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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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擂时间：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冬。
摆擂地点：河南上蔡黑河工地。
摆擂人：我，一个乡村中学的民办教师。时年二十三岁，身高1米6多一点儿，体重44公斤。
挑战对象：全生产队参加黑河会战的100号劳动力。
开玩笑，一个身高1米6多一点儿、体重44公斤的文弱书生，敢摆擂台，还敢向全生产队100号劳动力挑战，脑子进水了吧。
你先别笑，也别不相信。我还告诉你，最后的擂主，就是鄙人。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县里向下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以实际行动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建议各学校提前放假，教师全部参加治理黑河的大会战。
我们学校共15个教师，和其他学校的老师一起，坐着一辆大卡车，向黑河工地进发。我第一次坐汽车，心想至少要坐半天，就眯着眼，靠在车厢上，养精蓄锐。至于车子的方向，经过了哪些村庄，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车子猛烈一颠，就让下车。我纳闷，这才多大一会儿，怎么就到了？大家一阵大笑，说：只顾睡觉，恐怕还不知道坐车什么滋味，没坐够吧。
跳下汽车，环顾工地。大堤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人的号子声，喊叫声，马的嘶叫声，和着高音喇叭里战天斗地的歌曲声，把工地都烘热了。
民办教师各回各自的生产队，听从安排。那时，民办教师没工资，由所在生产队记工分。当时，生产队规定，棒劳力一天10分 。民办教师不管身体强弱，一律按生产队第一号棒劳力的工分数记工，参加生产队物资分配。
我这个人，自小体弱多病，身体发育不好。20多岁了，体重不到90斤，扛不动粮袋。我记最高分，惹得很多棒劳力心理失衡，不满意、不服气。
我一到自己生产队工地，就有几个人在大声吆喝：“又来了一个棒劳力，又多了一个抬土的。”嗬，来了个先发制人，好像我不敢抬似的。
我赖好也是个20多岁的汉子，不就是抬土嘛，谁怕谁呢！我说：“谁敢和我抬一杠？”第一号棒劳力李某谷，抢先一步说：“我和你抬！”
李某谷，当时30多岁，正值壮年。身高1米80以上，体重70公斤开外，长得虎背熊腰，号称大力士。土筐之上加土筐，装得满满实实的，200斤朝上，他还喊着让装土。
站在堤下， 放眼望去，从堤下到堤顶之上，立陡立陡的，垂直高度足有20多米。把杠子放到肩膀，勉强站起来。堤下平地，还能迈开脚。开始爬堤，脚就抬不起了。一号在后面，抱着杠子，使劲儿地向前闯，又是推，又是搡。他推一下，我挪一步。他不推，我就停下来，只起一个支点作用。我偷偷往后看，只见他双手使劲儿地，往前推着筐绳。不推筐绳，筐绳就一个劲儿地往后滑。他既要推筐绳，又要推我，土才能运上堤。这样，几趟下来，他就气喘吁吁了。我好像找到了窍门，不再害怕了。筐装满了，我就使劲儿喊：“装，再装点儿。”他却要喊：“行了，中了，不要再装了。”
下工的时候，他坐在大堤上，喘了好大一会气儿。吃饭的时候，他偷偷地对我说：“下午，不跟你抬了。”
下午，开工的时候。我站在大堤红旗下，亮起嗓门，大声叫喊：“还有谁敢跟我抬一杠！”公认的第二号棒劳力李lu子（六指,大拇指上多长一个指头，雅称骈指，乡下人叫luzi），平常好自称一号，跳出来，说：“我跟你抬。”
上午的故事，又重复一遍。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对我说：“明天，我不跟你抬了。”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我又站在大堤红旗下，亮起嗓门，大声叫喊道：“哪个敢跟我抬一杠！”无人应声。我又大喊一声，还是无人应答。大家知道，第一第二号治不了的，谁也没办法。
我只好对队长说：“没人跟我抬，请指示。”队长想了想，说：“那你赶牲口去罢。”后来知道，赶牲口就是要和牲口赛跑，比脚力，一般人不愿干。别人眼里，我又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
其实，这个活儿，还真适合我干。老天爷没给我五大三粗的健壮身躯，却赐予我敏捷麻利的腿脚。运动场上，我身轻如燕，疾跑如飞。从小学到高中，长跑是我的强项。曾和生产队的马车比试过，快过马车一大截。当过兵的大伯大叔，仔细看过我的脚板，都说，是当步兵的好材料。小时候，听鼓词《狄青传》，说英雄狄青杀死仇人后，敢作敢为，在墙上书写“杀人者步兵狄青也”几个大字。心里想，“步兵”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英雄称号。就仿照卫青，在靠近床边的墙上，认真地用毛笔写上“步兵×××”几个大字，这“×××”，就是我的名字。从此，苦练跑步，立志要当个步兵。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当步兵的愿望泡汤了。谁能想到，我的跑步功夫，如今在河工上，却派上了用场。
土车装好，我马鞭一扬，大红马就奋蹄奔跑。待到上坡，它才老实一些。倒了土，空车下坡，它又撒起了欢儿，一路飞奔。我只有飞跑，才能追上它。到了堤下面，听几个棒劳力叽叽喳喳：“嘿嘿，用不了三天，就出师（注：完全彻底认输的意思）了。”我知道，那是在说我。但没吭声，心里说：“骑驴看戏本，咱走着瞧。”
三天过后，吃早饭的时候，我说：谁抬筐抬累了，可以给我换一换。不知是不敢还是不愿，没人应声。看来，是想再考验考验我了。
十天，我的腿没软。
二十天，我越战越勇。
三十天，河工结束，我有说有笑。
腊月二十七那天，公社召开河工总结表彰大会。我得了一张奖状，写的好像是“治理黑河标兵”。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村在公社任文教助理的景琰爷给报上去的。那一年，真个是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领奖下来，回到座位。只见几个棒劳力，面面相觑。见了我，很是尴尬。我没说话，只是微微一笑。
第二年，一九七七年，恢复了考试制度。我任班主任的那个初中毕业班，共十九人，十三人考上了高中。一九七八年三月间，民办教师资格考试，我是全公社成绩第一名。我的考场作文《当我唱起国歌的时候》，被文教办公室当成范文印发，让全公社的初高中学生朗读背诵。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考取了河南大学中文系，成了我们村解放后第一个大学生。随便说一句，体检时，我八十九斤，医生给我多写一斤。他说当兵的体重底线是四十五公斤，要是因为差一斤，录取不了，他的罪过就大了。可惜的是，我至今不知道那个体检医生姓甚名谁。又过一年，一九七九年八月，我的两个弟弟，又考上了大学。这在我们那一带，曾轰动一时。
从此，我成了家长们教育孩子勤奋学习的楷模。连我小时候的一些故事，也被添油加醋地演义渲染起来。
当然，我唯一的一次河工经历，又有了新的版本。这个说，当时就纳闷，他怎么就能摽败第一第二号棒劳力，原来是文曲星，老天护着呢。那个说，你看他赶牲口的样儿，脚底生风，跑起来像飘，像是有东西在托着。还有的说，人家那叫智慧，不然早就让人给坑死了。忘了咱们大队长的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惜了，刚刚十七岁的孩子，活生生的，叫那些黑心的给摽死了。
河工擂主之说，就这样，坐实了。并且，传的纷纷扬扬。三里五村，都知道。
我听了，觉得可笑。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这就叫一俊遮百丑。在农村，体力小，就是最大的丑。考上了大学，就遮掩了身小力薄的缺陷,一好百好了。
看来，不管什么人，什么时候，有个一俊，是缺少不得的。
（“不能卸载的心灵底片”系列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