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逛”书店,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跟院子里的大人去“逛”我们县城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它位于老街的上高街和下低街的分界处,从那儿往上,叫上高街,往下,叫下低街。上至县政府旧大门,下至一牙码头,路程大约有一千多米的样子,小时候看大人赛自行车,是从县政府旧大门那里开始,加速至庆平小学前那个斜坡,因为一路下去还有两个小斜坡,所以加速到庆平小学前那个斜坡后,就让自行车自行滑行,看谁最先滑到一牙码头,结果很少有人滑到终点,大部分都只能滑到新华书店那儿——这是当时很有意思的一项民间体育运动,吸引许多小朋友追着自行车瞎起哄,有爱读书的,追到新华书店那儿,顺便就拐进去,在里面瞎翻书。
在跟大人去过一次以后,自己就经常往那儿跑,还在那儿碰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有次看到书架上有个旧点的书脊挤在新书当中,因为好奇,就把它抽出来,不想书页边上还有虫蛀过的痕迹,书名让人好不惊喜,是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封面印着鲁迅先生标志性的侧面头像:刚毅、严肃,书价三角六分——那时候的书价,真是没得说的——惊喜之余,有点犹豫,这书的品相,不但有点旧,还有虫蛀过的痕迹,要不要买,在那里踌躇再三,才硬着头皮去问一位阿姨:“这本书有点旧,还被虫蛀过,能不能帮我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新一点的。”那位阿姨却会说话:“不好意思,没新的了。其实这也不是旧书,是漏下的,存放的时间稍长了一点,让你碰到,也是缘分。书是用来读的,只要不影响阅读,你管它新旧做什么?”我被那位阿姨说得,很不好意思了,就把它买下,回去用厚纸把虫蛀过的地方补好。这本书,现在还插在我家的书柜上。
有些事,你还不止在一个地方碰到过,它还会在另一个地方重复。在南宁的一个书店,我就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是在书城的二楼,看到一本《曹聚仁杂文集》(三联书店出版),还是有点旧,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本书在书店里摆放到都有点旧了,还没被人买去。曹聚仁可不是一般人物,和鲁迅先生有过交情,也写过一些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这本书有篇文章引用他人的话说:“钱锺书古今中外,无所不通,真是了不得。”让我对钱锺书先生愈加敬重了。他在一篇谈写文章的文章里说,写文章要多读书,但读书多的人不一定都会写文章,古时有人读了很多书,甚至连《资治通鉴》都能背下来,可是写一张取伞的便条,一写就是五千多字,比天书还难懂。这样的文章不仅有趣,还能让人长知识。这本书品相不是很新,到底要不要买,也让我犹豫了好一下子,最后还是禁不住去问营业员,这书还有没有新的,回答是仅此一本。我想起县城书店那位阿姨的话,就顾不了那么多,先买下再说,还自己安慰自己,书终归是用来读的,内容最重要,外表新点旧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读书可以收获知识,买书同样可以。买到《屈原赋译释》和《三曹诗译赋》(黒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就感到译文很有意思,也很想知道这个译文和别的译文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而《〈国风〉的普通话翻译》(中州书画社出版),则让我对于在春先生这个普通话翻译和白话翻译存在什么差异和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很感兴趣。买到《红楼梦》(四册)、《醒世恒言》(上、下)、《警世通言》(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尽管“三言”里缺了《喻世明言》,也还是能感到“三言”比较好读,《红楼梦》不那么好懂。以后凡是听到有人说自己读过多少遍《红楼梦》,有过多少多深的体会之类的话,就都不敢百分之百的相信。我不懂政治,对政治书籍也不很感兴趣,尤其是在青少年时代,但是在看到尼克松的《领导人》(新华出版社出版)一书时,也还是忍不住要翻一翻——这是尼克松讲述自己接触过的一些国家的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领导艺术和领导风格的一本书,如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等等,其中还有对中国同时代的两位伟大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予的高度的评价。读这本书,也让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即他们也不仅仅只是些只懂得玩弄政治的政客,也还有一点学识,尼克松本人就读过不少书,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还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因此对于他的能和中国领导人一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个事,也就不感到奇怪了。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马德森的《心心相印》(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在我国出版得比较早的这一类图书,它们让我对西蒙·波娃从社会学角度对女性地位的分析有了一点点的了解,也知道了萨特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的名字,以及他和西蒙·波娃的特殊的关系。以后买到他的《文字生涯》和《什么是文学》这两本书,更是让我知道,他对文艺理论还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改革开放之初,我到部队去,有天在长沙市办事,碰到一个买书的奇观,这个奇观,不知道有多少人碰到过,我就只碰到过那一回:新华书店门前,排着长长一队人,他们那是要干嘛呀?它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肉店和在电影院售票窗前看到过的那样的长队,就不由自主地跟上这个“队伍”,进入书店,看到柜台前堆放着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大都是自己从没见过的,尴尬之下,就近买了一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上、下),一套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与传说》(上、下),前者是周扬、谢素台的译本,从右向左,繁体竖排,后者是楚图南译的插图本,从左向右,简体横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两套书,是我最早购买的两套世界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妮娜也成为我最早认识的文学名著中的女主角。读托尔斯泰这部小说,最先记住的,是写在前面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最感叹的,是安娜不能和渥伦斯基一起私奔;最悲哀的,是安娜最后还要惨死在火车轮底下。英国作家毛姆,对于托尔斯泰为安娜安排的这个悲惨的命运,也颇有微词,他在《书与你》里讲到这个问题时,就这样质问过:“为什么安娜不能和丈夫离婚,改嫁渥伦斯基,去过幸福的生活?”《希腊的神话与传说》则让我知道,西方还有那么多好玩的神话故事。
在武汉上学时,社会更开放了,学校周边街道开有不少书店,有天路过一家不大起眼的、门面也没怎么装修的小书店,本不打算进去,脚却不由自主地迈进了门——这一进也没白进,书架上排着一套《钱锺书论学文选》(花城出版社出版),一共六卷。在这么小的一个书店里,竟然碰到钱锺书先生这么大的一套书,真是让人惊喜。这套书,前五卷是文言文,且多为文艺理论方面的内容,不是我感兴趣的,唯独第六卷是白话文,有许多序跋之类的小文章是我爱读的。可买单本,老板不愿意,要买就买全套。我就“赖”在那儿跟他“磨”,说全套不会有人要的,人家也买不起,只有按需而卖,谁需要哪一本就卖那一本,才容易卖出去。聊了一会儿,跟老板熟了,他也想通了,就把第六卷卖给我。这本书收录的,是一个大学者写的许多小文章,有为自己的书写的序言跋语,也有为他人的书写的,其中《〈宋诗选注·小序〉选录》,是为宋代一些诗家所作的小传,短小精悍,别具一格,令人大开眼界。
我读书不多,买书自然也不会多到那儿去。家里就一面四扇门的书柜,加上茶柜的抽屉用来装书,书装满了,再买书时就整理出一些送人,有进有出,进进出出,都只是装满了,不再添加书柜。买了一点书,也读了一点书,却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个读书人——读书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贴上的——不敢说自己是个读书人,也还是经常买书,光是在县城的新华书店就买过不少,在那儿买的书,差不多占了我家书柜三分之一的空间。出差在外,也会借机到当地的书店书摊去逛一逛。在北京的西单和王府井,在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我都逛过书店买过书。在成都街边的一个小书摊,还买到过一本川端康成的小说集(漓江出版社出版),收入他的三部小说代表作《雪国》《千鹤》《古都》,仅花一块钱。在南宁书城,买的书比较多一些。我是每到南宁必逛书城,而且都不会空手而出。南宁书城为我家书柜增添过不少图书。除了在实体书店买书,还邮购网购了一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中国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有京东网书店、当当网书店、孔夫子旧书网、拼多多等网购平台,都邮购网购过图书。
但凡爱读书的人,大部分也都爱买一点书,可买回的书,却不一定都能读得了,读不了还买,不仅是一般的读者,就连许多大家学者也一样,我在夏丏尊和季羡林二位先生的文章里就看到过,他们买的书,有不少就没有读过,这或许也是读书人对书的一种痴情吧。读书买书,读的速度又总是赶不上买的进度,估计这也是许多读书人都会遇到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