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声音（外一篇）

村庄的声音（外一篇）

参加工作以后，每年春节回家都匆匆忙忙。今年春节正赶上“新冠”疫情肆虐，全国各地封村封路，所以在家多盘桓了些时日，一些以前从来没有留意的东西，竟时时刺激着我的神经。我没料到，一贯沉默寡言的村庄，声音居然如此丰富。

先是公鸡，还不到凌晨五点，便一声不赶一声地打起鸣来。去年由于非洲猪瘟影响，母亲养的两头大肥猪被村上集体掩埋。不让继续养猪，一贯闲不下来的母亲便又孵了两窝鸡崽，加上过去的老鸡，一下子达到二十余只。母亲还买了八只肉鸭、两只鹅，喂食的时候，鸭唱鸡鸣，呼朋引伴，五颜六色一大群。先是一只公鸡叫唤，其他公鸡也跟着打起鸣来，接着鹅和鸭也加入到合唱的队伍，公鸡高亢的喔喔声，母鸡温柔的咕咕声，鸭子低沉的呷呷声，鹅像用木棒敲打脸盆一样刺耳的呱呱声，一时间此起彼伏，为山乡黎明奏响了序曲。听到第一遍鸡鸣，母亲和父亲就开始在隔壁悄悄的说话，尽管声音轻微，我还是能听见他们一边絮絮叨叨一边窸窸窣窣穿衣起床的声音。外面一片漆黑，寒意逼人，冬天也没有多少事情，但繁杂的农村生活让他们习惯了早睡早起。也只有这个时候，我听见他们在和和气气地交流着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商量着近期要行的人情门户，显出少有的温馨。白天，我听见他们互相之间总有数不完的埋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母亲的妥协收场。小时候，我特别害怕父母吵架，总是在头脑中幻想着“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一家子其乐融融的温暖场景。现在他们已步入古稀之年，有时候还唧唧歪歪互不相让，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好吵的。也许是几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争吵就成了他们交流的方式吧。

接着，我就听见弟弟、弟媳开门的声音。从年龄上看，我是兄长；从地域上看，他们在老家，我在外地，他们是在迎接亲人，但我感觉他们似乎更像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老家的几天，他们一直早早地起来，为我们烧好热水，做好早饭，才叫我起床。这是手足之间的亲情，且让我心安理得地享受好了。说实话，听见他们的动静，我也早早地醒了，只是不愿行动，一想到“客人”这个词就让我生出无限的悲凉。更可恶的是家里养的那只花狗，从归家的那天晚上到离家前几天，它一直对我狂吠不停。母亲说，这是去年养的狗，见了生人谁都咬。“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长年在外漂泊，已经不再纯粹的乡音，让它听起来是那么陌生和刺耳。从它凌厉的目光里，我看到它在心里对我是多么愤恨和排斥。它一叫，就暴露了我的隐私——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已经与这片土地产生了隔膜与距离。好在后面几天，它不再吠叫，显然对我表示了认可与接受，毕竟我的身上还留存着村庄的气息。不知道明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它对我是否还有印象，也许又需要重新适应与接纳。

吃过早饭，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男人们忙着准备祭祀祖先的香蜡纸表和敬酒刀头（祭祀祖先用的一块四方型猪肉），女人们则一齐上手准备中午的午饭，清洗腊肉，杀鸡杀鱼，一时间盆瓢交响，鸡飞狗跳，平时寂静的山村被四下涌起的新年气氛笼罩，袅袅的炊烟架起与邻居沟通的天线。每个人都是忙碌的，但每个人又是快乐而放松的，在劳作的过程中愉快交流着一年来的顺与不顺。平日里我们在外面四处奔波，怀着小心翼翼的心情面对着各色人等，只有回到养育自己的村庄，回到亲人的怀抱，才终于可以放下各种伪装，说着最土气的方言，让早已吱吱作响的心灵来一次短暂的休养生息，年龄再大，胡须再长，我们都是故乡的孩子，我们都需要不断从故乡的泥土中去找寻连接自己的那些根须，把内心的苦水倒出来，再把故乡鲜活的气息纳进去。

按照惯例，开饭之前要先放一挂鞭炮，与其说这是一种仪式，毋宁说是向村庄表示崇敬，我们用祖先留下来的规矩与村庄响亮地对话，感恩它的馈赠与哺育，也告诉它春天已经到来，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表面上看，村庄沉默着不发一言，它雍容大度地将表达的机会交给我们，让我们尽情呈现着喜怒哀乐，其实它的心早已沸腾，早已在以各种语言向我们暗示它的欣喜与激动，只不过我们注重了外在的宣泄，而忽视了它内心的表达。瞧，那些在枝头追逐跳跃的鸟雀松鼠，那些蹦蹦跳跳的牛犊羊羔，那些鼓胀的香樟芽苞，那些在田间地头散发香气的芹菜芫荽，那些缀满花蕾的油菜，那些悄悄挺身的麦苗，那些冒出地面的折耳根嫩芽，那些在洞口探头探脑的蚂蚁，那些带着湿气的泥土，以及那口热汽腾腾的老井……只要你仔细倾听，这些村庄的子民正在为村庄代言，它们以诗的语言、画的语言、花的语言，或嘹亮、或细微地向我招呼：“嘿，老朋友，我在这里！”村庄日渐苍老，断垣残壁，十室九空，又有一些老人没能熬过冬天，但是村庄的心态依旧那么坦然、笃定，不急不躁，在四季轮回中，它在做着减法的同时也做着加法，它通过树木的年轮记下我们离开村庄的日子，在枯枝烂叶旁边又开出一枝花朵，有些东西是被风吹到远方再也回不来了，而有些东西则被永远刻进了记忆深处。比如，仰望着院角那棵两个人都合抱不住的香椿树，我对妻子和孩子说：“小时候，每年春天我都要爬上去掰椿芽，这是一棵红椿，味道特别好！”目前正是春天，还不是村庄声音最丰富的时候，要是在夏天，那各种各样的野花、细雨翻卷的芭蕉、一天一个样的杏子梨子桃子枇杷、蹭蹭拔节的小麦、忽高忽低的萤火虫、彻夜吟唱的蟋蟀和蝈蝈，秋天那沙沙作响的稻浪、横七竖八的南瓜、拖拖连连的红薯、撑破外衣的包谷，又是村庄变着法儿的表达。

昨天夜里还下了一场雨，雨点落在厚朴的瓦片上，发出轻柔悦耳的响声，直到很晚我都未能入眠。我想这是村庄知道我回家的机会不多，白天没有说完的话，要在夜间继续与我交谈。多年来一直在干燥的北方生活，逢到这久违的夜雨，不是他乡遇故知、而是在故乡遇到故知了，一下子竟兴奋起来。相对于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激越豪迈，我更喜欢杜甫的“夜雨剪春韭，新炊煮黄粱”的温馨踏实。这雨，是母亲对孩子的倾诉，是故乡对游子的呢喃，是悸动对沉寂的唤醒，是春天对季节的应答。

躺在床上，我像小时候枕着双手躺在屋后青草茂盛的山坡上，脑海像放电影似的，把村庄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咂摸，我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

它表面上是沉默的，内心却是热烈的，无论我们对它喜欢也好冷淡也好，它都像一根脐带牢牢连接着游子和故乡，让我们不至于流落在异乡的街头。它表面上是顺从的，内心却是倔强的，我们可以在它的怀抱里呼吸成长，可以站在它的肩头睥睨天下，却永远也洗不掉那些烙印在我们皮肤血液中的泥土底色方言乡音。它表面上是淡漠的，内心却是温柔的，它从不过问我们在远方是飞黄腾达还是食不果腹，也不关心我们是觥筹交错还是独自向隅，却会让我们在张皇失措、心无所依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那个始终未曾远离的村庄。

笸箩里的锥子

闲来无事，在老家捣腾，竟从一张旧条桌抽屉里翻出一把锥子。看着这把昔日所向披靡的锥子如今生满了斑斑锈迹，心里顿时黯然伤神。

我对这把锥子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它曾为我们一家老小立过大功，所以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不知道我与它是谁先来到我们家，但是我知道它一定来自我们村庄，因为它的线条不够平滑规整，身上带着凹凸不平的痕迹，一看就是由铁匠手工打成。它的形状也过于平凡，仿佛是铁匠随手从废铁中抽出一小截钢筋，一头打成四棱尖头，一头用钳子弯成一个圆环。关键是它不像供销合作社卖的工业产品那样轻盈小巧，披着一身银光闪闪的高贵光泽，而是浑身铁灰，呆头呆脑，握在手里有一种实沉的感觉。那时，我们村子有一个铁匠铺子就在学校旁边，像锄头、镰刀、菜刀、火钳及锥子这类农具及生活用具是能够打造的，虽然不够美观，但是结实耐用。小时候，我们一群小孩子放学后最爱挤到炉子跟前，看那两个铁匠光着膀子系着围裙，一个抡大锤，一个掂小锤，叮叮当当敲打出串串火星。炉前的空地上，摆着等待维修的农具，也摆着几块招徕生意、尚未被赋予形状和意义的旧钢铁，所以它们身上多少带着故乡泥土的气息。到乡上供销社得半天功夫而且卖的东西价格昂贵，谁也不会为了一把小小的锥子而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我想它一定是这样到了我家。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它就呆在母亲的笸箩里了。母亲有一个竹编的笸箩，我们乡下叫片兜，里面摆满了布头、麻绳、针线，破了的袜子，糊好的鞋帮，没有纳完的鞋底，还有一本厚厚的已经忘了名字的杂志，夹着我们一家五口人的鞋样。我不知道当年平原君用的是什么样的囊，也不知道他用的锥子有多大，更想象不出“锥处囊中”为什么会“其末立见”、毛遂为什么又会“脱颖而出”？想来堂堂一国之相用的口袋也太不结实了。平时，这把锥子安静地躺在布头中间，与周围的颜色混成一片，乱七八糟的物件、坚硬的笸箩都不会给它出头的机会。只有在母亲为家人缝衣纳鞋的时候，它才像一个武士一跃而起，在那些钢针力有不逮的处所左右驰骋，无坚不摧。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夜晚母亲在灯下为我们一家人纳鞋底的情景。那时母亲正年轻，她把针在油亮的头发上蹭一下，细长的麻绳在她的手中呼呼作响，遇到针扎不动的地方，母亲就拿起锥子，小心翼翼扎一个小孔，然后再穿针引线。尤其是缝鞋帮的时候，则需要锥子把厚厚的鞋底扎一下、针缝一下，如此循环往复，细细密密绕上整整一圈.....看着母亲一会儿针头、一会儿锥子有条不紊，我们趴在母亲旁边，看她简直就像绣花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业基础还相当脆弱，像鞋子、衣服一类的东西，在农村全靠自己手工解决。我们一家五口人的鞋子，年年都要靠母亲一个人来完成。原来通体乌黑的锥子，竟被母亲磨出了银白的光泽。布鞋虽好，却不耐水。那时我正是淘气的年龄，根本体会不出母亲一针一线为我们做鞋的辛苦，不管天晴下雨，我遇泥蹚泥，遇水蹚水，一双鞋子穿不了多久就“燕子出窝”。母亲一边叹息，一边在灯下铰鞋样、纳鞋底，我看到锥子在灯下闪着钻石一样的光芒。

秋天的时候，我们坐在院子里抹玉米，它又成了一件趁手的农具。父亲拿来一面大簸箕，把板凳一头搭进簸箕内，左手把晒干的玉米斜着按在板凳上，右手举起锥子顺着玉米的纹路“刺啦”一声扎下去，金黄的玉米粒儿便应声而落。父亲把理出纹路的玉米扔进簸箕，我们围坐在边上，一边抹着玉米，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絮絮叨叨拉着家常。小小的锥子在父亲宽大的手掌里上下翻飞，他一个人扎，我们四个人抹还应付不过来，要说它势如破竹也完全名副其实。抹下来的玉米粒，迅速被磨成了玉米面或玉米碴子，陪我们度过了那些老是感觉饥肠辘辘的日子。

我还用它做过油灯、钉过毽子、掏过蚂蚁、做过“老马蜂”（一种玩具）。我找来一个墨水瓶，用锥子在瓶盖上扎出一个小小的窟窿，再剪一块废电池锌皮，在锥杆上一卷一压做成一个灯芯外筒，穿上棉花做成的捻子，一盏小小的油灯便大功告成。我就是在这昏黄的煤油灯下，完成了文学最初的启蒙。把这把锥子倒立过来，它不正像一盏油灯吗，那已经被磨得微微圆润的四棱锥尖，不像极了一簇跃动的火苗吗？说不定它还给过我其他暗示，比如无人使用时它甘于寂寞、埋身于笸箩的破布乱麻中不发一言，比如人们需要它冲锋陷阵时，不管是不是分内职责，也不管前面会遇到多大阻力，它都会挺直腰杆勇往直前，可惜的是我一直未能体会它炽热的情怀，而仅仅把它当作了一把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

但是，它毕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尽管有着坚硬的本色，也时刻保持着矛一样冲锋陷阵的姿态，却既挡不住时光的磨损，也抵御不了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步伐。尤其是在一日千里的工业化面前，即使是农村的集市也被各类工业品全面占据。有了琳琅满目的皮鞋胶鞋运动鞋，母亲也很少再把它寻出来做鞋了；有了光明四射的电灯、物美价廉的玩具、各种型号规格的电钻，再没人用它劳心拔力去穿眼打洞了。我记得母亲为我做的最后一双布鞋是1993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那双鞋子被我带到学校，后来几经辗转，不知所踪。

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锥子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那个竹编的笸箩早已化成了泥土，它也被人随意扔到了抽屉里，无所事事的它一天天苍老萎靡，片片梅花一样的铁锈裹着灰尘和潮气渐渐爬上它的额头及腰身，似乎得了无法医治的绝症，有不甘，也有无奈。

我能理解它日渐萧条的衰落，不是锥子不坚强，好逸恶劳地走上自甘堕落之路，那些与它有着同样质地的锄头、镰刀也没能逃脱被锈蚀、腐烂的命运。锥子本身有光，天生锋利，几十年来没人理它，它还一直保持着宁折不弯的姿态，期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披挂上阵，但是没有人让它发出应有的光泽。不是锥子不努力，而是没有人去精心给锥子施展的空间。如同将军之于沙场，只要有人把它用在竹、木、皮、革、布甚至薄铁皮上，它都会在没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顺畅通道，以不负所向披靡的威名。这些从我心底发出合情合理的理解和同情，其实都是深深结缘的理由。当然，到底与锥子有怎么样的缘分？其答案多得真的不好回答，也许是联系着穿衣吃饭的温暖，也许是联系着挑灯夜读的记忆，也许联系着童年生活、亲情琐事，也许还有某种隐隐约约的象征意义.....静下来想想，这把锥子如今虽已与时代渐行渐远，但斑斑锈迹仍掩盖不住它锋利的魂魄，长刀所向，寒光一闪，那些掩藏在岁月深处的点点滴滴过往便如汩汩泉水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