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边的书桌

1941年冬，诗人穆旦在西南联大写下“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西迁是被历史洪流裹挟而身不由己的寂长“流放”，或者更像是一场向死而生的精神远征。因为本应洁净体面的书桌在触及西南边地鲜活肥厚土壤的一刻生长出了粗壮发达的根系，年轻的学子在野花虫鸣骡子车拼接的粗糙世界中第一次用带血的双手拥抱了“伛偻的人民”，同时完成了与自己的重逢。

1939年，原计划继西南联大之后迁校昆明的华中大学应滇西爱国商人严子珍之邀，转赴大理喜洲办学。三月青衣，苍洱的风具了人的形质，拂去异乡人通身的尘霜，在时空偶然和必然的夹缝中备下天地应和的长筵。

出于习惯，总会在文字叙述中回避浓郁而用力的形容词，直到我在喜洲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看到一墙老照片，黑白且模糊，却因一人一事一地定格的表情让照片之外的人真切肤感到八十年前细密柔暖的日光，那一群在抗战烽烟中弦歌不辍的青年，他们热烈，痛快，鲜明。

那些年轻人喜欢在洱海边走动，有高原上不羁的辣太阳，眼前净静的湖泊是苍山投映的虚像，正如他们站在历史沉重的背影后找寻到另一种生的暖意，在满饮饱食生命的艰酸之后炽热而真诚地活着。起初，只是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教授学生在一个僻远的小镇延续着“格格不入”的习惯，尽管破旧却保持整洁的衣着，虽然难以相通但谦和有礼的语言，即使物什简陋也依然坚持的新式生活习惯，是随风入夜的雨，无形而静缓。关于旧中国“文明”的差别和距离，张爱玲笔下四十年代的上海已有着“打预防针”的情节，而在稍远之地求神问卜却是疾患仅有的良方；因一所学校的到来，文明开化的新风在喜洲古老的空气中弥漫渗透。可能喜洲让世人可见可感的第一个文明符号是电灯，而真正旷久代续的“文明”是老舍先生在造访喜洲时发出的惊叹，地方士绅竟捐资一百多万为中学建起了阔气的楼房！

在时境覆压之下与光阴的激烈博弈，西迁师生的行止言动都有了“痛快”之感，这种“痛快”是希冀科学救国的内心紧迫，也是前途晦明不定下奋起的自我救赎。是心境决定的环境，身边长狭的湖也是学术无尽的水域，他们潜心研究洱海中卑弱繁杂的生物引起世界学界关注；是心界影响的环境，集镇上的蓝染花缬是日月更替的片光和落星，他们改良本土靛蓝燃料提取制备工艺是对善良质朴乡民无声而绵长的致谢；是心怀改变的环境，当他们拦溪筑坝在大理建起第一座水力发电厂，亘古缄默的自然万物与生俱来的潜能和禀赋被现代文明唤醒。华中大学复原图书馆光线正好，柱上积灰煤油灯是时间的结痂，猝然想到2020年在网络上遍地贩卖的“内卷”焦虑，当代聪明而有想法的年轻人强迫自己适应了丛林法则，囿于自身又一头撞进纷乱的竞争，用成功压倒成长，比及那群战时青年的“痛快”，难说不是另一种遗憾。

冬日之湖，洱海是大地的眼睛，睑中是被时令暂时剥离了浓彩的众众生灵，正因如此，天空下的眼波饱蕴了鲜明纯澈的色调；1940年深冬，奉中共地下党指示，西南联大政治系李志疆转学到华中大学，那个抵达的晨早或是过午，他一定对视过那双坚定而明亮的“眼睛”。是滴入茫茫夜海的一点火光，在中国一个闭塞无名的角落静默灼烧——他手创的半月刊以栖身的“苍洱”为名却跋涉山海，目光所到是华北是昆明，甚至是引线般的滇缅公路另一端逼境的战火，用无声之“声”为抗战奔走，为马列主义鼓呼。他们走上街头，高喊“放下你的鞭子”，在看似晴和且远离战争的大理讲述东北沦陷区的深重苦难，在人心中深种下各民族并肩御侮的种子。他们是在洱海上氤氲光华的初阳，渐次涂抹点燃着年轻的心，当昆明“一二·一”运动的消息传到喜洲，华大学子写信通电声援，于广大民众而言无异于发蒙振聩的政治的觉醒。

看到一张名为《华大学生游览喜洲海舌》的照片，“游览”是一种干涩的慰藉，但隐隐可辨学生脸上带笑，海风渔歌老树，恍恍间是与故土有关的错觉。

当海边的渔船被风蚀成历史的化石，山上的流云被定格成时间的冰川，洱海的记忆中还留着似曾相识的旋律：立德立言立功，再见祖国兴隆。

所幸，山河无恙，夙愿得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