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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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广元完小，当一名小学老师。同事不多，只有周校长、陆老师、刘老师、玉老师、磨老师、欧老师、黄老师、赵老师，共8个人。上思壮话，喜欢把“老师”的“老”省略，直接叫“师”，显得简洁而亲切。如我，未满20岁，被别人叫“罗师”，心里确实甜滋滋的。
广元完小的校园原先是一所乡中学，布局像一个“丽”字。上面一横是一排教师宿舍（有天井和厨房），坐北朝南；东西两列各有三个教室，两个教室之间夹一间宿舍（无天井和厨房）。宿舍充足，每个老师各占一间，既当卧室也当办公室，休息和备课都在同一个地方。两列教室之间的空地上，长着高大的小叶桉，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很宽，但树枝交叉在一起，遮阳效果好，基本不怕太阳晒。树荫下，有两个砖砌的乒乓球台和一口废弃的水井。“丽”字下方，有一个标线模糊的旧篮球场。没有校门，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进入学校。学校的东边有一条河，河滩宽且平，铺满鹅卵石，鹅卵石的缝隙里长满低矮的野草。河水西流，注入明江，流经花山壁画。学校的北边、西边、南边，隔着路就是庄稼地，一片接着一片，密密麻麻，不是稻田就是甘蔗林。
周校长和刘师是夫妻，他俩占“一横”里的三间宿舍，连在一起，靠右一间是校长办公室兼会议室。住在“一横”里的还有陆师、玉师、黄师、赵师。东边的两间宿舍分在磨师、欧师名下。我住在西边的一间宿舍里，靠近球场；另一间是仓库，堆放学校的各种杂物。
安顿下来，我才发现真正住在学校里的不外周校长夫妻俩、赵师和我，其他的老师家都在附近农村，晚上都回家。我的宿舍宽敞明亮，朝校园一面，有门有窗。门是木门，窗是木窗。木窗有两扇，可开可关。窗前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椅子后面横放一张木床，木床后面是半堵墙。这半堵墙把宿舍隔成两半，一半是卧室，一半是厨房。厨房里有一个简易的灶台，灶台上方有一个窗口，可采光，可通风。更妙的是在地上用砖块围了一个半圈，抹着水泥，凿一个小沟，通往墙外，这便有了洗澡空间。
初中阶段，住教室改成的集体宿舍，全班男同学挤在一起；师范学校好些，真正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现在，独自一间，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扫地、铺床、挂蚊帐、挑水，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水井在河滩上，一个浅水坑，四周堆着石头，石头潮湿，长满苔藓。除了放水桶及人蹲的地方，水坑被茅草和杂木包围着，有的树叶和草叶几乎伸进水里。几条颜色鲜艳的翠鱼游弋于水中，看到人影，甚至听到响声，也不慌不忙，或者它们也不知躲到哪里去——空间太小。舀够两桶水，水坑就触底了，水瓢带起沙粒，井水变得混浊起来。
“水够煮饭了吗？”周校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井边，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铲。
“够了，”我说，“我就煮一碗面条。”
“那好，够煮饭就行。”周校长说，“要洗衣服，洗澡，就到河边来。我们在河上拦了一个石坝蓄水，水深及腰，可以游泳。水井一个多月没淘过了，淤泥堆积，原来两家人用水，水量勉强够用，现在三家人用水，估计水量不足，我要把井挖深点。”
“校长，我来吧。”我赶紧表态。
“没事，就铲几下，”周校长说，“你去煮饭吧，最好天黑前去河边洗衣服，河边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到处黑压压的，蚊子多，蚂蟥也多。”
我感激地点点头，挑起水桶就走。从河滩到学校，要上一个斜坡，可我走得轻松，一点也不觉得累。
周校长大概三十五六岁，钦州师范毕业的，也是那边的人，为了爱情（刘师跟他同班，本地人），把家安在了十万大山深处。他跟当地人交流用方言，但发音不准确，词汇量也少，表达不是很顺畅，所以跟学校的老师（尤其是我）交流都是用普通话。
可我跟校长交流的机会不多。除了集中开会，我基本不去校长室。课程表都发到了每个老师手上，上什么课，什么时候值班，都写得清清楚楚，照办就是。我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教室就在我宿舍的右边。我在宿舍一咳嗽，教室里立马就安静下来。同时，我还上四年级的音乐课和体育课。音乐课没有课本，我请求留在母校附小当音乐老师的同学寄来几首歌的简谱，记得有一首《少先队队歌》，我把简谱抄在一张大白纸上，往黑板上一贴，就有了教学道具；而体育课，全校只有一个篮球，干脆让学生自由活动。现在想来，当时也真是简陋。
对于教学，我一点也不担心。那时记性好，课文和练习题都装在脑子里，上课时根本不用教材，拿一支粉笔，直接在黑板上刷刷默写出来，潇洒得很。关于生活，我也不担心。我不是煮面条就是煮粥，没有青菜，没有肉，就吃鸡蛋和咸菜，或者是豆腐乳。一锅一勺一碗一筷条，一日三餐，活得自由自在。烧的柴火，是现捡的。校园里的小叶桉，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有长条形的树皮剥落下来，枯枝也不少。随手抓一把，就够煮一餐。当然，为了预防下雨，我也囤点货。干爽的桉树皮遇火即燃，火苗窜起，燃烧的边沿冒出油渍，滋滋地响，跟松油片差不多。
白天上课，时间过得快，晚上就难熬了。我宿舍的左边是六年级的教室，学生要上晚自习，9点钟之前还有讲话声，9点钟之后就一片寂静，上课的学生和教师都离开学校了，赵师的宿舍早就关门了（赵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偶尔回家，家里就她和一个小男孩），周校长的宿舍也关门了，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也关上门窗，静静地看书或者收听新闻。没有电视，甭说彩电，黑白的也没有，只有一台收录机，勉强让房间里发出一点声音。
我渴望白天，白天有人交谈。
玉师是六年级的班主任，也教语文。他有一女一男两个小孩，女的就在他班里，男的读四年级。他四十多岁，话不多，上课常拿一根竹枝，当教鞭用时，点着黑板上的生字教学生念；当戒尺用时，竹枝就要打在学生身上。在他上课的时候，特别是晚自习的时候，我在隔壁常常听到竹枝的呼啸声，如果是呼呼响，那是打在空气上；如果是噗地一声钝响，那是抽在某人的身上。当然，打人之前是有警告的。玉师的声音带着火气：“你再说，你再说，你是用手还是用嘴巴写作业？”教室里安静了，可不久，又像集市一样叽叽喳喳地响起来。玉师走到后排，对准一个高个子男生，抡起竹枝抽过去，男生“哎哟”一声，捂住胳膊，尽管疼得眼泪差点流下来，可他把嘴巴控制住了，不再让自己发出声音。教室里彻底安静了。玉师回到讲台，坐下，“嗤”地一声，划火柴点着了香烟。他长长地吸了口烟，然后缓缓地吐出来。玉师抽烟是不分场合的，想抽就抽，从来不让自己憋屈。他抽生烟，烟丝装在一个小布袋里。烟丝金黄细软，他右手伸出三个指头（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拢在一起，捏住烟丝，先揉一揉，感受烟丝的丝滑程度，然后夹起一小撮，放在一张三指宽四指长的长方形白纸（有时是特制的烟纸，有时是旧报纸或是旧作业纸）上，斜对角挤成条，一头大一头小，把纸卷起来，制成一支喇叭烟。他享受漫长的吸烟过程。
欧师也喜欢抽烟，但他抽的是成包的香烟，哪怕是最便宜的经济烟。没有过滤嘴，也没有烟嘴，但他能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咬住烟纸，把所有的烟丝变成烟灰，从他办公室找到烟屁股那是不可能的。别人抽烟，是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中间因为长年夹住香烟而被熏得金黄，他是左手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端因为长年拈烟而生出了硬茧。十个手指，只有左手大拇指和食指留着长指甲，而且指甲被熏得焦黄，像戴了两个金灿灿的金属指套。
欧师喜欢讲笑话。有一次，他说：“改革开放以前，有一年农历7月14，鬼节，照例要吃鸭，家里养不起鸭，也买不起鸭，老婆急得直发愁。我说，我有办法。我就去县菜市场，买了两份鸭血（一碗就是一份，煮熟了的），再买一块水豆腐。回到家，在菜地摘了两个水瓜，削皮，切成小块，再把鸭血和水豆腐也切成小块，放在一起，煮了浓浓的一锅汤。老婆问鸭呢？我说这不是鸭吗？鸭血也是鸭，闻都闻出鸭味，你看孩子吃得多香啊。”说到得意处，他哈哈地笑起来，可他的眼角分明流出了泪水。
他个子不高，长得又矮又壮，宽脸膛，肤色蜡黄，嘴唇黑紫色，而且永远干燥。他上六年级的数学，有一天早上，走进教室之前正好路过我宿舍门口，他探头进来问：“有水吗？”我说有——那时没有喝开水的习惯，直接喝生水。他径直走进里间，从水缸里舀一瓢水，咕咚咕咚喝下去，说：“十万大山的水就是甜啊。”我知道他又没有吃早餐。对于早餐，他有一套理论：“我一天一包烟，一支烟值二两米，二两米可以煮半锅粥。老婆曾问我吃粥还是吃烟，我的回答是吃烟。不要炊烟要香烟，赛过活神仙！”
他有一个读六年级的女儿，脸长得圆，可肤色黑头发黄，明显是营养不良。
印象中，我与刘师、赵师两位女老师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对她们不了解。
我与黄师交流较多。他比我大不到10岁，先是民办教师，后来才转正。我毕业那年，他也刚从钦州师范进修回来。我的宿舍就是他原来的宿舍（他搬到了一间有天井厨房的宿舍），他说洗澡池就是他砌的，有创意吧。我开玩笑说，怪不得至今还闻得到他的尿骚味。
学校在校园后头有一块甘蔗地和一口鱼塘。由于在鱼塘边上看到新鲜的鱼鳞，也看到鱼塘里的竹子（带枝叶的整棵竹子，防止别人下网）有挪动的痕迹，校长断定有人深夜偷鱼，于是决定安排人员蹲守，保护学校财产。蹲守的任务自然落到最年轻的两个男教师（即黄师和我）身上。我们俩都希望蹲守是象征性的，产生震慑作用即可，不希望真正碰上偷鱼的人。所以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们告诉学生说：“有人想偷学校的鱼，老师晚上要看鱼塘，提前10分钟下课。”我们知道，学生会无限大的把消息传播出去。
虽然把消息传递出去了，但夜幕一降临，我的心脏还是噗噗地乱跳：万一偷鱼的不是附近的人，或者他们不把我们的善意放在眼里呢？真正碰上了，怎么办？我做了多种想象，还特意去校长家把扁担（水桶由校长保管）借了出来。我坐立不安地等了几个小时，才见黄师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来了。见我提着一根扁担，他笑了，说：“用不着，放在宿舍吧，明天你们还要用它挑水呢。”
黄师领着我，拐到学校西边的小路，往北走。鱼塘距离校园1000多米，四周都是甘蔗地，其中有一块长方形的，大约有一两亩，黄师说：“这也是学校的财产，年初种的，榨季一到就砍。”我们围着鱼塘走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黄师说：“我们到甘蔗地去吧，外头露水大。”我们钻进学校的甘蔗地，找一个可以看到整个鱼塘的地方，扯下干枯的甘蔗叶铺满地面，然后席地而坐。
坐下之后，我才发现周边静得瘆人。虫子的叫声多种多样，有的激昂，有的低沉，有的亢奋，有的忧伤。夜鸟的叫声，由远而近，或由近而远，像吹口哨，又像干咳。远处村庄的鸡叫声，穿透力极强地传来。“沙沙，沙沙，”蔗林深处传来了小动物踩在甘蔗叶上的脚步声，一只，两只……似乎一大群，我不禁扭头去倾听，去搜寻。黄师说：“没事，几只小老鼠。”我掏出在村代销店买来的香烟，递给他一支。他有点诧异：“你不是不抽烟吗？怎么有烟？”我说：“熬夜嘛，抽支烟，提神。”黄师说：“别学着抽烟，一旦上瘾，想戒都戒不掉。来，来，把烟给我。”他把烟盒放进兜里，说：“能提神的东西多着呢。”他徒手折断一根甘蔗，用牙齿撕开皮，大口嚼起来：“甜，你自己看，想吃哪根就吃哪根。”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吃甘蔗有经验，当即也给自己找了一根。
用来榨糖的甘蔗皮韧肉硬，但甜度高。清凉的甘蔗汁不断地流进肚子里，又解渴又解饿。一根甘蔗吃完，站起来，可以听到自己的胸腔里传来液体晃动的声音。打一个饱嗝，黄师就开始讲故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的进修经历，他的老婆，他的孩子，想到哪讲到哪，没完没了……
记不清蹲守了多少个夜晚，吃了多少根甘蔗，反正榨季到来的时候，学校组织砍甘蔗，我一口都不想吃了。
收完甘蔗，鱼塘完全暴露在旷野之中。元旦那天，鱼塘放水抓鱼。所有的鱼按人头平分，每个老师都有份。当我把20多斤鱼驮回家的时候，母亲吓了一跳，说：“不发工资，改发鱼了？”我说：“工资照发，这是年终奖。”
工资由磨师发放，他教数学兼做学校的出纳。一到发薪日，他一早就去县城，从银行里把钱领出来。回到学校，他关上房门，把钱分好，然后通知我们去领。几元几角几分，他都把零钱准备好。“慢慢数，不着急。”他先把钱数一遍，然后递给我们，让我们再数一遍。钞票都是旧的，皱巴巴，脏兮兮，但我们都把它当作宝贝，摸了一遍又一遍。磨师的原则是不让别人的工资在他那里过夜，不管多晚，他都要把工资发到他人手上。我每个月都要与磨师打一次交道，记得第一个月领到手的工资是86元。磨师性格很好，没见他大声喝斥过学生。
过完春节，第二个学期开始了。嫌烧柴火麻烦，主要还是手里有了几个钱，我就买了一个1000瓦的电炉，直接用电炉煮饭。中午没事，但到了晚上，我刚把电炉通上电，灯光立即变暗，电灯的钨丝由白炽变暗红，而且一闪一闪的，好像随时要熄灭。我没怎么在意。过了几天，周校长忍不住了，直接找上门来，告诉我不能使用电炉，不安全。可我觉得蛮安全的，又省事。有时忍不住，又用上了。这回，校长一点都不客气，干脆把话挑明：“我家的电视机已经反反复复地关机，烧坏了，你要赔。”当时一台黑白电视机价格都在600元以上，我一个月工资不到100元，如何赔得起？我既惭愧又恼怒，把电炉摔出门外，用石头把它砸烂（当然是在校长离开之后）。
那段时间比较苦闷。刚毕业那阵，我已经做好参加高考的计划。无奈没读过高中，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都看不懂，烦得很。特别是英语，停留在高一英语前三篇课文，难以推进。有一个远房表哥大学数学系毕业，在县党校工作，我经常去向他请教。可去的次数多了，讨论的不再是数学问题，而是其他事情，比如帮他写情书（好像我很在行似的）等等。一两个月过去，我的数学水平也没什么长进。无奈之下，还得靠自学。
一天晚上，校长组织老师开会。当时，六年级还在上晚自习。匆忙之中，我把收录机放进木箱，上锁，关门，但把窗户打开，这样我坐在会议室也能看见宿舍的灯光（感觉安全）。会议结束，六年级教室已经关灯，我宿舍的窗户也被关上，关得严严实实，一缕灯光都透不出来。开门进去，看见木箱的锁被撬开了，丢在地上，收录机已不见踪影。走到里间一看，全明白了。宿舍与教室有一扇小门相通，平时锁着，现在被推开，小偷就是从这里进入宿舍，拿走了收录机。好在自行车还在，否则我无法向父亲交代（自行车是父亲买给我的，永久牌，碟刹，花掉180元外汇券）。
我一声惊叫，周校长以及还没有离开校园的老师都过来了。得知只丢失了一台收录机，他们似乎松了一口气。没有报警，也没有调查，自然也无法知道是谁干的。
第二天，通过校长协调，我与黄师对换了宿舍，他搬回老地方（反正他也不住），而我得以与陆师为邻。
陆师自称是我伯父的同学，这让我大为惊讶。因为伯父大我父亲二岁，而我父亲在我毕业那年已经退休（父亲也是小学老师），而陆师还在上班。陆师头发花白，但脸色红润。他抽烟，也喝酒。他抽烟有个特点，一支香烟平分为三截，用烟嘴，点上，小口吸，但急促，一截烟能抽四五口。据他说，一天就抽三支烟，不能多，也不能少。平时，有人递烟给他，他也要掰成三截，抽一截，留两截。他中午要喝酒，下酒菜是盐煮黄豆。黄豆是现煮的，先炒，把豆粒放在铁锅里，用锅铲拨动，给豆粒翻身。于是，锅铲与铁锅的剐蹭声，豆粒的滚动声，哗啦，哗啦，有节奏地响起来。过了二三分钟，把黄豆铲起来，又倒回锅里，豆粒砸在铁锅上，如果发出叮叮的金属声（炒干的豆粒像钢珠一样硬），就表明黄豆熟透了。这时，就听见噗嗤一声——往锅里加水，放锅盖，用小火焖。听到隔壁厨房传来的炒菜声，我就知道进行到哪个步骤。我去过陆师的房间，煮好的黄豆就放在书桌上，一小碟，刚好够一餐。一碗米酒，当地土酿的米双，发出淡淡的酒味。这就是陆师的午餐（他不吃饭）。
在广元完小干完两个学期，我离开了，调到300公里外的合山矿务局柳花岭矿中学。
隔了几年，有一次回上思，我在江平村的一个菜市上碰到周校长。他因为超生被撤职，降到村中心学校担任普通老师。他有些憔悴，长了白头发。
我伯父从海外来大陆探亲的时候，陆师赶来与伯父叙旧。当时有县委统战部的领导在场，没留他吃饭。记得他是步行来，也是步行走的。他走在田埂上，步履缓慢，好像一边走，一边沉思。
其他同事再也没见过面。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他们是否还健在。
（2024.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