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语

上思壮话是我的母语。我来到人世间听到的第一句人类语言，一定是母亲说的壮话。1968年农历七月初四上午，母亲在家里生下了我。我是她的第五个孩子，是她经历的第五次阵痛。对于生孩子，她已经积累熟练的技巧，足够令她一个人顺利地把我生下来。也许父亲也在场，这是我的猜测，也是我的希望，因为当时正好是暑假，在某中学任教的父亲应该在家。即使父亲在，他说的也是壮话。卧室不是教室，母亲也不是他的学生，父亲讲普通话的概率是零。

我发出的第一个音，除了哭声之外，也一定是壮话。那壮话，固定了我对父亲和母亲的称呼，从我会说话的那刻起直至我以后再也说不出话，都是一样的，对父亲叫“爷”，对母亲叫“婶”。单字，如果加了前缀或者后缀，意思就变了，那是对父母以外的人的称呼。那年代，过着原生态的生活。村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偶尔看到的电影也是用壮话配音，充耳都是壮话。我没有读过幼儿园，上学以后，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听到的都是老师用壮话上的课。一至三年级，语文和数学两门功课，只有一个老师，姓陆，男，民办教师；四年级，也是上语文和数学，也只有一个老师，姓陆，男，也是民办教师。所不同的，是四年级的陆教师比一至三年级的陆老师年轻，且喜欢抽烟。除此之外，没什么异常。如果不是父亲当机立断，在我准备读五年级的时候，把我转学到县郊用普通话教学的小学，我现在日常说的可能仍然是一口壮话，而不是普通话。这点，我永远感谢父亲。他不仅给了我肉体上的生命，也垫高了我人生的起点。

虽然满口壮话，我会写的第一个字却是汉字。上思壮话，只有声音，没有文字。据说有一种山歌，专门吟唱民间故事，可惜我们那一带没有歌手，没听过。那是一个沉默的小山村，没有音乐，没有歌声，甚至很少听到笑声。跟山野相比，村里只是多了一些人语、鸡鸣、狗吠而已。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小小的村庄身上压着沉重的包袱，村民们负重前行，能够喘息就不错了。当我学会写字之后，家里的许多地方，比如门板，比如墙角的石块上就留下了歪歪扭扭的字迹，那是我用木炭写下的自己的名字。在我们那里，长辈的名字是个忌讳，不能乱提，更不能乱写。如果自己的父母名字无端被别人提起，会觉得是一种挑衅，是一种侮辱。小孩与小孩之间，可能引发一场斗殴。小孩与大人之间，可能引起一种敌意，报之以一种恶狠狠的目光。长大之后，我在外地工作，接触了一些人，听到某些人直呼自己哥哥嫂嫂或姐姐姐夫名字的时候，我感到莫名的诧异。自从我学会说话起，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所有人的名字后面都带有尊称，比如某哥，某叔，某婶，某姐，某大爷等。让我直呼某人名字，我会觉得别扭，叫不出口。这个习惯一直保留至今，五十多岁的人了，回到村里，碰上认识的某某人，哪怕他只比我大几岁，我照样按儿时的称呼叫他一声叔，尽管他跟我不是同一个家族的人。这是父母教给我的谦卑，也是母语给我留下的最深的烙印。

十一岁之前，我接受的都是壮话教育，说壮话，写汉字。壮话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发音不同，语法颠倒。况且，壮话只有口语，没有书面语。所以，有些含意深刻的壮话，只能意会，无法翻译成汉语。这真的是一种遗憾。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战争片，影片中的人物用印第安语作密码，令敌人无法破译。我想，如果用上思壮话作密码，也是会令很多人感到头疼的。上思壮话以县城思阳镇及周边为正宗，稍远一点的，如公正乡等，发音就大有变化，不易听得懂。村里有一个姓黄的上门女婿，是钦州那良人，说话就有公正口音，他一开口就让我们觉得好笑。

转到县郊小学之后，老师在课堂上讲普通话，课后交流还是用壮话。但我的班主任略有不同，一个姓黄的女老师，显然不是上思人，虽然会说几句壮话，但说得勉强，说得吃力，最后还是改用普通话来交流。她是语文老师，我喜欢她用普通话上课。我当时已阅读《闪闪的红星》和《林海雪原》等小说，这几本书是家里的藏书，尽管等到我有阅读能力的时候已经变得残缺不全，但带给我的乐趣是无法比拟的。我到处找书看，主要是看故事情节，连父亲当时的初中语文教材都被我翻遍了，但好奇心一直得不到满足。当黄老师用普通话朗读课文，讲解课文的时候，我听得如痴如醉。只可惜她后来怀孕生子，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记得在最后一节语文课上，大概是1980年的春节前，她挺着大肚子对我们说了一大通话，其中有一句我至今难忘：“我们班也许有一个同学会考得上上思中学，也许一个也没有。”她说得很委婉，很模糊，但我确信她说的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正对着我，至少目光里有我。这句话变成了对我的激励，小学升初中时，我果然成为了黄老师期待的那一个同学。

考得上上思中学，说明我的语文学得还可以。上了初中，基本是以普通话为主了。课堂内外，都是用普通话交流。李老师是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她是北方人，又是师范大学毕业，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在她面前，甚至在其他同学面前，我都有一种沉重的自卑感。主要是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总感觉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某种意思，如果用壮话，我知道怎么说，但换成普通话，我不知如何开口。汉语，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闲聊的时候，经常用书面语言来表达，显得文绉绉、酸溜溜，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越不敢说，越变得沉默寡言。初中三年，我与老师和同学们的交流少之又少。我就像一棵不起眼的树苗，在山坡上默默地长大。语文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尽管我说话少，成绩也不拔尖，但我一心虔诚，像一个信徒那样，接受老师的教诲。李老师大概也知道我们的弱点，经常叫我们背课文给她听。背书是我的强项，每一次都是流畅快速地完成任务。我用背诵课文的方式单独跟李老师交流，向李老师汇报我的普通话表达能力。

初中毕业时，我报考了师范学校。面试老师问我有什么爱好，我毫不迟疑地回答：看小说。面试老师就是师范学校的席副校长，他听我这么一说，当即翻开一本书，让我朗读其中一段。我毫无怯意地大声读出来，通过了面试，把自己推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

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我第一次离开上思，到南宁求学。当时，乘坐长途汽车并未要求对号入座，有一位中年男子把行李包放在我的座位上，看样子也是本地人，我用壮话对他说：“这是我的座位，请你把东西拿走。”连说两遍，那个人竟然不理睬。我以为是自己声音太小，对方没听到，于是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不料对方傲慢地看了我一眼，用粤语说：“我听不懂土话。”我一听，脸上火辣辣的。当时，对于粤语，我只会听不会说，只好用普通话生硬地对他说：“这是我的座位。”那个人见我执拗要坐自己的位置，又是学生模样，便骂骂咧咧地拿起行李，坐到别的座位去了。途中，售票员查票，那个人显然没有买全票，需要补票，他用粤语狡辩，售票员显然知道他的底细，不耐烦地用壮话说：“装什么装，快买票，不买就给我下车去。”那个男人尴尬之下用壮话说：“那么凶干吗，我买就是了。”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特别解气，但也产生几分凄凉：还没离开本地，就开始有人嫌壮话土气了。

事实证明，在南宁，或在什么地方，上思人之间很少全程用壮话交流。认识之初，也许会提及几句壮话，相互通报是哪里人，之后从嘴里吐出来的都是普通话。我们几个上思同学，也是这样。现在看来，不想显得土气是原因之一，最大的原因是上思壮话词汇量少，不足以表达我们想说的话。除了日常用语，我们没办法用壮话去探讨哲学、文学、美学等话题。很难想象，用壮话去讲解《论语》《唐诗三百首》会是什么样子。这很悲哀，也很现实。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当文化还是一片沙漠的时候，语言也是贫瘠的。没有文字的语言，就像沙漠上的荆棘，虽然顽强地生存着，但不可能生长成一片绿地，或者是一片森林。

师范四年，我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沉浸在汉语的世界里。工作后又参加汉语言文学本科自学考试，系统地把汉文化梳理了一遍，终于可以用汉语写出像样的文章。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完全是用汉语思考，用汉语交流，用汉语工作。只有返回上思，与父母兄弟姐妹交流时，才使用壮话。但我窘迫地发现，我的壮话水平停留在十一岁阶段，仅限于日常会话。

我终于明白，我与母语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也许我不能像赡养母亲那样去反哺母语，但我不可能也不甘心彻底地放弃母语。于是，空闲的时候，我会把母语与汉语作个比较，寻找其中的不同或相似之处。

这可以从语音和语义两方面入手。

我发现，纯粹的母语，即真正的上思土话，有些童谣，简短又押韵，念起来朗朗上口，内容诙谐，极为有趣。随口吟唱几句，似乎又回到了孩童时代。这些童谣，只能用母语吟唱，无法用汉字表达出来，着实可惜。

有一次与妻子闲聊，谈起各自童年的歌谣。她的外婆是桂林人，曾教给她一首童谣《扯谎歌》，歌词如下：

小把爷，莫啰嗦

听我说个扯谎歌。

今年前年怪事少，

今年前年怪事多：

门栓倒挂起，

耗子咬断猫鹰脚；

七条鲤鱼过大街，

八个兔子过黄河。

河里有个大田螺，

剐出肉来九斤多。

如果你不信我的话，

你就看不见你的后颈窝。

妻子用桂林话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童趣十足。这首汉语童谣可口头流传，也可文字记载。妻子是汉族人，汉语是她的母语。而我早就学会了汉语，可以毫无障碍地分享她的童年乐趣。当然，如果把这首童谣翻译成壮话，那就趣味索然，没有丝毫的韵律节奏，只能说个大概意思罢了。假如让我把儿时的壮话童谣翻译成汉语，想必也如此。

现在各地都热衷于旅游开发，上思也不例外。前段时间，我在上思县城看到一个路牌，指向“布透温泉”。“布透”是对壮话的音译，其义即“温泉”，用汉语表达就变成了“布透温泉”，这两个不同音却同义的单词并列在一起，外人觉得神秘，我却觉得好笑。

上思的一些地名，汉语上的用词与其壮话原义相去甚远。比如，在壮话里，“那思”是“赌输了的田”，“那何”是“茅草茂盛的田”，“那琴”是“山谷里的田”，“渠丁”是“水是红色的鱼塘”等，用汉字表达，单看字面意思，充满诗意。而在我看来，却是另一种意思。

从口语的角度看，壮话是我的母语；从文字的角度看，汉语是我的母语。两种母语之间，音义不同，各种词汇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打架，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次同乡聚会，谈起对后代的教育，一位仁兄说：“我的孩子在家要说壮话，否则还算什么上思人？”对他的话，我不敢苟同，但我也不想与他争辩。如何生儿育女，是各自的事。我只是想，自己的母语不一定非得成为孩子的母语。别忘了，上思人是广西人，广西人是中国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思壮话各种词汇也丰富起来了，基本上是对汉语的音译，读音与桂柳话接近，意思也完全一样。比如电视、电脑、公园、医保、汽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大量新名词。这说明，上思壮话因吸收汉语而充满了生命力，土气而与时俱进。这也提醒了我，若要对母语的传承产生担忧，纯属多余。

（202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