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志不忘

——读博尔赫斯经典小说《刀疤》

（加拿大）芦苇

博尔赫斯擅长制造叙述陷阱，读者跟随他的文字行进时，不知何处会突如其来地冒出分岔小径，也难以预测博尔赫斯本人会在哪里悄然现身，还有众多性格各异的剑侠武士、不失威严的叛徒恶棍等，都有可能从书页中不期而至。我始终相信，读者与作家之间，不是简单的“读”与“写”的关系，而是肝胆相照的共创造、共生存。阅读行为若勤于运用人的深层智力，那么，它与作家的倾心创作一样，是高级的创造性活动。也许一位作家的最浪漫心愿，只是遇见一位最懂他/她的读者。博尔赫斯被称作“作家的作家”，他对读者智力的苛求显而易见。读者在他的文字迷宫里奔跑，惊叹，跌跌撞撞，或喜或悲，最紧要的是，必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那里充斥着生与死的碰撞，爱与恨的冲突；那里的布局简单又复杂，既百转千回，又笔直得就像只画着一条直线；那里回荡着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生之气息，那是由不肯落败的虚构人物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希望。

《刀疤》这部短篇小说读起来就像在观看一部情节紧张的悬疑电影。主人公穆恩的叙述不但充满着博尔赫斯叙事所独有的紧张感，也透露着小说人物过度沉湎于自己所讲述之事的不可自拔感，以富有强烈氛围感的画面再现出主人公无法遗忘的一段往事，惊心动魄，挥之不去。这些清晰的回忆，真实得就像发生在昨天——主人公从未忘记任何细节。

小说开门见山地向读者介绍了这道刀疤和这个怪人：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伦博的人都管他叫作红土农场的英国人。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愿意出售。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红土农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苦涩，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底部，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从前一样威严。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小册子意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博尔赫斯的文学图景试图概括人类的共同命运，因此，连主人公的名字也显得“无关紧要”。可当我们追随着小说家充满激情和悬念的叙述到达文末结局时，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其实，就连刀疤也是“无关紧要”的，博尔赫斯想传达的，是比这个怪人和这道刀疤的来历更为重要的东西，他要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不止怜悯。

《刀疤》讲述了一个告密者穆恩的故事。作者十分机智地以被告密者的语气讲述了一段往事的来龙去脉，再让小说中的听众（即一位名叫“博尔赫斯”的人）询问穆恩的下落，最后由讲述者揭开谜底，承认自己即为穆恩，并且对“博尔赫斯”说道：“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尾。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这道刀疤雕刻着穆恩的过往：一颗痛苦心灵的耻辱；一个贪生怕死之人的软弱；一份与洁净灵魂黯然告别的绝望。

故事发生在爱尔兰独立运动期间，被告密者曾经救过穆恩，但穆恩却因贪生怕死而告发了他，致使他被捕死亡。被抓前，他听到穆恩正在电话里出卖自己，就从墙上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在后者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穆恩领到赏钱，逃到巴西，而他脸上的那道刀疤，从此成为生命中形影不离的一个印记。

苟活下来的穆恩，并非没有别的选择。他可以通过整容术抹去脸上的刀疤，而后像普通人那样正常工作、生活，变着花样让家里的蜡烛亮得不平凡；他也可以保持沉默，永远不再提起与刀疤有关的任何事情；他还可以选择遗忘——我指的是那种真正的遗忘。只要他常年累月地逃避面对真相，真相就会渐行渐远，直到烟消云散。曾经的所作所为，曾经的悔恨，曾经的惨痛，他就会通通忘记。他甚至终将忘记，自己也曾经有过理想。

是的，他可以选择遗忘：抹去一切耻辱，不再叩问灵魂的重量，蜷缩在一个无人知晓来历的城市里，了却残生。凭他的威严和才干，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日子安排得风生水起，过上体面生活。如果他装疯卖傻，稀里糊涂，无精打采，也未尝不可，让年华如同没有知觉的河水般流走，没有比这更好的虚度年华的方式了。

如果结局如此，那就太过平常，太过真实了。

博尔赫斯笔下的穆恩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告密之后，往事并未走远，对过往生活的“放不下”成为穆恩的噩梦，恩人的死无时不刻地刺激着他，他活得像一个贼，心灵的原野变得寸草不生。独居的他像孤家寡人那样困在自己严苛孤僻的小世界里，没有爱情，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他苦苦寻找一条路，一条使他的心灵能够存活下去的路。于是，他开始了循环往复的忏悔。他找到各种各样的机会，郑重又怜惜地袒露他的秘密。他反复向人们诉说年轻时的“理想主义”，诉说自己令人不齿的罪恶行经，他还每每认真地把脸上的刀疤展现给别人看。

像举行一场又一场必不可少的心灵洗涤仪式，他一次又一次地主动揭开自己的疤痕。

月牙形刀疤不仅刻在他的脸上，也刻在他的心上。它仿佛有话要说，它仿佛等待着倾诉之后的被宽恕。它所承载的，绝非仅是肉体之痛。

被告发的人早已死去，却在告密者的忏悔中栩栩如生，而活下来的告密者，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诉说中判处当年的自己死刑。在穆恩的世界里，他苟活在死去之人的阴影中，他总是想起自己是踩着别人尸骨才活下来的。

告密者穆恩以被告密者的身份向别人讲述这个故事，既是博尔赫斯独具匠心的叙事陷阱，也是一种极有深意的角色置换，即穆恩如死去一般地活着，而逝者如活着一般地死去。

这道刀疤，也是脆弱的、罪恶的、不忍直视的一段历史。

《刀疤》所体现的，正是人类与自身“恶”的艰难抗争过程。人们面对死神追捕时，为了卑微地活下去而毅然放弃了道德和理想。人们以“活下去”为唯一“理想”，甚至心安理得地做着泯灭人性之事却毫无悔意，只有少数勇者敢于面对这样的伤疤，敢于寻找惨痛之后的精神获救之路。

人类与自身恶的对峙，既包括个人从自身之恶中幡然醒悟，引以为戒，也包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历史和现实之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透彻清算。

“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不能面对自身之恶的人是看不见未来的，假如没有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指引，人就容易陷入“非人”陷阱。假如人生存于世拒绝与死神搏斗，假如人在这场搏斗中不能看清人与其他物种的区别，假如人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么等待在前的，除了死亡的深渊，还有什么？

同样，不能面对自身之恶的民族和国家也一样前途渺茫。未经审判的历史之恶如同穆恩脸上的那道刀疤，如若加以隐藏，或用谎言加以掩饰，真相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就会渐行渐远，人们善恶不分，只相信弱肉强食，即使身披现代时装，依然像生活在原始丛林之中，满眼只见树皮兽肉，远离现代文明。人们将出卖良知、放弃真理视作理所当然，频繁作恶却从不悔恨，人性光辉荡然无存。因此，世界各国的人们建造博物馆、纪念碑，为淹没的巨轮，为战争受害者，为集中营受害者，为各种各样的灾难。这一切为的就是从中吸取教训，揭开历史上的痛苦疤痕，永志不忘，避免悲剧重来。

当我在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纪念馆中看到一双儿童的鞋，我忍不住落泪；当我在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碑前看到美国士兵雕像群，我又怎能不想起在同一场战争中，从我热爱的那一片土地上前往战场的年轻战士从那之后再也见不到家乡油菜花开的春天！我又如何能不想到在任何年代，都应当以追求最大可能的和平与自由为人类的使命？

这便是纪念和拒绝遗忘的意义。

我联想到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也是中华民族脸上抹不去的一道伤疤，疤痕之下尸横遍野，暗藏着多少愤怒的火焰！经历那场劫难死去的同胞在世间早已失去立足之地，无论他们曾以多么年轻的生命美丽过！他们无法安息的灵魂将永远漂流在看不见的黑暗之处，如果这一场浩劫并没有彻底被审判！在一个人人自危的荒唐年代，告密成为无法避免的生活方式。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难以相信人性的简朴之美。文革离现在并不遥远，如果不能正视这一道丑陋疤痕，而是一味遮掩、巧言粉饰，甚至无法分清罪与非罪，为始作俑者开脱，那么，无数遇难同胞的死就只是毫无意义地风化成了大地之下的累累白骨。只要这道伤疤还在被施以整容术来粉饰、美化，那么，我们又以什么来告慰死难者？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民族的未来变得飘忽不定，对以“告密”和“阶级斗争为纲”为生活方式的恐惧就像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威胁着每一个人。巴金先生曾经建议设立“文革博物馆”，并且真诚写下了一部随想录，痛陈当年的“平庸之恶”。还有少数“过来人”包括曾经作恶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等在他们离世之前，主动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些勇揭伤疤的行为虽然姗姗来迟，但相比于大多数当事人捂着疤痕的寂然无声，还是值得赞赏的。

每一份源自恐惧的沉默，都会加深恐惧。

这绝不只是一个施害者和一个受害者之间的事。

写到这里，我为博尔赫斯的匠心而喝彩，我仿佛看见失明前的博尔赫斯举着火把、指向古老洞穴中的一幅神秘岩画，他站在那里，狡黠地微笑着。

我也对穆恩不同寻常的忏悔满怀敬意。博尔赫斯所描摹的这位告密者，最终以余生的反省，成为了一位自觉的人，一位敢于直面人性之恶的勇士，一位无情揭露自身罪恶的觉醒者。他的觉醒的价值，通过博尔赫斯的名声而永远为人称道。

（芦苇写于2019年10月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