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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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生，有时需要某种停顿。
只需短短数日，离开曾经熟悉的一切。譬如城市。这个由不同形态的水泥钢筋玻璃砌块组成、富含93#汽油味、植物被修剪得成各种形状、永远匆忙的车流人流以及灯红酒绿组成的综合体；
譬如互联网、Email、包括博客、微博，以及永远第一时间跃上浏览器的各式广告；
譬如事业、地位、财富以及由交织的欲望引发的办公室政治；
如果有可能，把那个永远能找到你的手机也丢弃！
如果舍得，总会有收获。
我们平时都在面壁，我们的四面都是有形或者无形的墙壁。
我们与笼中动物、塘中游鱼并无本质的差别，它们被有形禁锢，而我们，被我们自身的思想或者欲望禁锢。
有趣的是我们已经习惯，当我们偶尔想到什么的时候，尚未驻足，永恒的惯性早已把我们推入既定的轨道，永往直前。
小鱼在玻璃缸里慢慢长大，缸不能容，主人不忍，放诸大缸。继续长大，大缸亦不能容，放诸大海。日后相见，鱼郁闷不乐，主人不解。鱼问道：这个缸为何没边啊？！
事前无任何思想准备，姐姐突然来电，说她清明欲返乡为父亲扫墓，问我是否一同回家。
那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培训，正在宾馆十五楼的窗口俯瞰这个繁华的都市。高楼参差，灯影迷离，流光溢彩，充满着令人神往的喧嚣与奢华。
清明和父亲却一下子走进脑海，再看窗外的风景，已经全然不同。
我当即决定与姐同行，回家！
一、归家
回乡的大巴在次日的晚上出发。
仰躺在狭窄的大约长不足 2米、宽约60公分的铺位上，我的脸距离车顶大约不过60公分，左右两边是通道，大约也有60公分宽。
这是个由灰白的实体与灰暗的虚无构成的立体空间，没有明确的光源，有时窗外会有各色的光影迅速滑过，但很快再次陷入一片昏暗，只有发动机、鼾声和小儿哭声、汽油味、脚丫子味以及某种食品味共同组成的一片混沌。
离开鲁北平原上的那个小村，我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已经二十年，工作、读书、买房、娶妻、生子，尽管操一口流利的沪语，但我知道，我没有改变。我一直恪守一些传统甚至古旧的东西。譬如天道酬勤、功不唐捐，甚至相信三尺之上有神明存在。
我从未否定甚至置疑这个原则。这与宗教或者信仰无关，只是一个简单的主观上的概念：我相信。
我推测我的原则更多来自父亲，来自鲁北那片古老的黄土深处。
偶然碰到父亲已零散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在沪老友，往往问起父亲近况。我便说父亲谢世已经六年了。伊沉默良久，然后说声好人啊。再次碰到时还会问父亲，我便说父亲谢世已经八年了，伊沉默良久，然后说声好人啊。三次碰到时还会问起父亲，我便说父亲谢世已经十年了，此次伊只有沉默。
父亲是出名的好人，他的敬业负责与清贫共生，他的诚实敦厚与“无能”相伴，世间残存的道德与良知会使许多人记起他，但他只是一个用来缅怀而不是值得仿效的回忆而已。
现在仍然有人在我的面前称道我的父亲，我不置可否，敷衍而过。
我并不清楚在当前的现实世界，这个话题里无限延伸的丰富内涵到底还包括哪些？
父亲病重时我没有回老家探望，我忙碌在我的工作或者我的事业中。以至于在父亲辞世时我并未守在身边。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清冷的三月，接到三哥的电话我们星夜兼程赶回老家时，父亲已从医院回家，正安静地躺在正屋的床上，穿着整洁的蓝色中山装。按照传统脸上覆一张黄裱纸，面容安详。梦想也好，烦恼也好，一切都不复存在，平静如水。
长途大巴疾驰在暗色的夜里，一如十年前我们赴丧时的情景。所不同的我们都不再有上次的焦虑、担心和悲戚。下铺有吃奶的婴儿一直在啼哭，他不知疲倦的哭声成为这趟清明前夜班车的背景音乐。
记得父亲的葬礼完全按照鲁北的传统，那些繁琐的仪式更是一种排场，这与一生俭朴低调的父亲并不相称，但我们只是这个仪式的配角。我联系公司工会后以官方的名义送出花圈和挽联，并与三哥商量买了两棵小小的柏树苗种在父亲的坟头。父亲喜欢园艺，相信他会喜欢！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父亲撰写的祭母文，原来父亲在家养病期间，给祖母立起墓碑。我不知厚重高大的青石碑对于逝者意味着什么，但对父亲而言或许是未尽的孝心与纪念，或许已经设想在下个清明时节举行一个庄严的祭奠仪式。祭文用清秀的小楷写在黄裱纸上，古文体，却并未完成。我未读数行，泪已盈眶。于是在深夜人静时方提笔续写：文未成，然斯人已逝……
二、上坟
相较当初，父亲安息的坟场已经改变许多。坟场新增了许多坟头，也有许多新竖起的墓碑，扎有或新或旧的如剪彩用的红绸带。那些红色为这个一片枯黄的墓园增添了些怪异的喜庆色彩。我第一次得知这个习俗，却不知崭新的墓碑、崭新的黄土是否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新生的开始？
我很奇怪父亲时常会出现在姐姐等人的梦中，她们活灵活现地描绘一个个梦中的场景，揣摩父亲明示或者暗示的某种需求。所以从上海出发前，一直到回家，我们一直在抽时间把金色、银色的锡箔纸折成金银的元宝，姐夫还准备了百万上亿的冥钞，花花绿绿，甚至还有冥府使用的美元。他们说：我们难得回来，给爸爸多存些钱吧。
不知这些是否会引起那边的通胀？
而我，记忆中似乎从未梦到过父亲。我并不理解父亲的用意，我专心在她们的话语中把一张张锡箔折成一个个小小的精致的银元宝，再轻轻吹一口气，让它如真实般规整。
父亲坟前的两棵柏树长高许多，在清明前午后的阳光里宝塔般静矗着。我们一行人在三哥的带领下静静地执行扫墓的既定程序，先是在墓前焚香，告诉父亲我们来了。然后在坟前画圆圈，供上果品等，然后焚烧纸钱，也把那些金银元宝投进去，待烧完洒水、嗑头。期间不要忘了丢些烧着的纸钱于圈外，那是送孤魂野鬼的。嫂子念念有词，让父亲把送来的钱钞取回。
先是父亲，然后是大伯，最后是奶奶。我们在枯黄的坟头与杂树间穿行，完成了所有的仪式。奶奶依稀有些记忆，至于大伯，搜遍脑海，全无印象。
这些都不妨碍仪式的庄严和内心的虔诚。
墓园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祖母与大伯在墓园最西面的一排南端。父亲则是在最东面的一排，亦近南端。
他们团聚了吗？
想必他们已经告别贫困，过上富庶和无虑的生活！
三、父亲
十年后，家中父亲的痕迹已不甚明显。
唯一有些醒目的是父亲一幅书法，显然是父亲在闲暇时的涂鸦之作，并无落款。纸张用的是鲁北年节奉神敬祖常用的一种禇黄色粗纸，虽不规整倒也有些宣纸的模样。内容是杜甫《春夜喜雨》中的四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或许二哥、或许三哥找了一个镜框镶在里面。
但也有些随意地丢在橱顶。
父亲在家中的痕迹本不明显。
父亲十四、五岁便远赴青岛做学徒，再赴上海，直到古稀之年回家。他是一艘古老的帆船，几乎尚未造好便出海远航，直到再也不能航行才回到出发的港湾，在病痛中消磨掉最后的时光。现在，这个港湾连古旧的船板也不剩多少了！
在这个家庭中，父亲是强大的精神和经济的支柱，但他几乎是隐形的。父亲赚钱，母亲持家，父亲和母亲两地分居几乎是一辈子，养活了我们五人。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就是一位友善的访客，一两年总会造访我们，带来许多好吃的东西和新的衣服，他来的时候家里会很热闹，这让我们牵挂不已。但母亲曾经说过一个真实的笑话：不知是哪个哥哥或许是我，在某个极小的年纪已经颇具男子汉的气概，将千里还家的父亲坚决地挡在门外----哪里来的陌生人，怎么往我妈妈的家里闯？！
然而，我觉得父亲更像春蚕或者蜡烛，正如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父亲在退休后仍然继续工作了十年，期间有个时段我正好买房准备结婚，我记得有一个月工资是1150元，而还贷是1124元。于是我便到父亲那里吃中饭，大多情况下是一荤一素一汤，极合胃口。记得有次父亲问我：知道这个月我们俩开销有多少吗？我没这方面的概念，只有瞎猜，父亲有些得意地告诉我：55元。
父亲做了大半辈子的会计，我相信他。于是我也很自豪。我们现在住的瓦房，哥哥们结婚的新瓦房都是父亲从微薄的工资或者牙缝里节省出来的。
七十岁时，父亲患上肝病，在上海的治疗颇见效果后，父亲决定回家。我陪他一起整理他居住几十年的斗室。小件的旧家具多是父亲的同事换新后送的，五斗橱里的衣服有新有旧，却多是公司历年发放的工作服。有一些小小的收藏譬如漂亮的烟缸、精致的瓷瓶、玻璃器皿等，还有一大捆特殊年代的《解放日报》和《上海画报》。父亲说他最得意的收藏是数百枚的毛泽东像章，可惜留在原来的居所，想必已经无从找寻。
父亲回家后那段并不长的时间里，他慢慢整理了西厢房，作为夏天消暑的所在或是书房。他把上海带回的家具、小物件甚至还有一幅友人赠送的油画进行精心地布置。我当初进去的时候，恍忽感觉走进父亲原在上海的那间宿舍。
一直感觉父亲那时肯定有一个极美的关于晚年生活的创意。记得奔丧回家的时候，小小的庭院已被父亲整饬成一个小小的花园，月季花高过围墙，已然成树，有超过半年的时间枝繁花盛。有小银杏、小李树各一棵，还有其他的草本植物成团成簇。
可惜回家不到四年，父亲的病情加重，当地的名医有名无实，回天乏术。于是西厢房很快变成堆放杂物的仓库。院里的银杏树没有了，李树也没有了，只有月季的根还在，在这春天里重又萌出一簇簇水红的嫩芽来。
问起母亲，母亲说，果树无人侍弄，生了虫，于是便伐掉了。银杏有邻人喜欢，便也送掉了。于是院子花园的部分慢慢变成母亲的菜园，一半已经种了大蒜，绿油油的，有近一尺高了。另一半尚闲着，母亲说天再暖和些便可种茄子、辣椒或者黄瓜了。
于是，这个院子又恢复成父亲不在时候的样子了。唯一不同的是滴水檐下铺就青砖缝里、院子水泥砖的甬路边上长出来许多苦菜和荠菜，苦菜细细密密地匍匐地上，柔柔弱弱的荠菜竟也擎起一枝浅浅小小的白花，为小院平添一些生机，或者荒凉？
四、外公
我决定延长我的假期。
因为我的小姨春节后远走边陲，我们决定第一次替代阿姨为外公扫墓。
那是母亲的老家，一个距离更近渤海的小村，大约有半小时的车程。然而我并无深刻印象，他们一路谈起家族的往事和变故，我大多没有印象。四月的鲁北，车窗外的春天里绿色已经萌动，路边沟渠沿上柳枝叶绿如帘，随风而动。麦苗也早已返青，正绿油油、活泼泼地准备拔节。休耕或者稍后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有些自生自灭的绿色点缀其间，即便还竖着些经年的桔杆，长长短短。
在我的印象里，外公高个，矍瘦，且文质彬彬，家里存有外公着深色长袍的黑白照片，颇有儒雅风气。
外公如历史上的大多数地主一样，外出闯荡积攒下的钱用在老家购地。所不同的是外公事业似乎更为成功，最盛时据说在北京（那时叫做北平）的长安街拥有绸缎庄、制冰厂等众多家产，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报告》的说法实际上可定义为民族资本家，当然在老家也已成为真正的地主，大约先后买下数百亩土地，拥有长短工数名，屋舍均为青砖瓦房，在茅屋散乱的旧时农村蔚为壮观。
但回到老家的外公没过多久，一顶漏网地主的帽子套在他的头上。
戴三尺长高帽，挂数斤重的打倒XXX的木牌，游街，揭发，批斗，外公的异于乡民的气质、曾经拥有的财富、家住的青砖大房、甚至乐善好施都会不间断地引发村民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愤怒。外公时常鼻青脸肿像丧家犬一样顺着墙根跟回家，飞快地躲进某个阴暗的角落舔着伤口。
但母亲的说法与我所受的教育大相径庭。由于家族的男性多在外，家中事务主要由女性操持，农事繁重便需长工了，而至农忙则再雇短工数名。收割时送饭至田头，长短工吃得是葱油的白面饼，而送饭的地主家属吃得往往是粗粮，有时甚至是豆皮之类的团子，因无粘性易碎，须双手捧食，状若鼠类。
可能外公当初的设想是这样：大约为富没有不仁，而老家毕竟都是同族甚至本家乡党。或许外公的乡党有过最初的犹豫，但最终隔壁的邻居发现了隐匿在家的外公，国仇家恨涌上心头。交待两家历史上一个非常适合镜头表达的场景：外公家由于男丁多在外，财富引人觊觎，于是在某次返乡时便买回步枪，请长工适时做好安保工作。果真某夜就有海盗登陆，高举火把大刀呐喊而至，长工们见势不妙，开枪示警。海盗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听见真正的汉阳造步枪的黄铜子弹滑过夜空的脆响，大惊失色，慌忙撤退。只是心犹不甘，便点燃外公家就近的草垛。邻居有位大哥见状，冲出门外大呼救火，海盗们正气急败坏际，随手一枪将他打死。
若干年后，时机终于成熟，大哥的兄弟勇敢地站出来，声泪俱下，振臂高呼，控诉潜逃在家的外公害死他的大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云云。
外公兄弟五人，地主也好，民族资本家也罢，他们现在是村东头公墓里高高低低的五个坟头。想来那个兄弟也应作古，他们在奈何桥的那边相见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吗？
五、苦菜
完成外公兄弟五人的扫墓仪式之后，母亲和大姨回车上稍事休息，三哥带领我们去挖野菜，新翻的土地如发酵般松软，沟渠上是星星点点的野菜，多数是苦菜。记得很久以前父亲也喜欢吃野菜，一种是苦菜子，一种曲曲芽，都是鲁北的寻常野菜，去根洗净后蘸酱便可下饭。
苦菜，多年生草本植物，菊科，顶生头状花序，黄色。亦可用作草药，加水煎汤饮之，可治急性细菌性痢疾等症。父亲探亲回家如果适逢节气，我们便会去挖苦菜以佐晚餐。我偶尔尝过，极苦，咋舌。冯德英有《苦菜花》一书，以苦菜暗喻生命的艰难和隐忍恰如其分。不过现如今苦菜忽然身价倍增，据说周末会有潍坊等大城市居民不远百里驾车而来只为挖苦菜，谓之野菜，无污染，且有保健功效等等。
不止父亲探亲时段，记得少年的我有一个年龄段，放学后主要的工作便是挖野菜。灰灰菜用来喂猪，青草、苦菜等多用来喂兔，那是一个工作着、快乐着的童年。我清楚记得放学后，丢下书包，拿一冷馒头，手执铁铲刀，挎柳条篮，迎着夕阳的最后一抹残红，走向鲁北广袤的原野。
事实上我一直缺少父亲的准确记忆，他是这个家庭的精神领袖。母亲带领我们姊妹五个（大约在我二年级以前母亲还有奶奶作为好帮手）是这村里生活得最艰难的人家之一。我们都在读书，无法去生产队里赚取那宝贵的工分，于是母亲得交钱买工分方能分得口粮，分粮后我们却又无力搬回家。我们忍受冷嘲和白眼，母亲安慰我们的泪水，说下个月父亲就会寄钱回来，我们就不欠人家了！母亲说凡事得靠自己，要自强，争气！
我清楚记得小学时候，在农村特有的秋假里，我每天早出晚归去捡豆。鲁北秋天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和黄豆，收获后的豆田里经常会有散落的豆粒甚至残留在豆棵根部的豆荚，生产队不会再顾及这些，于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辛勤的双手把它们转化为私有财产，可以换成豆油或者豆腐，改善生活。
书包这时变成劳动的工具，每天我都能捡回二、三斤的黄澄澄的豆粒，那一小片的平原上几乎每块田地都留下我的足迹。最初的时候是结伴而行，到最后往往只剩下我一个，一直捡到所有的豆田被深耕后播种了冬小麦。
母亲终于年纪大了，她再次说起我的童年，说起她为激励我一个人也要将捡豆儿的伟大工作进行下去，给予我每斤五分钱的奖励，甚至许诺我可以自由支配这笔奖金。母亲带着歉意重复着这个故事：当捡豆结束后，我的奖金已有几块钱之巨，而这笔巨款多数不等我策划好用途，便因某次犯错而被全部没收。我其实没有在意这些，我觉得为母亲分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是我开始长大的表现。
后来，家里还养过兔子。先是灰兔，后来也养过黑白相间的花兔。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放学会收集树叶或者青草，把它们从小小的温顺的小兔养育成健壮的调皮的大兔。我为母亲小小的花园制作了篱笆，但多数时候兔子们会找到或制造一个缺口，去品尝那些鲜艳的植物的特殊味道。
我记得最多时院里有三十只左右的兔子，或坐或卧，或走或奔，或梳洗或交谈，也有为某事而打斗的，也有在院角刨一深坑准备越狱的。《木兰辞》云：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的确，我那时尚未读到此诗，否则我会仔细研究一下我的兔子们。
不过我仍然觉得骄傲，因为只有我一招呼，我们的兔子们就会呼啦一下围上来，用他们长满胡须的豁嘴轻触我的手指。
兔子们长大后会被卖掉，他们会在某个我离家读书后的清晨被塞入铁丝编成的笼子，带到集市上卖掉。我不知他们以后的故事和命运，更无法得知他们离开时的心情……
于是，即使到很久以后的现在，我不吃兔肉。
六、命运
母亲当年跟随外公从北京回到老家，由东家的二小姐变成地主的女儿。中产之家的奢华都已经远去，她不得不面对，甚至在以后的人生一直都将面对的是闻到甚至呛鼻的泥土味儿。变化中的一项是母亲嫁给父亲有了更大的可能，于是我的出现也成为可能。
母亲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是她和她的同学，身着美式女童子军的军装，长袖、束腰、中裙还有肩上的红色的流苏，我那时从未想到世上会有如此漂亮的制服，直到后来在《虎胆英雄》里的阿兰身上看到。
母亲那时只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她无法改变命运。身处乡村，但她仍然怀念城市。然而改变命运的机会似乎只剩下最后一个：婚姻。因为她似乎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母亲的选择是父亲。
我很想知道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境。父亲家里很穷，据说除了三亩薄田身无长物。但我知道有一个理由便是父亲那时是在青岛。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她梦想通过婚姻有朝一日会回到她熟悉的城市生活，时至今日，那是一个有着六十年跨度的美丽梦想！
父亲和母亲似乎被命运划分了各自飞翔的领域，他们每一次短暂的相聚都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分离。
我曾读过他们往来的书信：谈他们共同读过的某本书，如《第二次握手》；谈他们共同看过的某部电影，如《苦菜花》中的曲云、《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上官云珠……可惜，这些书信都未能保留下来，这些珍贵的情感的记忆轻轻散失在时间的隧道里。
父亲的登记学历是高小，这同样是个快被历史遗忘的名词。我不知准确的解释，而是直观地理解为高等小学。但这不妨碍父亲对古典文学的造诣。初到上海时，父亲的斗室里有一套全本文言的《聊斋志异》，闲时我便用来消遣。父亲偶尔考察我的阅力，我却不经意间领略了父亲的古文造诣。
回乡的这几晚，我暂时告别了电话以及互联网。
鲁北的夜显得特别黑。偶尔的几声狗叫使得夜愈加静谧。三哥拿出他收藏的父亲的病后直至谢世的日记，我便以这种形式再次探究父亲的世界。
返乡后，父亲竟然着手他的自转----黑色的硬抄薄，蓝色的钢笔，隽秀的行楷，就从他十四岁离家远赴青岛做学徒开始。那是一家竹编制品的贸易货栈，父亲的聪慧很快得到掌柜的赏识和重用，除了简单的学徒业务，他更多接触报关、处理商业信函等新业务的机会。那时的父亲身着蓝色的学生装，球鞋，去海关多不乘车，喜欢走路趁机欣赏街景，虽稚气未脱，却是一个蓬勃、昂扬和快乐的少年。
战时货栈闭门歇业，父亲便用旧帐页来练毛笔字，日复一日，数月便大见成效。以我对书法的粗浅理解，父亲的楷书带有魏碑风骨，尤其竖笔略加粗，硬朗如铁，风格自成。
可惜，父亲的自传没有继续下去，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就像老家曾经用过的那种古老的煤油灯，在灯油烧尽时火苗忽闪几下，突然亮了起来，然后很快一片黑暗。母亲和三哥每每说起父亲的弥留之际，总感觉他有许多话要说，然而却说不出来。说者与听者于是都沉默着，良久无人说话。
突然的静谧让三哥家原本卧在地上黄狗从前爪上抬起头，迷惑地观察着我们。
七、文字
父亲的日记断断续续跨度数年，极其简单地记录工作、生活和病患的某些片断，极其客观，很少见父亲表达自己的观点，某些篇章就如简讯甚至电报般简约和准确。
在三哥收藏的数本簿子里有一张更早的信笺，那是父亲的一篇随笔，那是父亲的很多年前的一个简单场景，梗概如下：雨中，上海某个繁华的路口，一位年轻的父亲抱着只有两、三岁的婴儿，全身皆已淋湿。与撑伞的父亲擦肩而过时，父亲略一迟疑。在那张泛黄的纸上，父亲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表达自己的后悔和自责，他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立即把自己的雨伞送给他们，或者送他们回家？如果那个小小的婴儿病了怎么办？自己为什么会迟疑和犹豫？而且，自己再也无法弥补这段道义上的亏欠了！
看完后，我没有对三哥说我的看法。
这是真实的父亲。数十年的独居，父亲或许已经习惯把思想、情感隐藏在最深处。这段文字或许是在某个酒后的深夜，无法成寝的父亲披衣起床，拧亮台灯，把这个郁于心中的故事轻轻写下来。
那些电报般简约的文字可能是父亲孤独的白描，而这个小小的故事，则是父亲不经意间留下的情感彩绘。然而，我再也无法得知父亲世界更多的信息，他就像一棵古老的树，我触摸到他的年轮，却无法得知那里面的时空记录。
可能源自父亲吧。我在上海的这些年里，文字一直成为业余生活的主体部分。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欣赏他在病痛中玩味生与死的永恒意义。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里面的一个故事：那是一名风雨无阻的长跑者，然后参加每年一度的全市环城长跑比赛。当他是第四名的时候，前三名出现在新闻里；当他跑第七名的时候，前六名披红挂彩；当他跑第二名的时候，报纸上出现第一名的照片；当他终于跑到第一名的时候，新闻只用简讯的形式报道了这次群众体育活动，配一幅千万人从起点出发的照片；若干年后，当田径教练终于发现他的时候，长叹一声，只是说了一句：如果你再年轻十岁多好！
上帝总是会开些玩笑。
八、母亲
我的价值观已经老去，所以彼岸遥远。
我的村庄近在眼前，却仿佛正在老去。
小村有路直通烟潍公路（烟台到潍坊的国道），记忆中虽为土路却平坦齐整，路边多为杨与柳，盛夏时节浓荫蔽日，深秋时分黄叶纷飞。归耕时母牛记着圈里的牛犊，背着枷索缰绳四脚踮起几乎小跑着回家，倒是主人草帽荷锄，不疾不徐，悠哉而后。树下是灌溉和排水的沟渠，多水的季节竟然会有小鱼儿游弋，在水草的边上来去倏忽。
如今，路还是那条路，那些粗壮的杨柳早已不再，换些杂树参差错杂。树下沟渠想必疏于管理，淤至几于路平，偶见零星的草与花点缀在一片枯黄里。至于路面，坑洼如斗。牛车早已不见，每有农用车或是轿车开过，浮尘弥漫，车后如随了一条黄龙，经久仍在翻滚。
村里的中央大道仍是土路，稍见平整，但远不如我想象中的整洁。零散的杂物，稀疏的小树，阳光下晒太阳的老人们，跑来跑去的各色土狗，一个安静得有些寂寞的村庄。我记得小村原来的大道上房前屋后有许多大树，柳树，梧桐，槐树，每年柳花、桐花和槐花次第开放，就像是古老的传统，年复一年。
树如此，路如此，人何以堪？
村中老人大多已不敢相认。有位本家老哥伫立在路中凝视良久，再三招呼却不作反应。直至握手执臂方作惊喜状，见我口唇动作，便贴耳上来，说到：老了！不行了！牙齿都掉了！耳朵也听不见了！
老哥有孙子与我年近，三句不到便转到孙子身上，云离婚后远赴四川打工，至今未归，电话都没打一个。言语间眼睛开始混浊起来，连原本紫红的脸膛仿佛愈发紫红起来。我无话可说，只是握着老哥骨节粗大，皮肤粗砺的手再三邀请：午后来喝茶！
再往前走，有亦步亦趋，每步移动不过三寸者，亦为本家老哥。听见声音气喘吁吁停下来，攀谈数语方知：数年前中风，鬼门关上走一遭后只余半条命矣。稀嘘不已，稀嘘而已。
闻声出来者再三，步履蹒跚者相貌依稀，只是我已有些搞不清辈份，便有些胡乱叫了。至于绕膝而奔者，多是小我者的下一代了。亦有远望交谈者，多是外村嫁来的媳妇，我更不识。
胡同里一下子人多起来，却都是些妇孺病残，同窗、同龄者一个也不见，他们正在县城或者工场的某地赚钱。鲁北的四月，阳光已有些泼辣，不知谁家院里的梧桐正在开花，光秃秃的枝条高出院墙屋脊，浅紫色的桐花正待开放，寂静中仿佛有些热闹。
转至家门前，远远看见母亲拎一袋什物，正缓缓远去。听到车声和我们的叫声，停下来，回望一阵，兀自转身离去。
我们皆笑。
原本想给母亲一个惊喜，母亲却是淡定自若。
事后母亲说：我总得把那袋垃圾扔完吧？
母亲？
那个在北平的身着美式学生装的二小姐？那个北平回来的穿旗袍的大家闺秀？那个被许多人称作有教师气质的知识女性？那个在夏天的雨后纳着鞋底为我们清唱周璇《天涯歌女》的母亲？
时间仿佛已经改变一切。
事实上，时间一切都没有改变，虽然头已花白，背已佝偻，牙齿也快掉光，但这就是母亲。
九、小姨
每次回家，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
村里的、家族的，现实的，历史上，母亲时常把他们串联起来，人物、时间时常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但似乎并不妨碍故事的循环往复。不过这一次的重点话题之一是小姨。
小姨是外公回到山东后出生的。她的童年与外公作为漏网地主被游斗，与丧母，与家族的迅速败落相系。我无法想象她的命运多舛，只记得小姨甚至讨过饭。
我开始记忆的时候，小姨已经嫁至母亲所在的小村。姨父一表人才，是当地的武术名家，脾气却有些暴躁。
不过小姨没有生养，后来领养本村的一个二胎男孩。曾有段时间我承担了这个孩子的部分看护任务，放学会去帮小姨看会儿小孩，让小姨把晚饭做好。我完全不懂照料一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男婴，只会紧张地抱着他，直到两个人都热到满头大汗。最快乐的时光是周末替小姨去放羊，那是最惬意的周末，一片蓝天，一块绿地，一人一羊，世界安静到只有蝴蝶在挥动翅膀，青草在拔节生长……
不知何时，小姨开始相信某种类似宗教的民俗信仰思想，并成为虔诚而热切的传播者。之所以是类似宗教，是因为小姨等人膜拜的是似乎是柳毅。那时似乎时常有“柳毅山客人”登门拜访。
读《中国文学史》时，曾记唐朝宪宗德宗年间，陇西人李朝威有传奇小说《柳毅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与“梁祝”、“天仙配”、“白蛇传”并称的中国民间四大神话传奇故事。
然而那时只知柳毅而不知柳毅山，事后方知：柳毅山就在山东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境内。因唐朝时该山脚下梅花村内有柳毅其人得名。亦称土门山，旧时山之东侧有几十米高的穹隆形山门，因积年累月暴雨冲刷自然形成。早年间土门穹顶之上有槐林深深,花香阵阵,鸟语蝉唱,南北渡人。在后来的大炼钢铁时代山门之上的树木砍伐殆尽,村人基建取土过度,终致土门坍塌。
小姨父后来终于变成柳毅山的忠实拥趸，但他却在若干年前中风并留下轻度的后遗症。小有名气的武术家变成身体臃肿，行动迟缓的退役农民了。上次回家探亲，小姨家中曾有若干股兵器或损或送，只余下一把宝剑，一口朴刀。宝剑出鞘仍然闪亮，朴刀却已锈迹斑斑，红绸的刀穗也已污浊和残破不堪。因为那个长大的男孩经商欠债的牵连，小姨不得不携病中的姨父远走新疆。
现在，那房子空着。我路过小姨的房子时，仿佛一切依旧，仿佛在下一刻就会听到门响，笑吟吟的小姨推门出来。
稍等片刻，不会再有。
再等片刻，也不会再有。
一切都已经结束，都不会再重新开始。
十、村庄
给父亲扫墓回来时，三哥带我们寻找老屋的旧址。一切都已改变，那里早已是别人的新居，我只剩大概的方位印象，但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情景仍然清晰。
老屋是正房三间朝南，简陋的东厢房是柴房，后来也用作牛棚。南屋对称亦有三间，外公曾在此小住。小院面西，开门便是南邻一个有些荒废的闲园。垛些秸杆，有梧桐刺槐之类杂树三五株，夏秋季青草近膝。园子虽有些荒凉，不过可算我童年的乐园。春天可捉蚂蚱，顺便熟悉园艺，弄些植物的种子学习播种或是扦插；夏天则是捉知了龟或是用蛛网缠在竿头捕蝉，知了龟洗净浸在盐水中，一周后煎炸可成无上美味。秋天可以收获了，园里的青草野花也时常成为兔子们的口粮。冬天的雪后，小园高高低低一片洁白，有鼠或野兔的脚印规整对称，可以学鲁迅支起筛子捕鸟。
碰巧的是，我们小院的东面也是邻人堆柴的园子，在我的散文《花事》里曾记录这个园子里的芍药和木瓜。后来新房造好后，老屋便彻底地拆掉了。现在已经无从寻找当初的半点痕迹。
胡同向北可通小村得名的大河，那时河水清澈，荷花摇曳，亦可垂钓。烧红的缝衣针可弯作鱼钩，至于浮漂鹅毛也行，干树枝也行。鲫鱼肥大，味极鲜美。母亲与大锅咸菜共烧，咸菜亦有鱼鲜，日常佐餐的话当有些奢侈。如今河水早已干涸，河床已被垦荒。大河南村徒有其名了。
向南则是村里原先的中央大道。家家门前都有高高的土堆，是用来清理猪圈做厩肥的。老树、土堆、荒园是捉迷藏的好处所。
一路走过，新房固然青砖红瓦，却也有破败的无人居住的院落。断垣残顶，门窗歪斜，杂树横生。一棵需两三人合抱的古槐已经死去，仍然直立在一处土墙边。三哥便介绍这是谁家谁家，或是举家外迁，或是人丁零落，对我仍然只有模糊印象，如一张过度曝光或是对焦不准的照片。
扫墓完成后，三哥特意带我们去大河的桥头，观瞻孙氏在此地的祖先。河南河北两村的长者共同树起了一座新坟，墓碑厚重，上书“孙氏祖坟”，旁有碑记，追溯此地孙姓由来，传世640余年云云。
又据说，孙氏家谱也已修完。
盛世修谱，果然。开始富裕起来的族人或许真的理清孙氏传世的脉络，或许也记录下孙姓名人的功德与辉煌，当可光耀门楣，可激励后进，亦可算功德一件！
碑竖起来了，家谱修好了。来源或可追溯，但我们真的找到根了吗？至于今生去往何方，来世又在何处，又有谁弄得明白？
十一、面朝大海
回家数日，三哥放下手中的活儿几乎做了全程的司机或者导游。他的五菱面包车也几乎成了我们的专车。
我们兄弟四人中，脾性都如父亲般内敛。在外型上却是三哥与父亲最为相像，在我们兄弟中也最为心灵手巧。尽管初中毕业便不再继续学业，然而这不妨碍他天赋中的聪明继续发挥。我记得他学会木匠、泥水匠，而且都能做得很出彩。后来他学会维修各类农机器具，成为附近活儿漂亮、收费厚道的技工且小有名气。再后来，他学会铝合金、塑钢门窗及与之相关的一应技术。他的院子就是他的工场，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名片。
三哥还专门驱车送我们及大姨、姨父到渤海边上、到新的经济开发区去转转，可见心思缜密。我只在中学时曾和同学骑车到过渤海边一次。再来时印象已经全然改变。四月的海风烈烈，海堤上巨大的风力发电机组嗡嗡作响，金色的沙滩松软如绵，碧蓝的海水无限延展，远处有花花绿绿的十数点人景，三哥说那是在沙滩上挖海蚰蜒呢。
近海有方正的大池，想必是晒盐池。岸堤边上尚无绿色，经年的枯草有高而直立者，孤立者如铁条般在风中呜呜作响。
迎着风，面颊有些发凉。背后太阳直晒，居然有些发烫。忽然想起一位诗人和他的一首诗。那就是著名的海子和他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首明丽的、快乐的、激动的和踌躇满志的短诗如新绽的百合花般纯净。你无法判断快乐的缘由，却不由地被这快乐深深地感染。大海作为诗中的核心意象代表着广阔、浩荡、壮美，而春暖花开则意蕴生机、希望和幸福的开始。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我固执地认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的半句箴言，极其准确地预言天才诗人短暂却是极富生命张力的一生。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创作于1989年1月13日，那是个尚未花开的季节，我相信两者都源自诗人激扬的想象。而今天，我正在面对大海，春暖而尚未花开，心是热的，背是冷的。正如海子，这位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少年天才，他的未来本该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只是他没有等到那年真正的春暖花开。两个月又13天后，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河北省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与李杜一样，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他被誉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文学史上一位全力冲击文化与极限生命的诗人，是真正完成中国近代诗歌改革的第一人以及中国本土的田园现代诗人。
诗与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巨大我是在接触现代诗歌后才慢慢意识到的。诗中是漫卷诗书欣喜若狂般的快乐，是与全世界分享亦私毫不减其成色的快乐，但只需短短的两个多月，曾经快乐的诗人静卧在山海关附近铁路的慢车道铁轨上，看着远方的机车缓缓从天边驶来。在那个时节，春天已经到来，鲜花尚未盛开，诗人闭上眼睛，颈下的铁轨节奏鲜明，如吟诵一首韵律铿锵的长诗。
那是海子的最后一首诗，有律无字。
我曾经梦想过成为一名作家，那么，在这个鲁北的春天，在渤海的海边，在这个春暖并即将花开的季节，且为这个天才诗人的20年祭默哀一会儿罢！
十二、第四本书
《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是海子自杀时携带的四本书。我曾不止一次揣度这四本书的逻辑关系：
《瓦尔登湖》，梭罗著。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没有选择经商发财或者成为政治明星，而是平静地选择了瓦尔登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看书写作，过着简朴、原始的生活，选择的是心灵的自由和闲适。《瓦尔登湖》随笔记录动物、植物、人文、地理、历史，如马萨诸塞州的瓦尔登湖，宁静、恬淡和充满人生的思考与智慧。
《孤筏重洋》则是挪威学者托尔·海雅达尔(Thor Heyerdanl)写他和五位挪威、瑞典的同伴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纪实作品。
海雅达尔确信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第一批居民是公元5世纪从拉丁美洲漂洋过海到那里去的。海雅达尔为了用事实驳倒质疑者，他和同伴们筹划资金完全按照古代印第安人木筏的式样造了一只木筏，于1947年4月从秘鲁漂洋西去，原始的小木筏，在烟波浩渺、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中，经历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折磨和惊险，历时三个多月，横渡四千多海里，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荒岛。这是一次震惊全球的航海壮举。海雅达尔用艰难实践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并向世界展示他们忠诚和执著于科学的精神。
《康拉德小说选》，约瑟夫·康拉德是现代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康拉德擅长描写海洋生活，但他关注的不是惊险的事件，而是惊险的事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他既憎恨独裁暴政，又憎恨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为；他既揭露西方文明社会的弊端，又揭露非洲原始部落的野蛮；他既深切同情孤独的个人，又坚决反对利己主义。他的作品往往染有悲观和神秘的色彩，主人公多为特殊环境中的异常人物，有沉重的心理负担，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处于孤独之中。
而《圣经》，似乎是最后的救赎。
海雅达尔，包括康拉德并不在我熟悉的范围之内，重翻文学史之后，若干意象开始清晰浮现，如：海；孤独；矛盾；理想主义等等。我试着梳理某种可能存在的逻辑：
证明自己或者说渴望得到价值的认同——逃避，但海子的现实中没有瓦尔登湖，那意味着无处可逃——理想与现实、妥协与挣扎，极其复杂，极端痛苦——圣经是最后的救赎吗？
现在看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山海关的卧轨放诸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背景里无疑是一个悖论，那是一个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又一个黄金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被禁锢的文学霎那间迸发出炫目的光彩。诗歌更是狂飙突进迎来她的最辉煌时期。只是，辉煌与速死往往是中国专有的伴生现象，从朦胧诗开始，诗歌开始进入功利主义的渊薮，诗人人为地画地为牢，各立门户，引起派系之争；与此同时，诗歌越来越崇尚技巧，诗人退化为匠人，各类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后后现代主义纷纷出笼，以诘屈聱牙、形式怪诞为美。
海子，试图走出流派和技巧的双重怪圈，注重诗人的个体体验，注重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细致观察，注重我手写我心，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的一个集大成者。或许正因如此，海子的孤独透彻骨髓。
在《天堂弥赛亚》里有天梯的意象，一个人在天梯上，上下四方都是黑暗，没有人，他在大声地喊：还有谁在？还有谁在？！
面对实用主义的劫掠，海子注定是孤独者最后的呐喊！
十三、东冢歌声
返程时三哥带我们走下营镇与夏店镇之间的那条主干道，中间便有一个现在已经被撤合并至下营镇的乡，有一个值得考古探究的名字，叫做东冢乡。
我无意考究“东冢”称谓的由来，想起的却是另一位诗人顾城。顾城，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放猪。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顾城辍学放猪的地方就在东冢乡。他后来被誉为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代的唯灵派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评论称顾城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
我记得东冢原来每年都有盛大的庙会。这种庙会实际上与宗教活动已经无关，不过是农村有些历史渊源的定期的大型农贸集市而已。庙会与集市的不同在于庙会似乎只有每年一度，于是规模更大。或许在某年的庙会上，在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我曾踩上的那块石头若干年前顾城也曾驻足。这段珍贵的历史最终记录在顾城的《东冢歌声》里。（首刊于《长安》1981年1月号，名字改为《西冢歌声》）
《东冢歌声》记录集市上的一个场景：一名来自北京的歌手，爷爷是此地富农，父亲是八路，母亲是洋人，本人是学生，学的是艺术，职业是卖唱乞讨。但歌手因没唱样板戏而遭受当地干部的斥责，好在群众支持这美妙和崭新的声音，并给予歌手微薄但却无私的帮助。“我”观察、聆听、思考、感动、援手，最后得到精神或者理想的充实。小说格调颇有“五四”的韵味，可作中国文学史上“伤痕文学”中的一抹熠熠闪光的伤痕。
当然顾城最优秀的作品仍然是他的诗歌。回城后的顾城有过失业，有过漂泊；曾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曾应邀出访欧美。1988 年赴新西兰，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后隐居激流岛。他被誉为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与舒婷的典雅委婉、忧伤绰约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朔迷离。但是，在顾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这忧伤淡淡的却是沉重的。这不是个体的忧伤，而是一代人的群体性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
1993年10月8日因为离婚与其妻谢烨发生冲突，谢烨受伤倒地，过程成谜，顾城随即自杀，谢烨于其死后数小时不治。他留下的大量诗文中我能牢记的只有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来寻找光明”。
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我经常无端地从画像中判断顾城是一个过度敏感、自我封闭和时常忧郁和带有童话情结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诗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甚至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天国的门”，去表现“纯净的美”。在现实与理想世界不可弥合的分裂中，顾城仍然执着地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失败成为某种必然。
一个曾经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北岛，他用手术刀般的诗句剖开了现实残酷和冰冷的内核：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尾声
在归期到来之前，我们为母亲换了台新的电冰箱。
旧冰箱是父亲留下来的古董，体积小，单门，且耗电严重，但因购买方式是家电下乡的以旧换新，所以随着新冰箱的到来，他被装上送货的卡车，很快消失在一片烟尘里。房间里，父亲的痕迹便又少了一些。
行期临近，家里人都最大限度地到齐了，于是从村里的小饭馆里叫了外卖。这次来送菜的仍然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我回家后的第一次叫外卖便是她来送的。她以为我已经忘记，但我一眼就认出她来，我说你是我的教英语的张老师。她开心地笑了，仍然像许多年前一样，眼睛眯成一道缝。
那时她大约高中毕业后当了我们初中的英语代课老师，腼腆的大女孩而已。班里有的男同学高出她许多，并不怕她。时常有些恶作剧般地顶撞她，即使她动手也打不疼我们。不过她最好的办法是开始抹眼泪，这时我们反倒乖了许多。但我的英语课直到后来仍然是我学业的最大短板。张老师后来嫁到了我们村，家里开了饭店，也转为正式的教师编制了。我仍能认出她，但她已经完全不是十多年前我记忆中那个腼腆、爱哭却也容易破涕而笑的大女孩了。
哥哥们家里的小孩子都到了，侄儿读高中，侄女读初中，虽然已经回家数日，他们仍然有些害羞般不大会主动跟我说话。我离家时只比他们现在大不了几岁。对他们而言，我只是一个远在上海并不常回家的叫做叔叔的人而已。
他们都很健康，就像四月的阳光，明亮而且带有春天的芬芳。
母亲有些不舍，但仍催促着我们快去赶火车。
时间还早，途中我们在杨家埠稍作停留，我选了几本木刻年画，都是传统题材、手工雕版套色印刷的，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有秦琼、蔚迟恭的门神、孔子先师像、钟馗捉鬼等等。传统正在式微，且留几本作纪念吧。
三哥驾车把我们送上火车，硬卧的那个空间似乎更小。和衣躺下，一路半梦半醒，次日醒来，窗外已是绿的香樟树，黄的油菜花，桃红柳绿，草长莺飞，间或小桥流水，竹林老屋。江南到了，俨然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将继续我的所谓事业、偿还贷款、关心子女教育、应对办公室政治，一切都如数日前。停摆的钟又上足弦，恢复原有的节奏。我闻到熟悉而又陌生的93#汽油的味道，手机的短信提醒我江南当地的天气如何如何……
一切仿佛重又开始。
我还是我。江南还是江南。
我还是我吗？江南还是江南吗？
【旧作于2012年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