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母亲整个人就弯成了一个9字，好像父亲是她的脊梁骨，父亲倒下，她的腰瞬间折断。很长一段时间，她总是低着头，似乎在寻觅消失在泥土里的父亲，寻找可以让自己继续前行的支柱。

我知道，我们6个兄弟姐妹、15孙字辈和18个重孙字辈加在一起，也无法替代父亲，让母亲的腰重新立直。但我想，我们这些后代要凝聚起来，做母亲精神上的脊梁骨，让她把头高高抬起。因为，母亲这辈子未曾低过头，哪怕面对再多的不幸和磨难。

母亲有5个兄弟姐妹，但属同胞骨肉的仅她一人，13岁之前算是独生子女，也算半个孤儿，我的亲外婆在她年幼时就撒手而去。后来，外公续弦，母亲才陆续有了3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也才有了舅舅和阿姨。我的小舅年纪比我的三姐还小，可对我的哥哥和三个姐姐直呼其名，我听了很不服气，直到大点以后才知道，小舅虽然年纪小可辈份大，在我们之上。由此推算，母亲的继母即我的外婆在年龄上也比母亲大不了多少，但母亲甘愿让她当自己的妈妈，一辈子尊重她、孝敬她。

小时候，经常跟母亲去外婆家。外婆家在平广村，而我家在琴派村，两村相距七八公里。那时没有公交车，母亲也不会骑自行车，就是会骑，也没有车给她骑；家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由父亲专用，而父亲在另一个乡镇教书，周末才能回家。所以，碰上不是星期天的节日，我就得跟着母亲步行，沿着公路，翻过几个山梁，才能去到外婆家。外婆家的房子是一排平房，比我们家的房子新，可比较矮小，且是土墙，不像我们家，有平房，也有石楼。特别是石楼，墙壁分两部分，下部分是用河石琢成的四四方方的石块，上部分是泥砖，有大人合抱不过的松木横梁，楼板是一寸多厚的原木，而且房顶盖的是青瓦，不像外婆家盖的是茅草。有一次，我天真地问母亲：“你以前住哪间房？”这个简单的问题竟然把母亲问倒了，她支吾着回答不出来。我觉得很奇怪，再三追问，母亲才叹了一口气，哽咽着说：“妈妈不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看见母亲流泪，我不敢再问。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因为外公的缘故，外公的整个家族被赶出了世代居住的村庄，移居于此，而外公在廖平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未在此地生活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父亲得到平反，摘掉“反革命暴乱分子”帽子之后，母亲才断断续续把她娘家的故事讲给我听。

我听了，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原来，外公解放前当过县中学校长、县教育科长，家在那则村，有田有地，有房有楼，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并被判刑，病死在劳改农场，至今也不知埋骨何处。我们家也有房有楼，好在父亲是解放后才从师范学校毕业，当上老师，所以才被划为中农。从中农往上算，隔一个富农才到地主，外公当年的家境相当富裕。母亲是在整个家族被外迁之前嫁给父亲的，平广村并非她的故乡，环境陌生，情感生疏，她从未在此娘家留过宿。

父亲家的境况也不好，父亲唯一的兄弟跑去当兵，兵败后定居台湾，祖父和祖母在解放前夕相继去世，父亲在成年后不久也成为了孤儿。

父亲和母亲，两个相当于孤儿的人组成了一个耕读家庭，一个种田，一个教书，相继生下6个子女，并把他们抚养成人。

据母亲讲，大姐出生时，我的曾母祖还在，抱过大姐，但几个月之后也离世。父亲在外地，一个星期才得回一趟家，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长大的，父亲和母亲从未提起，更无相互抱怨。或许他们觉得，养育小孩是自己的责任，喊苦喊累，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同时，跟其他生活磨难相比，养育小孩简直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在农村，最苦最累的活是挑稻谷、挑农家肥。母亲是体弱之人，高，瘦，一付重担几乎把她压成侏儒。母亲的蓝布衣衫经常被汗水湿透，有一次我发烧，趴在母亲背上，竟觉得凉飕飕的，好舒服。殊不知，母亲就是从那时落下了病根。

小时，觉得母亲是个永远不会得病的人，或者病了，她也有办法把自己治愈。母亲有一个包治百病的小牛角。牛角大约五寸来长，像一个弯曲的尖角杯，杯口和杯身磨得光亮。当她感觉身体不舒服了，就从厨房的窗台上拿出小牛角，随手折两支小木棍，夹住灶洞里的一两颗小木炭，吹两口，把表面的炭灰吹走，放进牛角里。然后，低头，把杯口紧紧地贴在自己的额头上，双手轻轻地上下抚摸杯身。过一会儿，牛角就与母亲的额头连在一起，好像是天生的一样。母亲就带着牛角，继续煮饭、喂猪。忙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母亲才猛地用力，把牛角掰下。她的额头上，也立即出现一个圆形的黑紫的肿块。等肿块消失，颜色恢复正常，母亲的病也就好了。

这像耍魔术一样，我觉得非常神奇。有一次，趁母亲不在，又恰巧灶台里有炭火，我便捡起炭头，放进牛角，学母亲的样子，低下头，把牛角按在额头上，双手轻轻抚摸。不料，牛角竟像长出牙齿一般，一口咬住我的额头，而且越咬越紧，我想把它拔开，可拔不动。用力，更痛。心中害怕，不禁大哭，顶着牛角，跑出门去找母亲。

母亲并不责怪，只说一句：“小孩子玩不得的。”她抓住牛角，猛地一撇，把牛角拿开。再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抚摸我的额头，想把凹痕抚平。但凹痕并不能用手立即抹去，得用时间，一两天后自然就消失。

母亲没有上过学，识字不多。虽然她的父亲和丈夫都以教书为生，却不肯教她读书认字。很久以前，当我就读师范学校时，曾许下心愿，要教母亲读书识字。可直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母亲快90岁，我也年过50，但未能实现当年许下的愿望。这不是母亲的悲哀，而是外公和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悲哀。

不识字，并不影响母亲成为一个心灵手巧的人。老家石楼里，下层有一架织布机，现在已经散架了，但当年还能用。每年，母亲都会把种在菜园边上的黄麻割掉，剥下树皮，丢进渔塘里浸泡。过了几个月，树皮腐烂，只剩下纤维，母亲便把纤维清洗干净，在阳光下暴晒，反复搓揉，形成细丝。然后把细丝接起，缠上梭子，再上机操作，把那根细细的麻线织成一块布。接着，把布匹染成蓝色，裁剪之后，母亲用一根针把布片缝上，一件衣服或是一件裤子就制作完毕。

衣服和裤子穿了几年，磨损、破烂了，母亲又开始变魔术，把衣服和裤子剪碎，用粥水把碎片搅拌好，贴在木窗板上，每晒干一层，就揭下一层，再糊一层，如此反复操作。然后，对照我的脚板，裁好模，一片一片叠在一起，靠锥子穿洞，用粗绳扎紧，做好鞋底，最后缝上鞋面，一双崭新的布鞋就出现在我的脚下。几乎一年一双，直至我小学毕业。布鞋柔软、温暖，伴我走过了十几个寒冬。现在回想，脚板上还有那种温暖感。

最喜欢的，还是母亲制作的糕点。每年秋季，收完稻谷，母亲都会给我们蒸米粉。那天，母亲早早就把五六斤大米放进一个大盆，用冷水泡上几个小时，然后拎到磨坊，磨成米浆。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因为我得参与其中。我要么是站在石磨旁边，用勺子舀起大米和水，放进磨盘上方的圆洞里，由磨盘把米粒磨溶。这是一个考眼力的活儿。因为磨盘不会停止转动，如果我判断失误，勺子就会被撑杆碰到，米和水就会泼到地上。所以，就得集中注意力，瞅准机会。我要么负责推磨，推磨用的木杆，像一个丁字，一端用绳子挂在房梁上，一端转动磨盘。这要用体力了，双手抓住横杆，两脚张开，身体往前倾，双手伸直，把磨盘推动，顺时针划个圈，顺势收回，如此反复操作，让磨盘匀速转动。如果我动作不对，或者力量不足，磨盘就停停转转。每当这时，母亲就会提醒：“认真点，推好来。”磨好米浆，我们就回到厨房，看母亲蒸粉。第一步得先煮一小锅米浆，把煮熟的米浆和生米浆搅拌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如果熟浆和生浆比例不对，做出的粉口感就不好，不是太软就是太硬。第二步，舀一勺搅拌好的米浆，放进一个铝制的托盘里，把托盘左右晃动，把米浆摊匀，然后放进热气腾腾的炒菜锅里。几分钟之后，粉熟了，把托盘端出来，凉一下，用一支筷子沿托盘的内侧划一圈，然后把圆形的粉片挂在横放的竹竿上晾干。这时，我的喉结就开始上下滚动了。不等粉片变凉，只要母亲说可以吃了，我马上把粉片卷起来，变成一截米粉做的水管，往一头倒点酱油，拿住粉管两头，一高一低晃两下，就把粉管放进嘴里，狠狠地咬一口。酱油的咸味和米粉的香味立刻就征服了我，手上的米粉就是我的王国。一般都是狼吞虎咽吃下两条，才稍微解馋。等到正餐的时候，粉片切成粉条，拌上花生油、葱花、炒鸡蛋等佐料，我也要吃上一碗才罢休。

在老家，蒸米粉算是普通糕点，想吃，什么时候都可以做。而有的糕点，有固定的季节。不到季节，是万万吃不上的。比如，腊月二十八，做粽子。这个粽子，用山上野生的粽粑叶来包，用野生的草叶来捆绑，上下左右是糯米，中间是成条的猪肉和绿豆馅，重达七八斤，状如枕头，俗称枕头粽。粽子中间，用野草编一条长辫，便于手提。大年初三，这是送给回娘家的女儿的礼物。我有三个姐姐，每年初三，必定都要回娘家，所以母亲每年至少要做5个枕头粽，3个送给姐姐，另两个留着自己吃。按照老家风俗，一般都是初四早上才能吃上枕头粽。把粽粑叶解开，用菜刀把粽子切成半公分厚的薄片，放进菜锅，煎得焦黄之后再吃，一个人吃两片也就饱了。剩下的粽子仍然用叶子包好，留到第二天再煎。

再比如，大年三十晚，压沙糕；清明节，蒸糯米饭；四月八，包月粑；端午节，包凉粽；七月十四，煮酸粉；八月十五，炸油团。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因为母亲岁数已大，我再也没有机会吃上母亲亲手制作的这些食物了。每一道食物，都有复杂的制作流程和手艺。这些流程和手艺，在我们家，已经濒临失传。

父亲23岁结婚，88岁去世，母亲整整陪伴他65年。父亲接近87岁时，去县图书馆还书，走到村头，觉得头晕，便扶住一根电线杆缓缓坐在地上。我大哥把他送到医院，诊断是脑溢血。从此，父亲再也看不成书了。接回家之后，主要是母亲照顾他。喂饭，洗脸，擦身，父亲躺在床上，而且耳背，母亲做什么，哪怕跟父亲说一句话，都得弓腰，长达一年多，把腰累坏了。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开始感觉腰酸腿麻，行走不便。我知道，她早已精疲力尽。只是为了照顾父亲，她才极力撑住，不让自己也倒下。父亲一走，病痛便开始折磨她。

但母亲一如既往地坚强。右腿发麻，吃药打针也不见好转，她竟用土办法自己医治。据家里人说，我也亲眼见过，母亲用我买给她的拐棍，用力地拍打右腿，上上下下，无数遍，直至麻感消失，痛感剧烈。可那个腰，再也直不起来。

我伤心抹泪，母亲反而安慰我：“反正也老了，直不起就直不起吧。”

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母亲都很乐观：“我没事，吃得好，睡得好，你不用担心。”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石楼不再住人，母亲就住在石楼对面的一间平房里。平房与石楼之间，有一个天井，阳光充足。母亲就在小平房门口旁边，摆了几个旧塑料盆，装上泥，种起菜来。

我上次回去时，看到有不少蔬菜，有葱、蒜、番茄、芥菜和红薯苗等。母亲说：“菜多得吃不完。”这点，我信。伺候这几盆青菜，对母亲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坐在母亲的小房间里，跟母亲说说话，或是帮她把电视机的天线接好，或是煮一把青菜，我的心情就变得无比轻松。我最怕的，是回到南宁之后，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母亲病了。母亲一病，我也会病，母亲的病或许在腰上，我的病永远在心里。

（202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