“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身份的黯然转身。

试着梳理陶渊明的为官经历：

公元三百九十三年，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公元四百年，桓玄属吏。次年冬借丧母故辞官归家。

公元四百零四年，刘裕帐下镇军参军。旋因失望而辞职。

公元四百零五年，建威参军。未久即偕上司一并去职。

公元四百零五年秋，经叔父陶逵介绍，任彭泽县令。八十一天后辞职。

一次次的实践，一次次的失败，在选择和探索的过程中，陶渊明终于明白，浊世非己能救，同时明白的或许还有基因中潜藏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不合时宜。在若干年后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陶渊明使用一个“误”字：“误入尘网里，一去三十年”。

错误，失误，谬误，表面似乎是淡淡的伤感、惋惜甚至带点儿调侃，骨子里却是理想的彻底幻灭。悲怆自鄱阳湖水深处徐徐而来，冰凉入骨。毅然决然走出彭泽县衙大门的时候，陶渊明完成一个理想主义救世者向一个理想主义遁世者的转型，一个几乎具有全新意义的文化符号已经出现。

四

鄱阳湖边的陶渊明耕作、读书、饮酒、写诗，或者还有抚琴，这其实是过于唯美的表述，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劳累、病痛、饥饿、灾祸。至于酒，应算是奢侈之物了。因为经常没有，于是“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苏轼《和陶饮酒》）”。琴则是更加有趣的一件道具，因为琴上无弦，成为某种精神的象征。《晋书·陶潜传》的记述是：“（陶渊明）性不解音，但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生活固然清贫甚至困顿潦倒，但陶渊明的精神世界极其丰盈，甚至是笑中含泪的精彩。

一个梦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陶渊明消失了，但中国文学史因此翻开新的一页。一种耳目一新、被后世以“田园”命名的诗歌样式开始出现，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新的境界正在陶渊明笔下徐徐展开。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归园田居》）中的鸡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中的闲适，官场的繁文缛节终于被抛至九霄后就算衣服穿反也无妨（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说话不再官腔（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邻里之间相处和谐（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在空洞浮浅乏味的两晋诗坛上，陶渊明以农村、农事、田园、耕作、饮酒、读书入诗，如一股质朴、自然、出尘的轻风，带着泥土的清香，执着地对抗玄言诗坛的雾霾。或许，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这才是陶渊明真正的人生意义？

在清苦但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有充分的宁静而走向思想的远方。当然，读书读到古时英雄，或是偶尔想起少年猛志，早已更名为“潜”的陶渊明心底仍然荡起一丝波澜，代表性的是《咏荆轲》里那一声长长的叹息：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如果荆轲的刺秦失败是因为剑术不精，那么，自己的“猛志”难遂又是因为什么呢？

且饮酒。

值得玩味的是，陶渊明的诗文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刘勰的《文心雕龙》只字未提，钟嵘的《诗品》也仅把陶诗列为中品，不过钟嵘给了陶渊明一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封号”。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是真正的伯乐，他对陶渊明的诗文爱不释手，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传、写序。他在《陶渊明集·序》中写道：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历史往往开些悲喜交织的玩笑。陶渊明去世百年之后，《陶渊明集》悄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专集。忍不住去想，如果陶渊明与昭明太子同处一个时代，历史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五

时至唐宋，陶渊明已经拥有成群的“粉丝”。著名的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的崇拜私毫不加掩饰：赏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率真的李白更是在《戏赠郑溧阳》中表达对陶渊明的仰慕：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日到栗里，一见平生亲。其实，在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以及“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之类诗句的时候，意象中往往有陶渊明的身形，清瘦，飘逸，腰下却斜斜系着一柄沉重的古剑。

白居易担任江州司马的时候，专程拜访陶渊明故居，并写下《访陶公旧宅》一诗，高度赞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品行（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然后调侃自己：其他是比不上了，也只能仿效陶公喝得晕晕乎乎了（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宋代的超级“粉丝”应是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苏轼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诗作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作为文豪，苏轼对陶诗特点的把握精准；作为“粉丝”，在苏轼的私人排行榜上，陶渊明已经排在诗仙李白和诗史杜甫之上，足见这位北宋大家对陶诗的推崇已经无以复加。到了晚年，由诗及人，苏轼更是用“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来表达对偶像的尊崇。

无独有偶，欧阳修对《归去来兮辞》的评价是：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王安石对“结庐在人境”的评价则是：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这是两位宰相级大家的评价。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超级“粉丝”是南宋的辛弃疾，“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念奴娇·重九席上》）是辛弃疾对陶渊明的高度评价并引以为知音，“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则是辛与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英雄相惜。

据统计，辛弃疾一生留下六百余首的词作中，吟咏、援引或者提到陶渊明的有六十首，约占十分之一，而苏轼的“和陶诗”据统计竟有一百零九首。北宋苏轼与南宋辛弃疾在文学史上是双峰并峙的“苏辛”，不期然在仰慕陶渊明方面也是“双粉并峙”。

试想换作宋代，陶家结在鄱阳湖畔的草庐还会“而无车马喧”吗？

千百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再次对陶渊明作出评价。他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于是忍不住发问：一个偶像可以历多久而不衰？

六

不难看出，后世对于陶渊明的推崇源自诗品及人格，尤其陶渊明蔑视权贵、固穷守节、拒绝同流合污的高贵气质让多少报国无门、壮志未酬或者忍辱偷生、委曲求全的士人徒增羡慕，但其实又是多么难以岂及！那么，归纳陶渊明的偶像气质，可以粗浅地概括为四个字：道德文章。当然，这也是封建时代千百年来文人士大夫人生修炼的终极目标或使命。

往前追溯可至晋襄公二十四年，《左传》记载：范宣子问鲁国大夫叔孙豹“死而不朽”是怎么回事？叔孙豹回答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简译为：品德操守，业绩功勋，著书立说。北宋的著名理学家张载细化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排比的运用使得包容更加丰富，语气更加铿锵。当然，文人士大夫的使命也因此更加宏伟壮丽。

可惜，历史总是充满悲剧意识。

明嘉靖年间名臣杨继盛被奸臣严嵩迫害，写下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的绝笔联。在这里，道义和文章弥散着赴死前的悲壮与慷慨。至于立功，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或许，肩扛之道义融入笔下之文章，本就是不朽之勋。但陶渊明的不朽之勋不仅如此，当现实无法抵达理想的彼岸时，他在虚拟世界悄悄构建一个桃花源，那是一个丰富而唯美的世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其实从来没有隐居。他虽然归去，但他又回来了。在鄱阳湖畔的草庐里，陶渊明规划并完成一个济世理想实现后的崭新世界，或者平行世界，名字就叫桃花源。

不过，武陵人把它弄丢了。

  后来者一直寻找中，但再也没有找到。

一千六百年过去了，人类仍然在寻找，就像那个从不放弃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