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真实虚构”

报告文学中的“真实虚构”是指尊重事实，坚守生活的真实，在对真人、真事、真情感进行文学艺术概括与加工，在不违反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在作品的结构规划、场景设计、细节描写、语气描写，以及人物的心理活动、言语习惯和行为习惯上，除虚构和创造性想象外，进行合乎情理的想象，从而丰富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创作行为。我将这种创作行为称之为“真实虚构”。

在报告文学作品中，谈到“虚构”一词无疑是件最忌讳的事情，其实大可不必。报告文学作家徐迟认为：“报告文学要尊重事实，力求精准无谬误，掌握住生活的真实。然而，凡艺术品均是虚构，报告文学也有这种意义上的虚构，但是应当要求这种虚构立足于生活的虚构。”徐迟的这段话，对报告文学创作中“真实的虚构”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在这里也可以断定，报告文学并不仅不排斥艺术的虚构，还完全可以运用文学的手法进行创作和加工，但前提要求是作品中的主体人物和事件必须真实。

去虚构或是说追求真实应该是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作品所秉承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就不应该是事实的简单陈列和复制，而应该是具有文学性，是寓报告于文学形式之中，是寓报告于文学文本之中。反之，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学艺术的支撑，那这部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文学性，造成原始采访材料干巴巴地罗列，充斥的则是报告性质，缺乏的则是文学的审美感。

报告文学作品为了达到报告和文学的高度统一，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在尊重真实性的同时，进行符合情理的“真实虚构”其实一直都存在，也对“真实虚构”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柯岩的报告文学《船长》，据她所言采访“汉川号”船长贝汉廷，是“汉川号”停泊在天津新港时进行的，她没有去过德国汉堡，但在她的作品中有关汉堡港沸腾而繁忙的情景的描写，同样是那样生动和真实。理由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细致全面地描写了中国击剑队运动员栾菊杰在马德里体育宫经历的一场体育比赛，他虽然没有到现场观看这场比赛，但他对现场紧张而激烈的比赛气氛描写十分逼真，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大雁情》在结尾写道：“大雁们马上用各种声部参加讨论；‘快——研究研究。’‘快——研究研究。’大雁们把我写好的草稿一张一张地衔走了，衔走了。大雁们排成了人字形，飞远了，飞远了……”这段文字更是直接明了地运用了艺术性的虚构。

这里所列举的《船长》、《扬眉剑出鞘》、《大雁情》，都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名篇，它们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革，不仅具有强烈地现实意义，同时在艺术构思上也具有独创性。由此可见，报告文学创作中建立在合理想象前提下，进行“真实的虚构”的写作，不仅仅完全是有必要的，同时在塑造典型人物，渲染现场气氛，增加报告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报告文学的“真实虚构”是相对于小说虚构真实提出的反概念。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托尔斯泰认为“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鲁迅说：“只是逼真，不必实有其事。”因此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小说家往往借助已有的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运用丰富的想象，对人物、事件的不足之处，通过虚构进行合理的补充、重组和完善，从而在“无中生有”中虚构真实，创造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情节和典型形象。

报告文学则完全不同，它的写作对象是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是完完全全真实存在的，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作家在真实事物的观察、发现和理解的基础上，对事物和人物的抒写以及表达。因此，非虚构性和真实性要求无疑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基础和生命。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具有报告性质的文学形式，就必须保持它的非虚拟性和真实性，去虚构和真实性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报告文学的立身之本。

提出报告文学“真实虚构”这一概念，并不是倡导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夸大事实，掺杂虚构，在报告文学作品中进行小说化描写和创作，而是把事物和人物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准确把握真实性的同时，合理运用这一手法进行创作，在报告文学作品中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使报告文学作品更加具有文学艺术张力和感染力。

当然，真实不是报告文学实现文学性的障碍，“真实虚构”也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使作品实现艺术完美的唯一法宝，报告文学如何作文学性的表现，关键还是在作家本身，取决于作家深入细致的采访、题材思想性的把握，艺术表现能力的驾驭和生活阅历的积淀等综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