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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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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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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为一年——《青春做伴罗浮山》出版侧记

四十年有多久?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可以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娃娃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也可以从一个入职报到的新人变成一个退休离岗的老头。在岁月的长河中似乎不短,在人生的历程中却很漫长。在东莞,有这样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著作出版,不知不觉,花了整整四十年时间。他便是《青春做伴罗浮山》的作者、一个获得“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老共产党员陈楷华。

曾是儿童团长

陈楷华,原名陈河南,1938年出生于广东潮阳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促使他加入儿童团,时间得追溯至1949年农历六月初六,珍珠娘娘诞辰之日,村里五台铁枝戏(又称圆身戏,间于木偶戏与皮影戏),晚上演出时,村里突然来了“老八”(小北山武工队)宣传解放的好处,他听得很入迷。就这样,一个仅十一岁的儿童,对共产党、对解放军、对工作队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解放初期,他就成了村里的儿童团长。立志长大后要当解放军,要保家卫国,要为建设祖国奉献青春与汗水、智慧与力量。

陈楷华的父母也非常支持他参军入伍。只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体重不达标,为了通过体检关,测量体重那天早上,他吃得特别多,才勉勉强强凑够九十斤,总算体检合格。终于在1958年光荣入伍,他分配在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当了五年无线电兵。

 

自学参加高考

记得入伍之前,妹妹说:“大哥参军,不能读中学了。”陈楷华说:“没读中学,回来读大学嘛!”当时,他才读完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参军入伍了。他的想法很简单,退伍回来继续读书。特别是1959年洪水爆发时,他奉命保护湘子桥,在韩山师专碰到初中同学在此读大学,深感不解:“他此时应读高中,为什么在这里读大学呢?”后来,同学告诉他,读高中路途遥远,就回本地当代课教师,1959年,恰好大学扩招,他一考即中,就直接来读大学了。受此影响,陈楷华也默默发誓退伍后参加高考,去大学追寻自己的梦想。

时间过得很快,1963年1月,陈楷华退伍了。回到地地道道的农村,想参加高考谈何容易?没有课本,他找同学借;没有老师,他找同学问;更多时间是坐在硬硬的板凳上苦记硬背。他在自学之路奋力拼搏,正所谓“半间小房半张床,蚊凶灯暗苦读忙;下地不忘带书本,工隙田头作课堂”,是其真实的写照。

不知不觉,到了高考前夕,一个仅上过初中二年级、完全靠自学的人能考上大学吗?何况此时,父母年迈,弟弟还小,他是家中长子,考不考大学让他很纠结。不参考高考可能后悔一辈子,参加高考可能让他们苦几年。最终,父母支持他去参加高考,别给人生留下遗憾。回忆起当年高考,他说:“各科成绩还不错,语文我考得比老同学还好,特别历史发挥出色,只丢了两分。”没有任何悬念,他被岭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历史系录取,成了村里第一个完全靠自学考出去的名牌大学生。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少读四年半中学、离开学校六年半、没有任何老师辅导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啊!

去博罗任教

毕业分配时,中山大学历史系领导亲自跟他说:“你去博罗工作,今后讲话做事要注意分寸,切记谨言慎行。”他到博罗后,负责共青团工作,任高中毕业班班主任。有人戏称他是学校的“三把手”,因为在那年代,除了主任、副主任以外,自然就是他了。只是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不知何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甚至有人为了揪知识分子的鞭子,故意找茬。好在同事张锦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说:“我相信老陈不是这样的人。”闹剧才草草收场。也因为她的仗义执言,深明事理,深受陈楷华刮目相待。随着了解增多,接触增多,同是大学毕业生的他俩,彼此产生好感,由同事变成朋友,由朋友变成知己,最终步入婚姻的洞房。

由于爱人多次要求调回家乡东莞工作,可是博罗为了留住优秀的老师,一直不愿意办理调动手续,让他们夫妻犯难。直到1980年,博罗县教育局才安排他们夫妻到九潭中学工作,此地离东莞最近,方便他们回家看看。后来因为高考急需地理老师,又把爱人调到博罗中学,把他一个人留在九潭中学工作。

集资办学,开创先河

爱人去博罗中学任教后,当时还是公社的时任领导找陈楷华谈话,打算在“牛群埔”建一所中学,这块地有争执,给公社建学校最好。喜欢教育工作的陈楷华一听说有这么大的地方让他来建自己的学校,二话没话,满口答应:“好!好!”

此时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不管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是一个字:“穷。”要修学校得有钱,钱去哪里找呢?公社只给地皮,没给钱。怎么办?常言道:“肚饥胆大,狗急跳墙,活人总不能给尿憋死。”他下决心就像当年的武训一样,去求、去乞、去跪、去拜,也要找到钱来修学校。

怎么办?首先,他向公社领导打报告,提出在公社集资办学、捐资助学。除五保户、孤寡老人外,按人口算,每人集资两元。以自愿为原则,除本地村民外,也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募捐,多少不论,多多益善。其次,他向县教育局、省教育厅要。再次,还向乡镇企业要,要到多少算多少,不强求,不强迫,因为各有各的难处。另外,向党政干部要。解放前,新建中山大学时陈济棠带头捐了一个月薪水,何况现在是共产党干部?好在新任公社书记支持他的方案,博罗县教育局又拨款二万元,启动资金只给五仟元。至于水泥、钢筋还得四处去找,到处去借。他笑着说:“我现在86岁了,退休都二十多年了,至今还欠兄弟中学二十几吨水泥啊!”

集资办学,此前全国没有先例。没想到的是,他是全国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开创全国先河,为中华民族教育振兴开拓一条新道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便是在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全国蔚然成风,一栋栋崭新的教学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985年,高中由二年制改为三年制,东莞中学教师缺口一大半,加上爱人是东莞人,他俩又是名校毕业,没有任何悬念,他俩来到东莞中学工作,在莞邑大地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直至退休。

想写一本书


陈楷华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看到农民作家王杏元、工人作家胡万春能出版著作,特别是军旅作家高玉宝写到日本鬼子杀人时,繁体字“殺”不会写,只能画图,都能写出小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向他们学习,也要写点东西。

第一次想以自己的成长为背景,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大老粗求学记》。只是时局变迁,不了了之。1983年回到博罗县城,每每回想起自己与同事像武训一样,为了集资建校,吃过的苦,受过的委曲,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如果不把这段经历变成文字,不公开出版,以后还有几个人知道集资办学这段历史呢?为了激励教育同仁,为了告诉子孙后代,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开荒牛》。1984年完成初稿,他找到花城出版社,有一个编辑看后说:“题材很好,抄正送到长篇。”这一抄就抄了几十年。因为工作、生活、病变等诸多原因,“三天打鱼,四年晒网”,把出版之事耽搁了。而今,他已经86岁,每每看到书稿,就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心想如果再不出版,恐怕只能把这些文稿带进坟墓了。

为了出版,他找了很多出版社,因为距离遥远或合同条款等原因,无法达成共识。后来,在东莞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的推荐下,找到东莞本土文化企业——潇湘文化,经其推荐,终于在文化发展出版社正式出版。只是书名改了,叫《青春做伴罗浮山》。国庆前夕,该书在当当、京东、天猫及全国新华书店上架发行。

书的后记,陈楷华老师写了这样一段话:“1983年执笔写作,1984年3月2日,初稿于博罗;1985年4月25日,修改于博罗;1985年6月16日,二稿于博罗;1985年8月6日,再改于博罗;1987年5月9日,三稿于博罗。”上述都是手稿的修改情况。到东莞中学任教后,为了抄正此书,1992年买了电脑,自学打字,前后又打印了三次。好在爱人知书达礼,全力支持,直到今年四月初次与文化发展出版社接触,国庆前夕,充满墨香的新书已经与全国读者见面,让他们夫妻俩满是欢喜。

因为他为出书做了一个梦,一梦就是四十年。而今,终于变成现实,能不开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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