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花瓶里的红皮薯

冬季，上海的街头常有烤白薯卖。

当然，烤白薯只是笼统的叫法，所烤之物有白薯，也有红薯。我的家乡书面语称为红薯，口语便叫烤地瓜。

至于烤炉，多是一只硕大的油桶改装而成，矗立街角：上端的铁皮剪去一半，半空处用来取放白薯，另外半片铁皮享受炉火的余温，正好作为烤好尚未卖出的红薯的展示台，且有保温之功效。桶下部开风门，便于加炭或者取煤灰之用。卖者多为外乡人，衣衫破陋，手皆污浊，间或有带手套取放往复者，依稀可辨手套原为白纱纺制。

烤红薯的生意想来不会红火到如何如何，但也该间或有两三人排队的情形。纺槌形、黑黝黝的、皮焦里嫩、冒着热气的烤红薯对于见过大世面、惯尝各类精美食品的上海而言有某种原生态的诱惑。下班路上买一个，重约八两，到家仍烫，灯光下小心掰开，热气袅绕，甜香扑鼻，瓤肉金黄，放诸精美瓷碟，取小勺挖食之----准中产阶级返朴之象也。顺便亦可教育家中学子：此乃白薯，又名红薯、地瓜…原产南美，明万历年间由吕宋传入中国云云，且又有减肥美容之功效。

分食画面如此之温馨，红薯又具如此之功效，故未见城管部门严厉取缔。倒是有卫生专家为市民之健康挺身而出，称烤炉多为废弃油桶等改装，如此烤制食物对身体颇有不利等等。烤红薯生意本未红火过，但也并未因此而衰败下去。冬季江南多湿冷天气，有时华灯已过璀灿时分，仍见瑟缩的香樟树下，一抹红光一袭黑影踯躅路口。寒风拂过，一缕红薯的焦香在城市繁华的空隙里悄然穿过。

记得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一文中曾记录：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红薯或许不会想到此生也会有神奇的际遇，不但在都市的街头飘香，而且进入各大超市货架，标价数元不等。至于饭店圆桌，红薯更是与花生、玉米、南瓜等共处一盘美其名曰五谷丰登，已然与鱼羊之鲜为伍。

大约因为城市化历史并不久远，市民们上溯三代多数便已到某处农村，所以对红薯之流大都有接待远房穷亲的宽容与大度，类似大观园里欢迎刘姥姥造访一般。我自农村来，与红薯情谊自然非同一般。不仅曾采其秧以饲猪兔，更如阿Q一般偷且逃过。所不同者阿Q偷萝卜解饿，我辈则是当作水果解馋。至于逃遁，一则做贼心虚，便是无人追赶想必也会在得手后拔脚飞逃，二则红薯主人必怒我辈手刨脚踩糟踏庄稼失却为农之本。因为其时红薯已经不值钱，大半用来做猪的精饲料而已，以现时标价那时大约可买一车，足有两麻袋。

于是便花当年可买一车的钱在超市里买了三五个，红皮黄瓤。记忆当中红瓤似乎更佳，只是超市里不便判断。回家洗净后切丁与小米、大米烧粥，有养生功效；亦可隔水蒸之；当然用烤箱或者微波炉烘烤之可解卫生专家之忧。只是生吃不似偷来之甘甜，熟吃无油桶烤炉之焦香。时味移人，此言不谬。

虽仅三五个，但仍有一个躲在土豆边上逃过或蒸或烤的命运悄然过冬，春天发觉时已萌发嫩嫩紫紫的叶芽，此时不可再食。正在弃留犹豫之际，忽然灵机一动：取橱里空置的水晶花瓶，清水装至六分满，再将红薯清洗干净，保留向上的嫩芽，薯身置于水中。水晶瓶窄身广口，将红薯轻轻卡于瓶中。

很快，红薯的下部生出细细密密的根须，白如银针，密如皓须。而那些叶芽则在温润的江南飞快生长，从厅柜的顶上披娑而下数条长长的、且愈来愈长的藤蔓来，碧叶红梗，如绿萝般掩去大半个橱角。至今仍在吐绿，所需却不过半杯清水而已。

不知这是否可算薯界的传奇经历？

给红薯浇水时，我偶尔会想起一些关于生存、境遇类的复杂问题，那些绿叶却自顾摇曳，即使只是一丝微风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