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平安工地》

《平安工地》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从构思到成书用5年，从交稿到出版用3年，时间跨度长，用“难产”二字来形容再贴切不过。好在最终问世，总算了了一件心事。只是心境已变，拿到样书，竟然体会不到丝毫喜悦，好比左手摸右手什么感觉也没有。仔细一想，这样的感觉也许是对的，左手和右手同属于一个生命，《平安工地》或许也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这年头，还读书写书，不合时宜，甚至愚蠢。幸亏这种愚蠢没有伤害到别人，自身也没有其他特长，便放纵自己，沉浸其中，或喜或悲，全然不顾。写书或许是一件蠢事，但愿《平安工地》不是一本蠢书。如果它是一本蠢书，那就害人不浅。因为在纸质书出版之前，电子书已在《掌阅小说网》等平台发表，纸质书又经新华书店发行，会伤害到许多不特定的人。如果真有读者被害到了，我在此真诚地道歉。

虽然活得卑微，但我追求高尚的生活品味。在我所能理解的世界里，在我所能接受的爱好里，读书和写书是我个人认为称得上高尚的两件事。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只要手里有一本书或手上有一只笔，我便拥有一个安静的角落，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王国。其他的，属于别国事务，不想干涉，也干涉不了。写书出书的人不算多，如果以加入省级作家协会当作认证的话，在广西也就两千多人。放到全国去比，我目前还不够资格，但以加入那个行列为荣。如此说，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还得继续蠢下去。

工作之余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是一件苦差事。但我觉得它是一个磨炼人的手艺，既可让自己静下来，又可让自己收获生活之果实，所以定下目标之后，就不再轻易更改。我把写长篇小说当作一个高速公路大项目来经营，如果把每一个字比作一粒碎石，那就希望每一粒碎石都是辉绿岩，打磨出来的作品是精品。

2012年春节过后，我结束在靖那1标的兼职工作，回到分公司本部，虽然不直接分管项目，却仍然像在项目一样分管安全管理工作，直到两年后才移交。分管安全，我认为自己是够格的，属于执证上岗。结果也证明，我是称职的。在我分管靖那1标和分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期间，没有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不是说自己能力有多强，而是自己的运气真的非常好，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同事非常给力。在靖那1标分管安全期间，我走遍项目的每个施工点，看着每一座桥梁从桩基施工到桥面铺装完成，看着每一座隧道从破土到贯通，当然有少许桥梁和隧道在我离开项目之前尚未完工。回到分公司之后，也尽量走遍每一个在建项目。虽然没有出大事，但每天提心吊胆是免不了的。所以，我很想写点东西，编几个案例，总结几条经验，供新来的同事阅读、借鉴，以期达到警醒的作用。怕引起误会，也为了刺激读者阅读欲望，编了几个虚假的人名，虚构了几个故事情节，设计了几个故事悬念。不料写着写着，竟然收不住笔，凑成了一部长篇。以为写的是工地安全，不料却是生活的酸甜苦辣，从头到尾都是人性的阴暗和光辉。

因为写作时间零碎，不少章节略显仓促，不能像喝功夫茶那样慢慢品尝，有喝急酒的样子，但力求每一杯都干得干净利落。所以就在人物对话上下功夫，追求简短而传神。自己倒是满意了，不懂得读者评价如何。

2017年，书稿交由北京某文化公司联系出版。原以为2018年春节前即可看到样书，不料出版政策有变，书号奇缺，出版费用直线上升。洽谈多家出版社，历时两年多，竟难以敲定。对于某文化公司反馈过来的信息，我半信半疑。刚好也有要出版一本散文集的计划，便与其他文化公司联系，不到半年，散文集《坚强的玉米》顺利出版。我因此而责问北京那家文化公司。对方说这是小说，审查更严，他们也在苦苦等待。因有合同约束，我想急也急不了。索性不理，埋头看书，似乎把此事忘记了。2019年，有大半年时间，我心无旁骛，专心阅读法律书，再度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得以实现了另一个夙愿。12月初，干脆休假，出国旅游。真是老天捉弄人，就在我尽情欣赏异域风光的时候，责任编辑打来电话，说是可以出版了，但有一处情节让我润色，原因是出版社觉得描写过于血腥，为避免麻烦，最好修改。我问是哪个情节，责任编辑说是工地杀狗祭天那一段。我说那好吧，全删掉。责任编辑就等我这句话，但她事后还用“忍痛割爱”这个词来表示她对我的同情。

单纯是书呆子的性格特征之一。在我的理解中，单纯意味着不计较，意味着适当的牺牲，意味着原谅。这个性格来自于我父亲的遗传。父亲是一个绝对的书呆子，只要母亲在家，他从来没拿过锅铲，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去县图书馆的路上，每次吃晚饭，都得去书房请他。他以教书为职业，以看书为消遣。书看多了，人也变得豁达无比，整天乐哈哈的，什么事情都一笑而过。在他去世之前，他竟然对我们说：“我哪天走了，你们不要哭，要笑。”当然要笑，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是长寿之人，父亲1927年出生，2015年去世，母亲1931年出生，至今还健在。如果不是看书，如果不是笑对一切，父亲不可能有那么长的寿命。因为，我看过上思县委给他出具的《平反通知书》，知道他的经历，知道他的一生是多么的坎坷。41岁那年，造反派把他吊在教室的横梁上，吊了一天，如果不是绳子断，他的生命也许就在那年嘎然而止。也在那年，我出生了。父亲为我起名为“挺”，我现在终于明白，“挺”不仅仅是我的名字，也是父亲的信念，面对一切艰难困苦，只有“挺住”，才能活下去。被吊之事，父亲只谈过一次。他谈得最多的，是被吊而没死之后，有一伙人要押他去批斗，借此了结他的性命（父亲的一个堂哥也是教师，在一次批斗中被乱石砸死），幸好父亲有一个学生的哥哥是某个造反派的头头，念在父亲是他弟弟班主任的份上，对那伙人说：“人可以带走，但要签字，活着出去，活着回来。”父亲因此又躲过一劫。晚年，他反复说的是这件事，念叨那个学生哥哥的名字（那个人是个恶人，文革结束后已被政府依法处理），觉得此人对他有救命之恩。对于那些诬陷、折磨过他的人，他选择了遗忘，选择了原谅。记住感恩，忘记怨恨，让生活中只有白昼而没有夜晚，只有阳光而没有黑暗，这样的选择也许只有思想单纯的人才乐于接受。

我写的文章，父亲基本都看过，但我们从来没有交换过意见。对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冷眼》，这个中学语文教师主动告诉我：“还看得下去。”能让父亲看得下去，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2019年清明节，我去给父亲扫墓。兄弟姐妹们都忙于烧纸钱，我把《坚强的玉米》一页页撕开，烧给父亲。那里面有《故乡的中秋节》《又闻稻花香》等篇章，想必父亲也喜欢。2020年清明节，我原计划也烧一本《平安工地》给父亲，但手上只有一本样书（受疫情影响，《平安工地》的批量印刷延后），舍不得烧，只能等到明年清明节了，请父亲原谅。父亲已走，不能再对我的作品作出任何评价，但我时刻提醒自己，所写的一切文章都要让父亲看得下去。

林有木、王菁等是我在《平安工地》里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有许多工友的影子，我一边写，一边与他们交流，同情他们的遭遇，佩服他们的坚守，感动他们的情怀。囿于才情，我无法用文字像画画一样把他们描绘出来，书中的他们也许面容模糊，但在我心中，他们都是一个个可以触摸的人。我愿意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和真实的情感，讲述他们的故事，哪怕再艰辛，哪怕再难产，也要坚持下去，单纯而快乐地孕育，让他们诞生在《平安工地》或下一部作品里。

（202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