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无法相信,时间转眼过去二十年,而我,仿佛仍是昨天。直至我抵达隆回老家,遇到曾朝夕相处的同学,才知道这是真的。同学见面,大家显得特别轻松,没有忌讳,没有恭维,啥也敢讲,啥也敢说。
胡前见到我,仍是那幅吊儿朗当的样子,首先问的第一句不是“君从何处来?”,而是“孔乙己怎么有空回来?”“孔乙己”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绰号不是别人,是他取的。记得刚开始叫我“孔乙己”,我恨得咬牙切齿,甚至要找他打架。老师知道后也出来协调,说叫同学外号不礼貌,彼此要尊重。但在胡前班长的带领下,班上五十多个同学,人人都有绰号。包括任课教师、班主任、校长,都取了。我虽喜欢咬文嚼字,但对“孔乙己”这称呼,骨子里真不喜欢。令人奇怪的是,此番同学见面,他再叫“孔乙己”,也没那么讨厌了。
肖清华、周小虎与我是读书时的三兄弟,清华退伍转业后去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现是某部门处长。我问他,“当年读书成绩不比我好,我现在仍是农民,你怎么可能做处长?”他一幅嬉皮笑脸的样子:“兄弟,老天安排,没办法,没办法。”周小虎与我在东莞,他在中国石油供职,管着一家油站,一年收入据说几个亿。我跟他说,“同学一场,没有其他要求,把公司几辆车免费加油的事解决吧”。他笑笑说:“可是可以,只是自己不是老板,说了不算数,咋整呢?”
庞良跟我一样,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先在东莞跑业务,后来听说去新疆淘金很赚钱,就跑去大西北的无人区。结果折腾几年,搭上大把时间,没有实际的收益。我与周小虎就劝他,如果不好整,就别去淘金了,赚大钱需要运气,我们都是小百姓,老天可能做计划时忘了我们这些兄弟,所以,踏踏实实做点小事情,安稳过日子吧。庞良习惯的动作是“嘿嘿”,然后是点头。他告诉我们,妻子怀上二胎了,得照顾,不能跑远了。
秦国良仍是以前那么瘦,颧骨高耸,脸上多了岁月留下的黝黑与沧桑。他握着我的手说:“老同学,不好意思,上次你来长沙,其实我真想见你一面,可是……”欲言又止,泪水模糊。后经了解,才知道当时他的父亲因为癌症在医院抢救。老实说,我去任何城市,如果有同学在那边,我都会主动联络。不是想让他们接待,而是想叙叙同窗友情。但那天我等了一个下午,也订了餐厅,最后没来,多少有些生气。但他如此解释,我反而多了怜悯。秦国良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有一次学校组织外出旅游,返程途中,我提议他唱《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纵使疲惫,纵使嘈闹,他仍唱了。伴随动听的歌声,我望着车窗外,灯光缥缈,夜色迷茫,我问自己:“假如考不上大学,能去台北看雨吗?”
肖时军我怎么也认不出来了,他瞅了瞅我,立马叫道:“你叫罗建云,现在是大作家。”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标准的旋转一下腰,拍了拍发福的肚子说:“我肯定知道。”老实讲,肖时军读书时成绩一般,在班上也不大说话,很大程度上还是我们这些调皮同学欺侮的对象。都说女大十八变,其实男大也同样变。他毕业后,先是打工,后来考了监理工程师资格证,现在天津城市轨道公司供职。我们调戏他:“你读书成绩那么差,会不会修出豆腐渣工程?”他说:“我小孩都三个了,怎么可能干那样缺德的事?”
罗石清读书时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写得特别好,一直配合我出黑板报。也许是内容优秀,版式精美,我们的黑板报期期获得学校表扬。我一直以为他会去美院读书,甚至会成为中国优秀的书画奇才。所以毕业后,我很关注他的发展状况。据说高中毕业后,他也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因为是自费,家里穷,最终选择放弃。后来去了珠海,在舅舅的帮助下,很顺利地进了国企供职。不知何故,他很快丢了这只铁饭碗。这些年他不走运,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为治病,几乎家贫如洗。我曾通过媒体及同学组织给他捐款,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说不好意思回来与大家聚会,我说:“既然同学一场,就不要在乎什么,人都有困难的时候,挺过去,就成功了。”他嘿嘿地笑,笑容里总是那么真诚。
男同学还有许多,像宁兵龙,高一就去部队当兵了,现在不知是营级干部还是团级干部,以前长得很瘦小也很斯文,但此番回来,感觉比以前肥了许多。我调戏他:“有没有空,兄弟俩去干件大事?”他问我啥事?我说:“计划找几个麻布袋子,挨家挨户去收社会治安维护费。”他笑说:“文人就是酸,不直说收保护费呗。”顿了顿,说:“我这身子骨可以收,可你那一丁点,经打不?”我说:“不经打,赖打,只要有钱,除杀人放火,啥事也敢干。”他笑笑说:“中国社会就是你们这帮文人搞浑的,你不好好写文章,不好好做生意,结果要收保护费,哪门子道理?”旁边的宁左从接话了,说:“我们在家里没事干,如果你们产业化,我也加盟啊!”在一起穿聚会衬衫的同学个个哈哈大笑,唯有李玉梅仍是以前的样子,“没大没小,给你们一万胆,你们敢吗?”没人再说话。
在男同学中,我一直想看到“薯”,他的名字叫谭显华,个子长得高,也单瘦,读书时有点喜欢流鼻滴,胡前却说他爱打屁,不知谁翻家底,说他喜欢吃薯,所以给他取了绰号,也叫“薯”。他的性格好,我们任何人叫他“薯”,他都乐哈哈的,不吵不骂也不打人,感觉叫啥都可以,只是一个符号。他的读书成绩不大好,但命运一样,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庞良离他家近,而且是初中同学,所以我、周小虎、肖清华一直让他去找。庞良说找了,也去了他家,谭显华结婚了,有了小孩,一直在工地干活,日子过得还不错。转眼二十年不见了,我以为他会来,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以前觉得叫他“薯”很好听、很好玩、甚至幸灾乐祸,现在见不到“薯”,反而有些牵挂、有些担心、有些怪难受。有时想,我们那时毫无顾及地取笑他,会有意见吗?
罗小丽是同学公认的班花、校花,据说也是很多同学的梦中情人。遗憾的是,在那屌丝年代,没有一个同学敢递纸条给她,更别说情书。套用胡前的话说,“她是天上的嫦娥,我们是地上的癞哈蟆,谁敢想啊?”罗小丽性格很好,而且广结善缘,如果同学中有什么事,大都找她出面处理。此次高中毕业二十周年聚会,负责组织的黄芬兰开始提议我出面组织,我推迟了,建议我们班由罗小丽负责。我打电话给她,她二话没说,答应了。她不但天生丽质,而且有百灵鸟的嗓音,读书时是音乐委员。确实也如我所愿,她一出面,很多潜水甚至消失的同学,基本找回来了。我跟班上的同学说:“罗小丽为此次同学聚会立下汗马功劳,大家应该奖励。”很多同学反问:“奖什么呢?”有同学私下说:“如果回到从前,就奖我追她做女朋友呗。”大家又是哈哈大笑。岁月不饶人,咱们的校花也长大了,她结婚早,女儿都十几岁了。她笑说:“大家别拿我开涮啦,再过几年,我要做奶奶了……”
阳萍慧我真不认识了,她站在我面前,问:“罗建云,你现在是大老板了,还认识我不?”我想了很久,想不起来,只是礼节性地说:“别忽悠我啦,为一日三餐奔波,命苦啊!”她说:“如果你还命苦,那我们简直没法活了。”她指了旁边的三个小孩,对我说:“你们毕业后,都有自己的事业,而且风风火火,我就只有这三个孩子。”也许以前,我们感觉多生孩子是负担,是压力,但看到她三个生龙活虎的宝贝,我突然来了劲,跟她说:“有钱有权不如有人,同学中能有三个小孩的,找不到几个,你现在辛苦一点,可你的晚年比我们任何人幸福。”末了,我给她举了几个例子,她就开心地笑了,说:“是的,他们是我的精神支柱,再苦再累,也要把他们拉扯大,期望借老同学吉言,以后他们有孝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女同学中,我一直在找戴金梅,毕业十周年聚会,我在找;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我仍在找。肖清华、罗小丽及其他多位同学问我如此痴情,是不是喜欢她?天地良心,在那贫徒四壁的年代,哪里敢喜欢女同学,就是送给我,也不敢多看一眼。只是她与其他女同学不一样,喜欢打抱不平,说要保护我、周小虎、肖清华,并要我们三个叫她师傅。那时我家里穷,有时没饭票菜票,她会把多余的给我,而且从不要还。因为这份情感,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我也通过政府渠道找到她老家村委会的电话,对方说她出国了,没回来。此次又有同学去找她,仍说出国了,没回来。有人说她做老板了,生意做得很大。也有人说她发达了,周游世界。究竟做什么,不知道,只是期望她能想起我们这些同学,想起我们同窗时为梦想拼搏的影子。
胡伟英就在隆回县城,据说老公是她读成人大学时认识的同班同学,而且是同桌。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会提到他,当然也会拿我开涮,总问我当年她送的那封情书是不是真的?实话实说,她确实送了一封情书给我,只是不是她喜欢我,而是坐在后排的同学在胡前的怂恿下,说哪个女同学送情书给我,会有特别奖励。所以她人高胆大,自然送来了。谁知我是油盐不进的茄子,不但对女同学送的情书不感冒,而且告诉班主任。班主任在班上批评了他们的恶作剧,而很多同学也私下说我过份了,快二十岁的人了,怎么连个玩笑也开不起?今天想想,确实错了。在聚会晚宴上,大家又旧事重提,我很开心地跟大家说:“如果今天她仍敢送,我一定把她拿下马。”男同学说我现在是爷们了,女同学说今天才像男子汉。只是她一直不参加我们的任何聚会,一心扑在两个孩子的学习上。读书时,她在班上排名,一直靠后。胡清华说如果他不来,胡伟英肯定倒数第一。当然是玩笑,可她的两个孩子据说读书成绩特别好,在省重点高中都能名列前茅。
我们班上的同学全部加起来约有六十位,但能毕业的不到五十位,有几个开学没几天就转去一中或二中了,也有南下打工了,当然更多是当兵去了。还有一个高二就去湖南师范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名字记不起来了,只是记得我在朝阳补习学校读书时,他还来过,说如果我愿意,可以让他的亲戚帮忙,不参加高考,也能读大学,也能拿文凭。我们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但事实证明他说的是真话。在有特色的中国,凡是皆有可能,何况那时已经在试行网络教育了。
同学见面那天,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我叫不上名字,约有四分之一的同学隐约知道姓名,有一小半见面就叫他们绰号。他们也几乎无法相信,当年我这个“孔乙己”“MONKEY”怎么变得“大腹便便”呢?我称不上很胖,迄今120斤左右,但相对读书时不足80斤,已经“大跃进”了。
我们是文科班,毕业后经商的并不多,但做老师的大把。他们老问我,当年的“孔乙己”不“窃书”怎么“窃财”了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走上经商的路,严格意义上讲,人民教师队伍中有我站台才正确。但老天捉弄人,没有让我考上大学,更没有让我成为人民教师或无冕之王,而让我成了一个游离于商业与文学之间,文不文、商不商的“怪物”,多少有些笑话。有时我仰望苍天,无数次反问自己——这是命运的安排吗?
相聚的时间终究很短,十月三日清晨,匆匆吃过早餐,我、胡前、周小虎、肖清华就启程回家,或东莞,或深圳,或长沙,伴随隆隆的汽笛声,我们的距离又越来越远。很多同学说,毕业三十周年我们再相会,我想真诚的问大家,再过十年,大家还会像昨天的样子重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