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父亲时,他不停地寻找理由,诚如一个孩子,仿佛我发现了他的秘密,理直气壮而又恐慌。后来父亲笑笑,笑得那样难堪,一脸的皱纹都让笑容拉紧。我没有流泪,就是心里酸酸的。我不说了,打死我都不说了。我仰起脸,那些火、尘埃、水气凝成的阳尘,把屋顶装扮如风中裸露的岩石一样,灰黑,坚毅。
父亲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和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一样,没有土地。后来有了自己的土地,父亲是如何欢喜,他从没有提过。我只知道,父亲和他的土地,养育了我们。小时候,看到父亲犁地,我就想,等我长大了,我就让父亲休息,我来犁。我长大之后,却把父亲丢在了村里继续犁地,我离开土地住进了小城。
父亲的日子都在土地里。我们家的土地十几亩,春秋两种,全都是父亲一个人犁地。从这头犁到那头,又从哪头犁到这头,来来往往,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耕完这块耕那块,种了一年又一年。父亲从朝气勃勃的青年小伙,在地里走成了日暮老人。有时,我奇怪地想做一个实验:父亲在土地里的距离,该如何丈量?一步一尺,从地球出发,在茫茫的宇宙里,会抵达何方?
对于土地,父亲胜于熟悉自己的身体。哪里有石头,哪里土深,哪里土浅,耕种时哪里需慢,哪里耐得住旱,哪里耐得住涝,他都明察秋毫。父亲和他的土地,仿佛医生和病人。我知道,人类有许多绝症,常使医生束手无策,眼巴巴地看着生命在自己眼皮底下慢慢消殒。在我的记忆中,土地没有什么病难到父亲。比如石头,不管是露在地上还是藏在土里。冬天,大地一片宁静,只听见寒风呼呼的喊叫声。父亲扛着锄头、钢钎、手锤、粪箕,来到地里,用锄头挖土,用粪箕一撮一撮地装起来倒在另一边。接着用钢钎撬,用铁锤打。遇到撬不动打不碎的大石块。父亲时而蹲着,时而跪下,一手拿铁錾,一手拿锤子,用乌龟走路的速度,锲而不舍地在把石块凿裂。父亲从地里取出的石头,用来砌地埂。而掏掉石头空出的地方,填上泥土成了土地。
在那些年月,人穷地贫。为了让土地肥起来,父亲每天起得很早。父亲起床后,他就提着粪箕到村子里、牛路上、田坝头扒粪,猪粪,牛粪,马粪……很臭,父亲却把它们当成宝似的。父亲说,土地是我们家的命根,而那些臭粪是土地的命根。父亲教导我们,看牛要带上粪箕,把牛屙的屎拿回家或倒在自家田地里;喂猪食时,要时时注意猪屁股,猪屙屎时,就急忙拿粪箕去接好。有时父亲为了能扒满粪箕,要走上几公里大路。特别是在数九寒天,父亲没有戴双手套,他一手提着粪箕,一手拿着木棒,走在凛冽的寒风里,父亲冷吗?我没看到过。那时候,我还睡在床上做好梦。当父亲那冻红的双手提着满满的一箕粪便回家时,我还没有醒?父亲把扒来的粪便堆起来或是倒进厕所、畜圈里。春耕秋种的时候,他又一挑一担地把粪送到田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农家肥和化肥的共同作用下,土地慢慢变黑,松软如棉。
父亲老了,他没料到,自己千辛万苦才让土地肥沃起来。人们竟然一个接着一个地从土地上逃离,跑进了城市。我要接父母亲来小城,远在南方江城打工的小弟也说接他们到那里去。父母亲不愿离弃,他们要住在桥头,守着他们的根。
年轻的人继续逃离,偌大一个村子,除了年末岁首闹热,平时都是空荡荡的,只有一些孩子、妇女和老人。每次从桥头回城,脑海一次又一次地上演那样的影像:孩子们一脸茫然,妇女们望穿秋水,而我的父母亲,把皱纹锁紧。
我劝父亲,他累了一辈子,就安心享享晚年,我们儿女供他衣食住行。他当面答应了,可是,像一个顽皮的学生,左耳进,右耳出,过后,他接着种地。住在小城,我常从梦中醒来,醒来后就胡思乱想。有时,我恍若梦中,又像不是,因为我真切地感到了疼。记得我这样说:“哦,这是梦,幸好,这是梦!”我很害怕我的父母没有说一声,就弃我们而去。然而,尽管我无数次地自我安慰,甚至怀疑自己有些变态,怎么脑海里会呈现那样心悸的画面。我知道,这天正在向我一步步走近。
桥头有了电话后,我好像睡得安稳多了。虽然还多次从梦中醒来,但想着电话一直都在熟睡,我就少了往坏处想,想些好的,比如,小时候的冬天,父母亲在柴火边给我们摆鬼白,吓得我们不敢独自远行;还比如,父亲又打起了响亮的长鼾:哟,哟……哦——哦——。我笑了,窗外橙红的灯光透过有机玻璃和绣满荷叶的帘子,落在我的笑上,浪漫,温暖,忧伤。
那年冬天像是来得很慢,同事们都说这个冬季真好过,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都还不冷。一个星期六,我本是想回桥头,但妻子的三姐夫说:他买了两块狗后腿肉,香得很。我们来到坪上,正当要吃狗肉的时候,电话就响了,父亲去地里扯油菜,摔倒在地里,可能得了脑溢血,幸亏发现得早,村里人帮忙背回了家。我立即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回到桥头的时候,家里围着许多人,父亲睡在床上。他看见我,一边睁大眼睛,一边伸直粗如松皮的手,向我召唤。我急忙紧紧拉住父亲,他的手很凉,一阵又一阵的冰凉刺进了我的手心。我竟然没有流泪,而父亲的眼睛如决了堤,一颗又一颗的泪水从眼角涌出来,顺着岁月的鱼尾纹,落得悄然无声。给父亲擦泪的时候,我已忍不住了泪水。这就是我的父亲吗?嘴歪了,下巴尖了,皱纹深了,如一张天天被搓揉成一团的纸,一下子扯开来。大家都让我别哭,他们说急救车来去了,我父亲不肯去医院,他怕去了就回不来。村里有习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村,更不能进家。这是村里人千百年来遵循的规纪,我不知道这样的规纪是对还是错,但是,我的父亲一直在坚守。我对父亲说:去了医院,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会让他戴着氧气袋回来,把最后一口气奄在家里。
我们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溢血,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的病情在第二天突然加剧。躺在病床上,他闭着双眼,左手和右手放在被子上,一会儿扯紧被角,一会儿挪来挪去。母亲握紧他输液的手,不停地喊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像是没听见,没有睁开眼,也没有回应,还是执著地动来动去。我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一次又一次跑去问医生。医生说他们会尽力,还说父亲的表现是正常反应。三天之后,父亲停止了手的挣扎,他醒了。
在住院日子里,父亲多次念到他的土地。他一会儿说路边那块地的菜子还没扯好呢?一会儿又念起牛路边那块菜子还没洒肥料?……也不知道他的土地变成了什么样子。父亲挂念土地的时候,我们很生气,说:“连自己命都还管不了,管它的呢?”
虽然父亲的头、脸、脚都被针刺得百孔千疮,但他没有倒下。一年之后,父亲奇迹般地能下床走路了。身体慢慢恢复后,父亲又下地了。有人说父亲心好,他一生正直善良,要活一百二十岁,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念起了阿弥陀佛,对那些人拱手作揖。记得,母亲总是这样说我的父亲:“你这胆小鬼,你到底怕什么?”对于父亲的善良,以前我一直把他当作懦弱。母亲这样骂我的父亲,我就想,我将来不会这样的。比如,父亲听说某家的粮食够不到秋收,他说:“我拿借给你。”收获以后,父亲总是不会给人家要谷子。母亲急了,就让我的父亲去要,父亲说:“唉,人家不会拿来还啊!”再比如,守水放田的时候,父亲很让得人。古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家有一块田在大减潮,渠水先从哪里通过。可是,当听到别人说他家的田也开大裂口,秧苗都快保不住了,父亲就让给了那人。后来,我也成了父亲那模样,我的妻子也说我是胆小鬼。
村里人说,我的父亲不仅扒粪,还经常去砌地埂。按村里的说法,像父亲这样的人,“死”而复活,已是二世人了。病癒后,父亲耳不灵,走路身子前倾,看上去像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特别是他挑担子时,远远看着揪心得很。母亲也很担心,她说,有一次,我父亲到冲里头砌地埂,抱一块石头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父亲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他用尽了一切的办法,都没有立起来。我责问父亲的时候,他又笑了,说想不到会那样,他匍匐在地上,双手竟然没了力气,撑不起来——后来,父亲爽性停止了努力,坐在地上静静地等,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从冲里头经过,才父亲从地上拉起来。
我三番五次的劝说,总是那样苍白无力。十月初一回家,父亲还是偷着下地。母亲一直怕她的儿女责怪,急忙对我说:“儿啊,你看吧,这真的不怪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硬心肠,一滴泪都没有。父亲要把前些天的扒的粪挑到地里,我给父亲挑,他就走在我的身后。虽然我的身上流淌着父亲的血液,但我无法窥视他的内心。我曾听人说过:你算算吧,现在种粮食这样便宜,种土地的已没什么利益,除去成本,真的少得可怜。别人说起的时候,我黯然无语。我从农村走来,我知道,就是没有利益,我的亲人们都会坚守,因为土地是他们的根。
杀鸡供奉牛王菩萨的时候,我和父亲又谈起了他的土地。“死”过一次的父亲,事实上,他比任何人清醒。年轻人都涌进了城,劳动力的溃乏,导致村里人简单对待土地,少用农家肥,多用化学肥料,地里的泥块越来越板结。缺少了管理,支撑土地的骨架——地埂正在塌陷。
我低下了头,父亲最后说:他已经想好,将来老去了,让我在这两个地方选择,一处是葬在路边,另一处是牛路边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