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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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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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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母亲整个人就弯成了一个9字,好像父亲是她的脊梁骨,父亲倒下,她的腰瞬间折断。很长一段时间,她总是低着头,似乎在寻觅消失在泥土里的父亲,寻找可以让自己继续前行的支柱。

我知道,我们6个兄弟姐妹、15孙字辈和18个重孙字辈加在一起,也无法替代父亲,让母亲的腰重新立直。但我想,我们这些后代要凝聚起来,做母亲精神上的脊梁骨,让她把头高高抬起。因为,母亲这辈子未曾低过头,哪怕面对再多的不幸和磨难。

母亲有5个兄弟姐妹,但属同胞骨肉的仅她一人,13岁之前算是独生子女,也算半个孤儿,我的亲外婆在她年幼时就撒手而去。后来,外公续弦,母亲才陆续有了3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也才有了舅舅和阿姨。我的小舅年纪比我的三姐还小,可对我的哥哥和三个姐姐直呼其名,我听了很不服气,直到大点以后才知道,小舅虽然年纪小可辈份大,在我们之上。由此推算,母亲的继母即我的外婆在年龄上也比母亲大不了多少,但母亲甘愿让她当自己的妈妈,一辈子尊重她、孝敬她。

小时候,经常跟母亲去外婆家。外婆家在平广村,而我家在琴派村,两村相距七八公里。那时没有公交车,母亲也不会骑自行车,就是会骑,也没有车给她骑;家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由父亲专用,而父亲在另一个乡镇教书,周末才能回家。所以,碰上不是星期天的节日,我就得跟着母亲步行,沿着公路,翻过几个山梁,才能去到外婆家。外婆家的房子是一排平房,比我们家的房子新,可比较矮小,且是土墙,不像我们家,有平房,也有石楼。特别是石楼,墙壁分两部分,下部分是用河石琢成的四四方方的石块,上部分是泥砖,有大人合抱不过的松木横梁,楼板是一寸多厚的原木,而且房顶盖的是青瓦,不像外婆家盖的是茅草。有一次,我天真地问母亲:“你以前住哪间房?”这个简单的问题竟然把母亲问倒了,她支吾着回答不出来。我觉得很奇怪,再三追问,母亲才叹了一口气,哽咽着说:“妈妈不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看见母亲流泪,我不敢再问。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因为外公的缘故,外公的整个家族被赶出了世代居住的村庄,移居于此,而外公在廖平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未在此地生活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父亲得到平反,摘掉“反革命暴乱分子”帽子之后,母亲才断断续续把她娘家的故事讲给我听。

我听了,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原来,外公解放前当过县中学校长、县教育科长,家在那则村,有田有地,有房有楼,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并被判刑,病死在劳改农场,至今也不知埋骨何处。我们家也有房有楼,好在父亲是解放后才从师范学校毕业,当上老师,所以才被划为中农。从中农往上算,隔一个富农才到地主,外公当年的家境相当富裕。母亲是在整个家族被外迁之前嫁给父亲的,平广村并非她的故乡,环境陌生,情感生疏,她从未在此娘家留过宿。

父亲家的境况也不好,父亲唯一的兄弟跑去当兵,兵败后定居台湾,祖父和祖母在解放前夕相继去世,父亲在成年后不久也成为了孤儿。

父亲和母亲,两个相当于孤儿的人组成了一个耕读家庭,一个种田,一个教书,相继生下6个子女,并把他们抚养成人。

据母亲讲,大姐出生时,我的曾母祖还在,抱过大姐,但几个月之后也离世。父亲在外地,一个星期才得回一趟家,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姐妹拉扯长大的,父亲和母亲从未提起,更无相互抱怨。或许他们觉得,养育小孩是自己的责任,喊苦喊累,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同时,跟其他生活磨难相比,养育小孩简直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在农村,最苦最累的活是挑稻谷、挑农家肥。母亲是体弱之人,高,瘦,一付重担几乎把她压成侏儒。母亲的蓝布衣衫经常被汗水湿透,有一次我发烧,趴在母亲背上,竟觉得凉飕飕的,好舒服。殊不知,母亲就是从那时落下了病根。

小时,觉得母亲是个永远不会得病的人,或者病了,她也有办法把自己治愈。母亲有一个包治百病的小牛角。牛角大约五寸来长,像一个弯曲的尖角杯,杯口和杯身磨得光亮。当她感觉身体不舒服了,就从厨房的窗台上拿出小牛角,随手折两支小木棍,夹住灶洞里的一两颗小木炭,吹两口,把表面的炭灰吹走,放进牛角里。然后,低头,把杯口紧紧地贴在自己的额头上,双手轻轻地上下抚摸杯身。过一会儿,牛角就与母亲的额头连在一起,好像是天生的一样。母亲就带着牛角,继续煮饭、喂猪。忙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母亲才猛地用力,把牛角掰下。她的额头上,也立即出现一个圆形的黑紫的肿块。等肿块消失,颜色恢复正常,母亲的病也就好了。

这像耍魔术一样,我觉得非常神奇。有一次,趁母亲不在,又恰巧灶台里有炭火,我便捡起炭头,放进牛角,学母亲的样子,低下头,把牛角按在额头上,双手轻轻抚摸。不料,牛角竟像长出牙齿一般,一口咬住我的额头,而且越咬越紧,我想把它拔开,可拔不动。用力,更痛。心中害怕,不禁大哭,顶着牛角,跑出门去找母亲。

母亲并不责怪,只说一句:“小孩子玩不得的。”她抓住牛角,猛地一撇,把牛角拿开。再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抚摸我的额头,想把凹痕抚平。但凹痕并不能用手立即抹去,得用时间,一两天后自然就消失。

母亲没有上过学,识字不多。虽然她的父亲和丈夫都以教书为生,却不肯教她读书认字。很久以前,当我就读师范学校时,曾许下心愿,要教母亲读书识字。可直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母亲快90岁,我也年过50,但未能实现当年许下的愿望。这不是母亲的悲哀,而是外公和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悲哀。

不识字,并不影响母亲成为一个心灵手巧的人。老家石楼里,下层有一架织布机,现在已经散架了,但当年还能用。每年,母亲都会把种在菜园边上的黄麻割掉,剥下树皮,丢进渔塘里浸泡。过了几个月,树皮腐烂,只剩下纤维,母亲便把纤维清洗干净,在阳光下暴晒,反复搓揉,形成细丝。然后把细丝接起,缠上梭子,再上机操作,把那根细细的麻线织成一块布。接着,把布匹染成蓝色,裁剪之后,母亲用一根针把布片缝上,一件衣服或是一件裤子就制作完毕。

衣服和裤子穿了几年,磨损、破烂了,母亲又开始变魔术,把衣服和裤子剪碎,用粥水把碎片搅拌好,贴在木窗板上,每晒干一层,就揭下一层,再糊一层,如此反复操作。然后,对照我的脚板,裁好模,一片一片叠在一起,靠锥子穿洞,用粗绳扎紧,做好鞋底,最后缝上鞋面,一双崭新的布鞋就出现在我的脚下。几乎一年一双,直至我小学毕业。布鞋柔软、温暖,伴我走过了十几个寒冬。现在回想,脚板上还有那种温暖感。

最喜欢的,还是母亲制作的糕点。每年秋季,收完稻谷,母亲都会给我们蒸米粉。那天,母亲早早就把五六斤大米放进一个大盆,用冷水泡上几个小时,然后拎到磨坊,磨成米浆。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因为我得参与其中。我要么是站在石磨旁边,用勺子舀起大米和水,放进磨盘上方的圆洞里,由磨盘把米粒磨溶。这是一个考眼力的活儿。因为磨盘不会停止转动,如果我判断失误,勺子就会被撑杆碰到,米和水就会泼到地上。所以,就得集中注意力,瞅准机会。我要么负责推磨,推磨用的木杆,像一个丁字,一端用绳子挂在房梁上,一端转动磨盘。这要用体力了,双手抓住横杆,两脚张开,身体往前倾,双手伸直,把磨盘推动,顺时针划个圈,顺势收回,如此反复操作,让磨盘匀速转动。如果我动作不对,或者力量不足,磨盘就停停转转。每当这时,母亲就会提醒:“认真点,推好来。”磨好米浆,我们就回到厨房,看母亲蒸粉。第一步得先煮一小锅米浆,把煮熟的米浆和生米浆搅拌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如果熟浆和生浆比例不对,做出的粉口感就不好,不是太软就是太硬。第二步,舀一勺搅拌好的米浆,放进一个铝制的托盘里,把托盘左右晃动,把米浆摊匀,然后放进热气腾腾的炒菜锅里。几分钟之后,粉熟了,把托盘端出来,凉一下,用一支筷子沿托盘的内侧划一圈,然后把圆形的粉片挂在横放的竹竿上晾干。这时,我的喉结就开始上下滚动了。不等粉片变凉,只要母亲说可以吃了,我马上把粉片卷起来,变成一截米粉做的水管,往一头倒点酱油,拿住粉管两头,一高一低晃两下,就把粉管放进嘴里,狠狠地咬一口。酱油的咸味和米粉的香味立刻就征服了我,手上的米粉就是我的王国。一般都是狼吞虎咽吃下两条,才稍微解馋。等到正餐的时候,粉片切成粉条,拌上花生油、葱花、炒鸡蛋等佐料,我也要吃上一碗才罢休。

在老家,蒸米粉算是普通糕点,想吃,什么时候都可以做。而有的糕点,有固定的季节。不到季节,是万万吃不上的。比如,腊月二十八,做粽子。这个粽子,用山上野生的粽粑叶来包,用野生的草叶来捆绑,上下左右是糯米,中间是成条的猪肉和绿豆馅,重达七八斤,状如枕头,俗称枕头粽。粽子中间,用野草编一条长辫,便于手提。大年初三,这是送给回娘家的女儿的礼物。我有三个姐姐,每年初三,必定都要回娘家,所以母亲每年至少要做5个枕头粽,3个送给姐姐,另两个留着自己吃。按照老家风俗,一般都是初四早上才能吃上枕头粽。把粽粑叶解开,用菜刀把粽子切成半公分厚的薄片,放进菜锅,煎得焦黄之后再吃,一个人吃两片也就饱了。剩下的粽子仍然用叶子包好,留到第二天再煎。

再比如,大年三十晚,压沙糕;清明节,蒸糯米饭;四月八,包月粑;端午节,包凉粽;七月十四,煮酸粉;八月十五,炸油团。写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因为母亲岁数已大,我再也没有机会吃上母亲亲手制作的这些食物了。每一道食物,都有复杂的制作流程和手艺。这些流程和手艺,在我们家,已经濒临失传。

父亲23岁结婚,88岁去世,母亲整整陪伴他65年。父亲接近87岁时,去县图书馆还书,走到村头,觉得头晕,便扶住一根电线杆缓缓坐在地上。我大哥把他送到医院,诊断是脑溢血。从此,父亲再也看不成书了。接回家之后,主要是母亲照顾他。喂饭,洗脸,擦身,父亲躺在床上,而且耳背,母亲做什么,哪怕跟父亲说一句话,都得弓腰,长达一年多,把腰累坏了。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开始感觉腰酸腿麻,行走不便。我知道,她早已精疲力尽。只是为了照顾父亲,她才极力撑住,不让自己也倒下。父亲一走,病痛便开始折磨她。

但母亲一如既往地坚强。右腿发麻,吃药打针也不见好转,她竟用土办法自己医治。据家里人说,我也亲眼见过,母亲用我买给她的拐棍,用力地拍打右腿,上上下下,无数遍,直至麻感消失,痛感剧烈。可那个腰,再也直不起来。

我伤心抹泪,母亲反而安慰我:“反正也老了,直不起就直不起吧。”

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母亲都很乐观:“我没事,吃得好,睡得好,你不用担心。”

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石楼不再住人,母亲就住在石楼对面的一间平房里。平房与石楼之间,有一个天井,阳光充足。母亲就在小平房门口旁边,摆了几个旧塑料盆,装上泥,种起菜来。

我上次回去时,看到有不少蔬菜,有葱、蒜、番茄、芥菜和红薯苗等。母亲说:“菜多得吃不完。”这点,我信。伺候这几盆青菜,对母亲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坐在母亲的小房间里,跟母亲说说话,或是帮她把电视机的天线接好,或是煮一把青菜,我的心情就变得无比轻松。我最怕的,是回到南宁之后,突然接到电话,被告知母亲病了。母亲一病,我也会病,母亲的病或许在腰上,我的病永远在心里。

(202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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