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路上

仍然记得2008年2月大年初三的那个凌晨，我在一辆夜行列车上，从上海开往山东的直快。当时，手里的书掉在地板上，我从浅睡中醒来。轮轨单调的撞击声里，列车还在不知疲倦地撞开无垠的黑暗，执着地向前、往东，灯光昏黄的车厢里一片静寂。7岁的扬扬初次参与长途旅行，莫名的亢奋终于换作深沉的酣睡。他横躺在对面的双人座上，睡得肆无忌惮，甚至发出轻微的鼾声。这个时段返乡，最大的好处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排座椅。车厢里的旅客睡姿各异，倚壁伏膝的，蜷成S形的，鼾声如雷的，歪头张嘴的，就连那个一路矜持的女孩终于也揉乱一头黑发，伏在小几上睡着了。我睡意全无，俯身把地上的书捡起来，小心地擦去污迹。那本书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这本书我读得很吃力，已经多次半途而废，出发时再次选择它是因为书名完美地契合我的返乡之旅。上海回山东，山东回上海，上帝的骰子将我掷成一只候鸟，于是横跨南北之间的这段旅程将长久地伴随我。车过徐州，继续往东，迎着太阳的方向，想必此时的阳光也正以非凡的速度疾驰而来。夜色开始淡去，我看到山影，淡淡地像一抹简约的剪影。我拿起手机，发一条短信给三哥：我在路上。

相比凯鲁亚克充斥爵士乐、烈酒和药物的在路上，我其实更羡慕切·格瓦拉的旅行方式。那是1951年的12月，切·格瓦拉跨上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开始那场注定不朽的出发。马达在轰鸣，简陋的行囊在颤抖，风吹动猎装，烟尘开始扬起，而安第斯山，是一道沉默、雄浑并等待被穿越与征服的背景。这是切·格瓦拉在路上，与凯鲁亚克们毫无目的、近乎癫狂地纵情和追逐所谓美好，切·格瓦拉像一块冷峻的岩石。

曾在青藏线上遇见一位切·格瓦拉式的行者，那是2007年9月的一次旅行，当时我从西宁经格尔木入可可西里，我在一辆丰田卡罗拉越野车上。我记得青海湖像块悬空的古玉，在右；而青翠的草场、白色的毡包和星散的羊群，在左，再远处是褐色的昆仑山系与藏青的天幕相接。远远的山包上有经幡，是红白黄蓝绿的五色，长长的三五串连结成金字塔型，在高原的风中飘动。车驶入戈壁后，绿色开始隐去，青藏公路像苍莽里一条蜿蜒而进的青蛇，寻常的审美已经停顿，时空如滞，连性能优异的越野车似乎只剩本能般地向西、向西。这时，一辆平稳行进的摩托车被我们慢慢超越，骑手戴着棉军帽和宽大的风镜，厚重的藏袍被风撩动，牛皮藏靴透着粗犷。荒凉的大漠、连绵的高山、苍天如洗、一条似乎没有终点的路，在那一瞬间，我恍若感觉在与切·格瓦拉并肩行驶。

列车到达潍坊后我们转乘出租。新年的鲁西北一片寂静，光洁的暗银色是年轻的杨树，粗糙的黝黑色是中年的柳树，田野里依稀可辨的暗绿色是小麦，我这样教导刚刚醒来满目新奇的扬扬。然而我继续忘记是哪一条乡间小路直通我的村口，黄土地上的每个路口仿佛都在沉默地等待，我却得向迎面而来的老乡打探那个叫大河南的村子怎么走？

丰田车再次停下时是在昆仑山口，勒石记录海拔是4767米，我在富氧地区养尊处优的心脏仍在平稳跳动，但我没来得及惊喜，就被一处景致，准确说是索南达杰的墓碑。简朴的花岗石，新与旧的哈达、经幡在高原的风中飘动，据说经幡是佛祖手中的经书，每飘动一次就是一次颂经。黑白照片里的索南达杰目光深邃、忧郁，望着可可西里荒原。低浅的丘陵起伏，草原上的小溪如定，湖水如镜。一头孤独的野驴伫立在遥远的山坡上，三、五头白尾的藏原羚在悠闲地踱步，一小队藏羚羊如一串褐色的小点在黄绿的草原上缓缓向前，雄羊高傲地扬起一对修美的角。我不知这些荒原的精灵是否会在某个无人的晨昏来到索南达杰的墓前，但或许不用，索南达杰与这片荒原已经融为一体。天很大，太阳很近，风从捣不碎、溶不开的蓝里吹来，寒彻肌肤。

1952年的9月，游历八个月后的切·格瓦拉回到故乡，他说：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15年后，这位为理想而战斗的英雄最后被战友出卖遭到枪决，应该有一条悲怆的车印永远地烙在安第斯山间绵长的小路上。燃烧，然后死去！切·格瓦拉、索南达杰以及凯鲁亚克，职业革命家、保护藏羚羊的英雄、美国“垮掉一代”的灵魂人物，他们隔着时空在我的脑海鼓荡，如高原的风。我无法想象当年30多岁的凯鲁亚克是在在怎样的一种情感驱动下，在一卷30米长的打字机纸上一口气写完《在路上》，他甚至无暇或不屑对文本进行断句。但我隐约找到他们共通的气质，是激情、勇气和试图改变的决绝。

终于看到熟悉的大河南村：红泥瓦，青砖墙，路口的墙根下一群老者或坐或立，一边享受着冬日阳光的温暖一边齐齐地望着我们这辆陌生的汽车在何处停下。家里的绿色铁门新漆过了，上方设计成匾额的部分写着“厚徳载福”字样的匾额，门上是大红的春联，写着“千财进宝地，万福盈贵门”。但小院仍然是简朴的旧模样，南墙下残雪仍厚，压水井池边新植一棵李树，与檐前的月季对望。妈妈闻声而出，指尖在滴水，脸上带着惊喜。隔着妈妈，屋里正北的墙上挂着庄严的家堂轴子，那上面有一长串的名字，是春节期间请回家来接受奉祀的祖先们。

在可可西里的不冻泉野生动物保护站，我遇见三位骑行者在作短暂的休息。他们的坐骑是二十八吋家用自行车，旅行帐篷之类的捆扎在后座，他们也是冬季着装，嘴唇干裂，黑红脸膛上隐约带着出血点。一位略年长者倚在路边石上席地而坐，一边眯起眼睛享受可可西里正午的阳光，一边托起可乐瓶喝水。探寻后得知他五十八岁，从遥远的甘肃来，骑车到遥远的拉萨去。就在这时，牛皮藏靴的“切·格瓦拉”目不斜视从面前的青藏公路上驶过，我目送他消失在一片炫目的光线里。忽然不想再问年长者，我想问自己是否会有勇气：在某一天忽然想到我得在六十岁前，骑着车，从甘肃，去拉萨！然后就出发了，去这个星球上最接近太阳的地方！

2008年的返程我选择从始发站青岛出发，经过潍坊时，车厢连过道也挤满人和行李，像一个沙丁鱼罐头。我没有继续阅读《在路上》，而是在读车站里购买的《小说月报》2008年第3期，里面有迟子建的小说，正像这趟列车，缓缓地讲述一个发生在蒙古草原的爱情故事。但我的阅读并不顺畅，一个熟睡的孩子突然放声大哭，年轻的父亲轻声哄着孩子，歉意的眼光环视车厢。有人睁眼四处张望，看一眼那个半梦半醒中伤心欲绝的孩子后，换个睡姿，继续睡去。

那是一个车上的无眠夜，看完《小说月报》抬起头来，窗外已是江南的阳光。积雪尚未化尽，香樟树的断枝举着因雪而折的伤口，静静的池塘，枯黄的苇芦，粉墙黛瓦在车轨的交响中迅速后退，江南的繁华扑面而来。这趟旅程即将结束，生活即将回到原来纵横交错、有条不紊的轨迹。车厢有些骚动，上海到了。合上《小说月报》时，我突然想起切·格瓦拉，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记得当时的我愣在车厢里，着急下车的旅客不解地侧头看我，或者撞歪我的肩膀。

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似乎已经读懂《在路上》。尽管此后我再也没有打开那本书，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在书橱里不经意地重新发现它。今年是亚克·凯鲁亚克诞辰100周年，而我们永远在路上。没人知道，那一刻，无数的画面正在轮番击打着我：夜行列车上的各种睡姿，刽子手举枪瞄准切·格瓦拉，高原风里永远在拂动的经幡，村口墙根太阳下的老人，索南达杰的鲜血溅在荒原上，庄严的家堂轴子，《小说月报》封面上画着精致的窗口、餐台和餐具，上海站广场上拥挤的人流……

生命是一趟旅程，不停地穿越南北东西甚至六道轮回，无非是为了在某个时点，让灵魂从沉睡中醒来，让活着变成生活。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最后讲的那个故事：一张60年前的木桌，忽然会在某一天飞出一只美丽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