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没有被污染过的文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阅读和欣赏》的书里，读到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这篇小说的开头，就把我给迷住了：小说，怎么可以写得那么美呢？

开头一段：“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这段文字，像诗一样美丽。

女人们在水里划船一段，在碰到鬼子之前：“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在碰到鬼子以后，她们这美好的片刻，瞬间就被打破了：“后里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这一段，由缓而急，由轻而重，让人的脉搏都要跟着它跳动。

《荷花淀》写抗日战争时期，白洋淀的一群妇女，送丈夫参军，并自动组织起武装，保卫家园的故事。孙犁这篇小说，不仅仅写一个打仗的故事，他是通过故事来反映“人”——水生，水生嫂，水生一家，小苇庄的男人和小苇庄的女人，他们的觉悟，他们的和日本鬼子的周旋，构成了《荷花淀》里的“人”，有了这样一些“人”，主题更加鲜明，更加突出。汪曾祺对此，有过这样的评论：“他抗战时写的小说，不像别人就是摸岗哨，端炮楼；也不能说仅仅是‘反映抗日’。他写的是‘人’。”关于小说创作，汪曾祺的老师，文章写得很美的沈从文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小说“要贴到人物来写”。按照汪曾祺的理解，贴到人物来写，就是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的描写，作者的抒情议论，都要围绕人物来展开，不能和人物游离。小说里若是没了“人”，就很难想象它还那么美？

孙犁的文字，简洁明净，自然美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那种文字，他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他的散文、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在现当代中国文坛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受过他影响的作家，有许多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上都取得过很大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孙犁被迫放下手中的那支笔——晚年的孙犁，重新拾起它，写散文，写读书记，对人生，对文学，进行深入的思考。他性格耿直，还略带着一点点的天真，对自己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不吝笔墨给予赞美和宣扬，批评也比较直白。例如，他对铁凝的小说《哦，香雪》，贾平凹的散文《一棵小桃树》，就给予高度的评价，而对过往的，或者文坛上的一些人和事，有的问题，特别是文风方面的问题，也从不回避，直接指出，不怕因此得罪人。

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心中不藏事，没有心机，不会提防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贾平凹主编的一份《美文》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写给贾平凹的一封信，是他对贾平凹向他约稿写的回信，在那封信里，他这样说：“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那封信，既是他对贾平凹的鼓励，也是他对美文的独到的见解。他的文字，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或是其它文体，都没有拐弯抹角、绕来绕去、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句子，这样的文字放在当今，就愈加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