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校

母校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提起母校，就得沿着历史长河，原路游回，考验自己的记忆，以及情感。

1975年9月，我第一次踏进学校大门，在求学的起点上，开始漫长的跋涉。这之前，我没读过幼儿园、学前班，家门口的大榕树，离家不远的山坡河滩和瓦窑，既是我的乐园，也是我认识事物的地方。我无师自通，学会了怎么抓蜻蜓，怎么灌蛐蛐，怎么做弹弓，怎么削陀螺，怎么捏泥牛，诸如此类的小玩艺，但就是写不好自己的名字。入了学，才严谨地学起横竖撇捺，完整地背一首古诗，朗读一段文章。感觉老师是仪态最威严，常识最渊博的一个人，比做中学语文老师的父亲更令我感到敬畏。一到三年级，我只有一个老师，四年级是另一个老师。除了语文和数学，没别的课程。语文老师是他，数学老师也是他。十年之后，才知道，我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老师，都是民办教师，领取的工资不是人民币，而是村里发放的稻谷。他们用赶牛、赶鸭的方式管理我们，甚至把牛鞭也拿到了教室，其中一个老师还说出“宁愿去犁田”之类的话。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拖堂，已放学了的几个高年级学生从后门溜进教室，学老师的腔调说话；老师大怒，把手中的黑板擦从讲台直接砸过去，不料手法不对，黑板擦打在本班一个男同学的鼻梁上，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疤痕。但这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重，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难过我，我学习成绩中上，不拔尖，也不落后，属于被老师遗忘的那类学生。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因为双科成绩及格，被学校奖励了一支铅笔，但好像父亲并未因此表扬过我。一到周末，在其他乡镇教书的父亲回到家，都要检查我的学习情况，他并不看我的作业本，而是要我背书。我因为背诵不出《南京长江大桥》而被父亲责骂，但也因此，事隔四十多年之后，我还清晰地记得此事，并从心底里感激父亲。

老师平庸，学校却有名气。我的第一个母校，原先不是学校，而是村里一个梁大官人的宅院。梁大官人是真正的官人，当过上思县长，宅院非常气派。这是一个巨大的四合院，面向东方，周围是一片平坦的稻田，房前有两个大渔塘，池边有大树。大门口类似故宫的某个宫门，高门槛，厚重门板，一排圆形门栓，不开门，谁也进不来；关了门，谁也出不去。这个宅院是什么时候开始当作学校使用的，我没有考证过。建筑物是否经过改扩建，也不得而知。只依稀记得，走进了校门，左边是两层楼，下层是校领导办公室，上层是校长居住的地方，对面也是一栋两层楼房，好像也被当作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舍，其他的都是平房，宽的是教室，窄的是老师宿舍。院子里，有许多大树，印象最深的是一棵凤凰树，长得枝繁叶茂，一半在房顶上，另一半遮住了房前的空地，像半边大伞，常有女同学在树荫下跳绳。校长办公、居住的那栋小楼，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想去又不敢去。直到1990年左右，我的一个师范同学辗转几年之后到这里当老师，他是外地人，便住在当年校长居住的地方。我回老家时去看他，才登上了那个神秘的地方。不料，上去之后颇有失望，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木板楼，而且年久失修，脚底摇摇晃晃。老同学表示，已托人找关系，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我听了，暗叹一口气，师范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小学，如果是分配在母校，也许就没有我的四处奔波了。

母校全盛时，是一个中心学校，设置一至五年级，方圆10里的适龄儿童都来这里上学。上学期间，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有如百鸟归巢。琴江河对岸的学生，每当雨后发洪水，都有家长游泳过河接送。水陆交界之处，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场面蔚为壮观。

老同学任教时，母校规模已压缩，只开办一至三年级，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得去江平中心小学就读。

再过了几年，母校楼房坍塌，全部改建平房。校门推倒，再也无门。每次回老家，我总习惯性地扭头去看那个高耸的校门，但只看到一小块绿铁皮，把母校的形象降低了许多。

今年初，我再次回家，惊讶地发现，母校的平房已全部拆掉，地上堆放着烂砖头。村里人说，学校已被买下，将作房地产开发。我特意去母校的旧址走一趟，什么都没看到，心里空荡荡的。

第一个母校琴派小学，彻底地消失了。

小学五年级时，我转学到南康小学，便有了第二个母校。转学的原因很简单，是父亲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都读不成书，所以咬咬牙，把我带走，让我转学到三华中学附近的小学，在他的监督之下念书。父亲是三华中学的语文老师，在两个教室之间有半间宿舍。说是半间，是因为那间房子以横梁为界一分为二，各住一个老师，也相当于各住一个家庭。在那半间宿舍里，有一张床，一张课桌，一个水缸，一个饭锅和一个炒菜锅，那就是父亲的世界，也是我的世界。

那时，父亲头上还戴着反革命之类的帽子，心情极为郁闷。有一天半夜，我在迷糊之中听到父亲发出一声压抑的叫声，并猛地击打了一下床板。我吓坏了，但不敢吭声。隔壁的黄老师连叫几声“罗老师”，父亲才应了一下，想必是父亲在睡梦中对不平人生进行抗争。

南康小学离三华中学不远，中间只隔一个村庄，走路也就十几分钟。这是一个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的学校，两排教室，面对面排列。没有球场，女同学的体育活动不是跳绳就是踢毽子，而男同学就是摔跤和打架。可是学校离县城不远，所以大部分老师都是有背景的老师。我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身材较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据说住县委大院，是某位官员的夫人。老师姓黄，上学期还上课，下学期就请产假了。临走之前，她对全班同学说：“我们班可能有一个同学考得上上思中学，如果他考不上，估计我们班也就没有人能考得上。”她没有说出那个同学的名字，但我隐约感觉她说的人就是我。接替她的，是一个男的代课老师，当过兵，就住在学校旁边的村庄里。他所上的课，所讲的话，我已全然忘掉，只记得他上课时喜欢坐在讲桌上，时不时动下脚，晃动脚上的绿色解放鞋。

那时，教数学课的是李副校长，女同志，长得较丰满。有一次期末考试，有一道应用题，我的答案是对的，但解题方法与李副校长所教的方法不一样，李副校长就不给分。我有点不服气，拿着试卷去请教三华中学的数学教师，也是姓李的一个男老师，李老师说我的解题方法没有问题，也是正确的解题方法。所以，我又去找李副校长，传达了李老师的意见，最后把分数改过来了。这件事，提高了我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升学考试时，数学考得99分，我因此考上上思中学，成为80（甲）班的一名学生。而南康小学，不久就解散了。

有一次，在桂林市工作的大姑父来村里探亲，看见我胸前佩戴的上思中学校牌，随口说一句：“未来的大学生。”他的话很有权威性，“未来的大学生”便成了我的绰号。但很不幸，初中毕业时，我就去读师范学校，中专学历，并非大学生，辜负了大姑父对我的期望。

但上思中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学校，地处平婆岗，校外临江一面，视野开拓，可远眺那板水库。校内大树参天，有一个大礼堂，平时可在礼堂内打乒乓球。初中部和高中部没有明显的界线，只是宿舍分开，教室分开，而饭堂和球场共用。高中部的学长们身材高大，排队打饭和打球都是动作凶猛，有点吓人。我长得较单薄，很少上球场，但也不会站在球场边呆看。我更乐意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是来自原来的母校，大部分是上思县重点小学思阳完小的学生，少部分是那琴、在妙等乡镇的生源，我跟他们都不熟，没有共同的原始话题。在那里，我很孤独，很少讲话，成绩中等偏上，不是很受老师重视，但也不受其他同学欺负。严格来说，行动比较自由，思想比较自由。当时，电视机并未普及，而我又非常喜欢看电视，所以，晚上经常跑到县政府旁边的一些单位去看电视。电视机放在一间娱乐室里，供职工家属免费观看。记得常去的单位有酒厂、派出所等，好像看过《加里森敢死队》等影片。觉得最享受的事情，还是夏天傍晚，到明江洗澡。琴江在明江的上游，是明江的一条支河。而我家，就在琴江河畔。浸泡在明江河水里，我多么想变成一条小鱼，逆水游去，游到家门口。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会有一些较惆怅的情绪。当时，我也没有想到，琴江的水流到明江，明江的水流到左江，左江的水流到邕江，邕江的水再流到西江、珠江，最后流进太平洋。

2018年，留在县城发展的部分同学发起毕业35周年纪念活动，我参加了。除了原来的班主任和少量同学，我基本叫不出名字，只是觉得有些面熟。他们也基本叫不出我的名字，甚至觉得我是冒牌的，因为在毕业照上找不到我。确实，拍毕业照那天，我回家了。学校要求要穿白衬衫，我没有白衬衫，所以跑回家去跟大哥借衣服。等我穿着大哥的白衬衫，骑单车赶到学校的时候，照相已经结束。聚会那天，曾有同学问及此事，我回答说那天回家帮母亲收割稻谷去了。他们都信以为真。

本月初，在县图书馆工作的老同学要求我把自己写的几本书捐赠给图书馆，由图书馆收藏，并免费提供给读者借阅。考虑再三，我答应了。虽然所出版的作品不是什么精品，但也不是什么毒品，多给几个人看也无妨。另外，我也想到，当年拍毕业照时，我缺席了，这几册印有我名字的书本似乎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当晚，我住在母校旁边的半岛酒店。经过学校门口时，老同学说：“你认真看看，学校有什么不同？”我一看，校门的建筑没什么变化，便回答说：“没什么不同”。老同学说：“上面挂的校名已经不是上思中学了。去年，学校的高中部搬到新校区，把上思中学带走了，这里现在是上思实验中学。”我一听，知道又一个母校离我远去。这么复杂的关系，以后如何理得清呢？

好在还有一个母校。这便是我就读的南宁民族师范学校，俗称南宁民师。从1983年9月到1987年6月，我在此求学。

我像一条奔向大海的鱼，从琴江游到明江，又从明江游到了邕江。邕江流域的这所学校，满足了一个乡村少年的所有要求。这是广西的一所重点师范学校，专门培养小学教师。我在这所学校里，快速成长，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我没想到，内向的我竟然成为校广播站播音员，与美丽的班花共同播送校园新闻。每次举办运动会，我不是运动员，但我是新闻的撰稿员，新闻播出时有我的名字。我当上了学习委员，加入了文学社，所写的作文几乎每篇都得到老师好评。有一次，老师布置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名字》。我张开想象的翅膀，把“挺表”二字解释为“挺身而出，作出表率。”年轻人的乐观和抱负，跃然纸上，但是我错了，若干年之后，当我知道父亲的经历之后，当我也度过40岁、50岁生日之后，才知道父亲的本意是“挺住，表里如一”，这是他对我的要求和鞭策。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碰撞得伤痕累累的时候，我才深刻领悟“挺表”的含义：挺住，才能活得下去；表里如一，才能活得有价值，有尊严。

但当时，我没想到这些，只是在老师叫我朗读这篇作文时，我感到害羞，不甚情愿。老师看见我的窘态，没有逼我，而是由她亲自来朗读。也许，她想多给我一个表现机会，可我没有领会。

从那时起，我已经是一个书呆子。读书成为我最大的乐趣，我在阅读中悄悄长大。有一年暑假，我报名留校值班。放假前，即借好一堆书，记得有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刘心武的《钟鼓楼》等。等假期结束，我也把所借的书籍看完。记得，那时还以“蓝雨”作笔名，在什么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歌，得到稿费8元。

留校值班，尤其是值夜班，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夜深了，几个同学游荡在校园当中，平时不敢去的地方，比如女生宿舍区和老师宿舍区，那时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看看哪个窗口还有亮光，听听哪个房间传出声音。现在看来，有点可笑。

在南宁民师，还有一个难以忘记的事情，就是周末可以在篮球场看电视。下午下课，拎起椅子，跑去球场占位置。本以为占据了最佳位置，等吃完晚饭，赶到球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椅子早已被别人挤到旁边去了。这时才醒悟，人不在，位置是占不住的。

当时，露天之下，夜风当中，听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扯开嗓子跟唱起来。

毕业不久，听说南宁民师被并到广西师范学院，成为广西师范学院的长堽校区。

参加毕业十周年聚会时，走进校园，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好像一个游子回家，却走进了别人的家，心情难以述说。

毕业二十周年时，只有少量同学进到校园。三十周年时，几乎没有同学愿意进去了。

我的四个母校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离我越来越远，印象越来越模糊。或许，我不愿意回到过去，过早地生活在回忆当中。或许，我又找到了新的母校。这个母校，就是社会大学。在这个大学里，有一个教室与我永远相伴，那就是我的书房。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房成为了母校的延续，是母校的香火。我在，香火不灭。

（202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