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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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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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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已逝魂永存——缅怀王传中老师

王传中老师离世已四月有余,作为他生前最要好的文友,我还未曾为他写下只字片语,在某些人眼里我估计已是个无义者。其实,在王传中老师离世至今的这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回忆与他交往的点滴,时常沉浸于他远逝的伤痛之中。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惟恐自己文字的无力,无法准确表达他予我的恩情。

我跟王传中老师是1993年认识的,这个所谓的“认识”仅限于书信。那个时候我高考落榜已近两年,一边工作一边做着作家梦,写了一批少儿小说,到外面投稿均无音讯,只能发在内刊《少年文艺报》上。其中有一篇,与王老师的诗歌同版。说实话,当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初学者,不很明晰写作应承担的职责,只希望能冠以“作家”的头衔,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所以王老师被我所注意,并非他的那首诗歌,而是附在诗歌末的简介——绍兴县文协副秘书长。在我的认识里,“文协”应该类似于“作协”,便急迫地写信给他,希望成为其中一员。

如我所愿,王老师很快复了信,并附来一份入会申请表。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之后王老师尽管竭尽全力,但我始终未被吸纳进去,直到1994年10月底,我给县文联主席写了信,才得到一本不编号的会员证。而在此期间,我因离乡在广州打工,虽未跟王老师见过面,但一直受到他的关爱,他不仅时常来信鼓励我写下去,还推荐我的成人小说处女作,在老家的《百草园》杂志上发表。这对当时身处逆境的我,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在我的眼里,他充当着修伞人的角色:

修伞的人,坐在暖融的太阳底下/缝补经年的雨天。修伞的人/能在晴天看到下雨的时候/能把脆弱的骨骼扶直/把风湿的关节所能支撑的力度/重要地纠正/这样的长跑就会很有信心//而我看到修伞的人脱胎换骨/是在很多年以后的早晨。雨过天晴/卖冰棍的太阳伞下,修伞的人/吆喝炎热的夏天//大群运动员经过这里解渴/他们随意而疲惫地靠近冬青/就听见修伞的人撑开收拢的话筒/“请你们不要折断树枝/他们的生长需要每一次爱护”(王传中《修伞的人》)

1995年秋,漂泊两年之久的我,终于暂时回归了老家,第一次跟王老师见面。可让我深感意外的是,在整整两年时间里,一直以“兄弟”呼我的他,竟然是我父母的同辈人。这一方面见证了他的谦逊,不像某些作家习惯于依老卖老,另方面表明他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年轻的心,因为通过他的诸多诗歌,无不让我感受到青春常在。那次相见,虽然让我确切了他的年龄,但并未为此产生任何隔阂,只是让我多了一份对他的敬重。

但我对王老师真正的了解,是在1997年4月之后。当时,我在家乡小镇上开店失败,前往绍兴县文联当临时工。由于我俩的单位相距很近,又有着以往建立的情谊,他自然成了我最亲近的师友,每当我创作上有得失,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倾诉的首个对象必定是他。渐渐地,我跟他之间的那种关系,不再局限在文学的范畴之内,而升华为没有血缘的亲情。他从对我的无比关爱,一直延伸到了我的家人,甚至于我的一些亲戚。

深深地记得,在我绍兴工作的三年里,我俩无数次在他食堂就餐,每次总是他买单请客,我们总是面对面坐着,合饮着一瓶啤酒,他有一点跟我一样,喝不了几口就脸红,他们相互推让着,说自己酒力不行,企图让对方多饮一些。每次饭后,我都随他去他的办公室,那里简陋而不失清静,我喝着他给我沏的绿茶,跟他漫无边际地长聊,但话题总绕不开文学,以及跟文学相关的人事。

他自己独身,但很关心我的婚姻。有次,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个女孩,正好是他们医院的护士。他知道后到处打听,了解到她曾因男友生病而将其抛弃,便认为她是一个势利的女孩,建议我中断跟她的联系。而当我后来在杭州,跟我妻子(当时的女友)恋爱时,他闻讯非常高兴,不仅来电祝贺,还在关于我的一篇印象记里,兴味盎然地写道:“一位西子姑娘深为他的文学才华所动,将与他结为秦晋之好……”用文字的形式,第一个将喜讯传达给我其他师友。

而凡我的家人和亲戚或生育或治病或住院,他总是义无反顾地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领着他们去挂号、排队、看望,有时甚至于付款。他留下他们较为一致的印象:走路特快。这也许是他军人出身的缘故吧。而他们对他惟一的评介:“人真好!”我的父辈喊他“王老师”,我的同辈喊他“叔叔”,我的下辈喊他“外公”。当他们从我口中得知,他不幸离世的噩耗时,无不深感震惊和痛惜。

通过跟王老师的深入交往和了解,我无不感受到他的正直、执着和重感情,但很多不了解他的人总对他存在误解,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孤癖、难以亲近的人。我刚到绍兴县文联工作初期,好多文友得知我跟他关系密切,无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之所以持有那样的看法,是因为他曾为感情神经错乱过,还由于直到现在依然孤身一人。他们看到了事物的一面,去忽视了它的另一面:那岂不正说明了他的执着和重感情?

也正因为这个因素的存在,加上王老师固有的文人的清高,尽管他对文学像生命一样热爱,且在诗歌和影评领域硕果累累,但依然被当地文坛所漠然和排斥,他几乎无缘当地的每一个文学奖项,甚至发表作品都显得异常艰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一些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都通过关系轻而易举加入了省作协,而他写作数十年发表作品无数,竟然数次被拒于省作协的门外,直至离世还只是市作协会员!

然而,参加省作协一直是他的心愿。为此,我曾建议他活动一下,但他似乎不为所动。在我跟省作协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对吸纳会员一套有更深了解时,正好他来省城参加政工方面的培训,我便再次向他提出了建议,并承诺帮他邀来那些“权威”,一起吃顿饭拉一下关系,但他又一次表示了婉拒。也许在他的认识里,那样做似乎是可耻的。他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打开省作协那扇大门,这正如他的《我坚强地顶着雨行走》所唱:

我坚强地顶着雨在大地上行走/此刻的雨,毫无落入玉盘的意思/我听到音乐,同时雨打芭蕉/我的头发没有叶帽覆盖/只有黑色植物高高在上,只有被雨/丢弃什么,我的距离才发生改变//而我的寻找和我的步履一样/义无反顾。我法让雨倒回/我坚持向前行走,设法想象/忘在家中的谚语,此刻如果迅速撑开/那么周围的空气,粮食和道路/就会顷刻清新起来。就会使晴朗/依偎在身旁。一小片天气预报/就会愉快地和我回到家中//然而现在我依然顶着雨行走/我不需要什么呼喊,我和大地/经历并且融合。艰难的前方/节气充沛地湿透我秋天的衣裳

而特别让我敬畏的,莫过于他为人的正直。1999年下半年,我因受到当地文坛某些掌权者的排挤,被迫离开了绍兴县文联。当时,曾经要好的一些文友,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考虑,暴露了势利的本性,纷纷疏远和冷落了我,而他和其他一些正直者,不顾自身的切实利益,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我这边,以致于后来的日子里,在我离开绍兴赴杭州后,都被当地文坛划入另册,一直备受排斥和打击,尤其他的遭遇更甚。

我2000年到达杭州后,跟王老师的距离远了,加上整天为生活奔波,与王老师的见面日益渐少,但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当我创作上有新的收获,必定会打电话告知他,而他也在时刻关注我的发展,几乎每次老家的报纸宣传我,他都会细心收藏起样报,然后用挂号信邮寄给我。而每次有机会来杭州,无论事务多么繁忙,都会抽空跟我面聊。而我也是如此,有机会去老家城里,也必定前去拜望他。

记得在他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10月20日下午。那天上午,我回老家途中,接大姐电话,叫我在城里暂留,帮外甥女炀炀配眼镜。因为外甥女有弱视倾向,为了验光验得准确一些,便去王老师所在医院检查。去之前我打了电话给王老师,他正好在参加县总工会的活动,因为他是医院工会副主席。但他还是打电话给医生,托咐她对我们多加关照。下午我们正在配镜片,工会那边的活动还没结束,他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那次见面,他告诉我计划年底新出一本诗集,退体后陪着老父去旅游,写一部长篇自传体散文。问及我最近有什么新作问世时,我提到当年《西湖》12期将发我的作品小辑,他不断地叮咛道:“到时一定寄一本给我。”因为当时已近黄昏,我们还赶着回家,与王老师未能深谈,只在眼镜门市部作了简单交流,然后便挥手告别。直到现在,他站在路口不断挥手的情景,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到了那年的12月,我的作品小辑,如期在《西湖》刊发。但我没有寄给他,只放了一本在包里,以备春节后去城里,拜望他时当面交给他。然而很遗憾,那年春节后,我虽然去了一次城里——吃表外甥女的喜酒,但因为男方没准备住宿,吃完喜酒便送我们回家,我根本无暇跟王老师见面。春节过后一上班,接受了杭州市文联的任务,突击写抗雪救灾的报告文学,那本《西湖》虽一直放在包里,但终于没有工夫寄出去。

2008年2月21日下午,因杭州市文联的任务非常紧迫,我正全心投入于那篇报告文学中时,接到了绍兴张建之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王老师从楼上摔下来,听别人跟他说伤势非常严重。他清楚我跟王老师的那份情谊,所以特地打电话来转告我。我听罢,立即打王老师的手机,提示已关机;又打他的办公电话,无人接听。我顿时预感到了一种不祥。后打电话到医院总机,接线的给我转到了病房。接电话的是治疗他的医生,说王老师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生还的希望已经很渺茫。

我追问造成王老师生命垂危的原因,那位医生顿时言语变得吞吐,后便推说不是很清楚,但提供了王老师大妹的电话。在王老师大妹处,我才得知详情:2008年1月31日那天,王老师所在医院病人家属闹事,堵死了医院领导办公楼的大门,王老师因要出席县总工会的紧急会议,在无法突围的情况下选择了翻楼,结果不慎失足从三楼摔了下来。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昏迷不醒。我闻讯,震惊不已!那一刻,我才突悟,大年夜发祝贺短讯给他,为什么意外地没有回复!

通完电话后,已到下班时间,我收拾包回家。因那天恰逢元宵,杭城非常热闹,一路过去爆竹震天,但我内心无比疼痛。我无法接受壮志未酬的王老师,竟然将要那么早地离我们而去!当天晚上,我停止写作,深陷在巨大的伤痛之中,泪水几度湿润了我的面庞。我无数次双手合十,求助上苍降临奇迹,挽留王老师的生命,让他完成未了的心愿——新出一本诗集,退体后陪着老父去旅游,写一部长篇自传体散文。

但生命不可逆转。2月28日那天,绍兴谢方儿老师发来短讯,告知王老师于昨日中午离世。第二天,我获悉他的追悼会将于3月1日召开,赶紧打电话给张建之老师,委托他帮我预订一个上好的花篮。其实,21日至28日的七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矛盾中,一方面想去探望病危的王老师,另一方面我又害怕面对他。因为在此期间,张建之老师曾来电给我,说他去探望过王老师,他已昏迷不醒,而且面目削瘦,目睹令人凄惨。我希望留一个美好的他,永远在我的心目里!

3月2日,在追悼会上,我面对着王老师,禁不住泪如雨下。在追悼会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弟妹,他大妹哭着告诉我,她哥哥经常有提到我。但我清楚无论再怎么提,除了我和他自己,不可能有第三个人,能真切体会到我们的感情!我们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我们的交往,不夹杂世俗的成份,是那么的纯真和透彻,可它又是那么的光亮,就算现在他已经离去,留下来的余温,仍足以温暖我整个心灵。

2008.7.13于杭州始版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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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文精简版分别以《诗人已逝魂永存》《温暖心灵的恩情》《时光远逝情永存》等为篇名,先后在《绍兴县报》(2008.8.24)《绍兴日报》(2008.9.1)《杭州九三》(2009年第2期)等报刊发表;该文完整版先后收录于本人散文随笔集《行走的写作者》(知识出版社,2011年10月)和散文随笔集《灵魂的指向》(知识出版社,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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