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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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陆相华
云雨悠悠，天语潇潇。不知是谁的一滴墨，在水中悄然化开，竟化成一块灰蒙蒙，湿漉漉的天空。满城的梅雨让古镇老街，小弄石墙都透着一股浓浓的人文情节，为忙碌的都会营造一个让心情偷闲的空间。进入六月，“朋友圈”里到处弥漫着的毕业季里的别离思绪。董卿的《朗读者》还来不及远去，“敖汉旗箭桥中学”的“公众号”里的《朗读者》又倾情推出。《朗读者（箭桥）》里的朗读者有教师、有学生，其中教师版《朗读者》里的内容为：《三十年箭桥故事说》。《朗读者》中的人物有我的老校长张凌，还有我的数学老师陈向东，《朗读者》中的朗读者有曾经教过我语文的祝和林老师，于村老师，还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刘翠芬老师。“箭桥”是我的高中母校（我们那时候叫“木中”），《箭桥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时隔30年，记忆的门扉仍能清晰地看到那条横亘心湖的河堤。回忆母校，如同欣赏一本精美的画册；翻阅远逝的岁月，将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拼成了一页页跪乳之恩的长卷。
一
毛式的背头一丝不苟，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凝重而不可逼视的光。一米八的身躯伟岸挺拔，走路端庄持重，步履威严。印象中的张凌校长有一套笔挺的灰色中山装，有时背着手，有时嘴里衔着一根烟斗，有着与今天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老校长身上体现出的精神、传统、风骨，绝对代表着母校的灵魂。我的母校是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高中，也就是敖汉旗箭桥中学的前身，始建于1987年。木头营子高中是当时敖汉旗两所重点中学之一，因此又叫“敖汉二中”。“木中”的首届生源，一部分是来自下洼镇高一升高二的全体学生，而高一的生源，从敖汉旗北部乡镇的生源里面择优录取。我到木头营子高中的时间是1988年上半年（此前在一所名叫“小河沿高中”的普通中学），当时在高一（6）班，班主任是教物理的徐建中老师。帮助我转学的是我的初中老同学尹术贵，时任高二（1）班长（现任敖汉八家村村长），属于“木中”元老级人物，而我虽然算不上“元老”，但也绝对“资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地处努鲁尔虎山脉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东临通辽市奈曼旗，西接朝阳市建平县，南与北票市、朝阳县相连，北与赤峰市翁牛特旗隔老哈河相望。敖汉旗政府位于新惠镇，以农业为主，交通不是很便利。至今，旗政府所在地新惠镇仍然没有通上火车，更不用谈高铁。当时，有“高参”给政府首脑出主意，把旗政府搬迁到木头营子乡靠近铁路不远一片荒芜的土地。“木头营子火车站”也正是从那时候改为“敖汉站（最近有消息说，敖汉站又恢复原名“木头营子火车站”，原来的“羊场火车站”更名“敖汉站”）”。因此，也有木头营子中学创建于1984年的说法。然而一栋四层大楼完成，另一栋大楼完成两层半的时候，政府大楼全部搁浅。有人说是风沙大，以后政府大楼可能有被沙漠掩埋的风险，也有说是由于资金问题。为了整合这个烂摊子，又有人给政府出主意，说在那里建一所学校。木头营子高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张凌校长临危受命。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套用一下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这句话：“衡量一所中学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占地面积，校舍楼房，而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凝聚最优秀的教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开启他们的心智。”我刚到“木中”的时候，有同学跟我说：“你下半年转学过来算好的了。去年刚开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除了学习以外，还要承担挖暖气管道的任务。”张凌校长在一次校会上说：“我们学校的学习成绩和新惠中学不能比，我们还不会搞卫生吗？”我对木中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无论是学生的宿舍、教室、还是厕所。我还清楚地记着学校大楼里一楼到四楼贴着“静、竞、净、敬”四个醒目大字，这就是当时“木中”的“核心价值观”。为了改变校园环境，老校长在学校的大楼周边都栽上树快速杨。有一天夜里雷雨交加，暴风雨把老校长刚刚栽上的快速杨拦腰折断。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老校长站在那棵老杨树前久久不能离去。
“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融进生命，化入血液，而大学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在没来“木中”之前，我读的课本是“乙种本”，而“木中”开学就是“甲种本”。那时候高一的《乙种本》英语，刚开始还是26个字母以及音标组合等。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我也知道那些东西毕竟在初中都学过了。自从转学到“木中”以后，我才发现《甲种本》英语都是成篇的阅读和语法，我一时有些吃不消。而数学、物理、化学 “甲种本”和“乙种本”，更是有着很大差距。在我的记忆里，老校长还给我们上过一节历史课，他上课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注重逻辑思维。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文理”班了。由于我在转学前没有学历史，所以我被分到了高二（1）班（理科班）。当时的班主任是教我们英语的孙国祥老师，班长是崔学民。由于当时学校师资力量不够，张凌校长还聘请几位退休的老头，教英语的蒋老师，教生物的苏老师，还有一位教语文的老师，我忘记了姓名。
二
美国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有人问如何解决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特朗普说：“在美墨边境修建一堵墙，就像中国的长城，能阻挡非法移民入境。”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木头营子高中也上演过类似的事情。由于木中总部大楼坐落在木头营子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家属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小混混”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很自然地就把主义打在木中这些学生的身上。如果你穿戴稍微好一点，他们就骑个自行车，往你的前面一停，两腿往地上一插。“哎，你碰我干啥。”如果你和他拉硬，他就一直跟到你的教室或是你的宿舍，记下你的门牌号。你如果态度好，他就让你给他买盒烟。这样的事情我就碰上好几次。有一次因为没有给他们买烟，结果晚自习的时候被一个叫鲍志红的混混，叫到房东头，踢了几脚，叫我以后注意点。这个叫鲍志红的，因为他爹在乡政府，所以平日里别人都不敢惹。为了解决校园周边的安全问题，张凌校长可谓费煞苦心，最后决定在校园周边修起了两米高的“土墙”，以防外人侵犯。
和张凌校长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便与这个“围墙”有关。有一天夏日的午后，我到学校西面教师家属院附近，也就是我们班级马淑艳同学家的药店里去买药。回来的路上，看看高高的土墙外被人弄了几个槽。我毫不犹豫地“翻身鱼跃”，一个深蹲正要站起，就听到老校长在喊，声音不是很高，但绝对有穿透力。“过来过来！”老校长犀利的眼光，就像是定海神针，光天化日之下，让我无法逃遁。“你叫啥名？哪个班级的？”我望着老校长威严的目光，没有撒谎。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孙国祥老师。我当时担任的职务是卫生委员。不知道孙国祥老师的人缘不好，还是得罪人太多。我们班级宿舍的卫生我是亲自抓，就连其他班级的学生到我们宿舍，都觉得我们班级的行李叠得板正，可就是年级组卫生检查拿不到第一。而孙国祥老师又极爱面子，甚至有时候不让我上英语课去宿舍里叠被子。“坏了，坏了。”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孙国祥老师竟然没有找过我。从那以后，我也真的没有再爬墙。
高二以后，所有的高中课程进度都要加快，卷子几乎每课一练，每周一卷。整个高中除了语文偶尔有点高分以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科目了。我也不是不刻苦，为了抄书，我有时候会早晨四点钟起床。这样恶性循环让我的生活规律本末倒置。那时候我在班级里睡觉是出了名的。上课睡也就睡了，有一次午睡也睡过了站。外面风沙呜呜作响，我的睡眠正酣。忽然有人敲门，宛如“铁马冰河入梦来”。抬眼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大校长张凌。翻身下床，觉意全无。走廊处，还有零零星星10几个人，虽然不是本班同学，倒也少却了些许孤独和寂寞。一群人来到了老校长的办公室。老校长拿出一张纸，叫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和班级写在纸上。我混在后面愣是没有签字。老校长看了看名单，“哦，这个名字好像很熟悉吗？”“三好学生吗，您肯定熟悉了。”有个学生插话说。“不能这么说，三好学生就不犯错误了。”接下来，老校长问了大家几点钟起床，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是否合理等等。
“教育是生命的传递，教育的过程不仅仅是文明的传递，更重要的是为后人传递健康成长的正能量。”高中阶段，我不是没有发现自己的特长，由于我的嗓门比较大，平时善于读一些散文和诗歌，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朗读的高手。为了积累素材，我平时也喜欢摘抄一些精彩的散文、诗歌，甚至歌词。当我在木头营子读高三的时候，弟弟也开始在“木中”就读了。当时弟弟的班主任就是前面《朗读者（教师）》里的刘翠芬老师。有一年新年联欢晚会，我到弟弟的班级“拜年”。刚刚朗诵完一首长诗，张凌校长带着几个校领导，也来到他们班级拜年。主持人张天宇同学让我给校长出个节目。我说自己没什么特长，就给大家讲几句话吧。可能是由于自己平时学习不好，底气不足，讲的话也很低沉，拜年的话也没有说好。原本是要给弟弟争一些面子的，没想到一下子搞砸了。幸好张凌校长及时点评，他说我前半部分说的很好，后半部的格调应该再高一些。我赶紧恢复了格调，并且赢得了在场师生的掌声……
三
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校长不是特权者，不是政客，校长是学校教员的领袖、学生的领袖，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张凌校长是一位非常正统的人，在他心灵的深处肯定有那么一些“国家、民族的东西在里面”。张凌校长的父亲也是一位校长，同时也是那个时候的乡人大代表。张凌校长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共产党员，退休后没事整天在乡政府门口转悠，谁要是游手好闲破坏了公物，或是偷了别人的东西，可千万不要叫他碰上，他会当面教训你。这一点在现在看来，及其珍贵。张凌校长和他老父亲一样，在思想上是有所“守”的。这个“守”包括保守，也包括守护。尤其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他们懂得应该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张凌校长在抓硬件、抓教学的同时，对未成年人健康教育也极其重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学校里的“小资情调”也会悄然升起。为了整顿校风校纪，张校长曾经开除了自己的侄子张仕军（外号张老三），原因是“早恋”。
我们读木头营子高中的时候，有几个体育老师都是正规体校毕业的，他们的体育也都很优秀。其中有任术武、徐友贵、还有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崔老师，只记得人们管他叫老崔，名字我记不得了。可以当时木中的体育是非常不错的。记得有一年学校开体育运动会表演赛跑4X100接力。表演赛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比赛，老师不记名次。三个体育老师，任术武老师跑两棒：跑开头一棒和最后一棒。结果仍旧落下学生组第一名好几秒。关于任术武老师是有故事的人，虽然体育成绩好，但他善于打架喝酒，有时候甚至到社会上去打架。有一次，要不是小徐子（徐友贵）好言相劝，差点出了大事。至于原因，我无法考证。再后来，学校又来了一个年轻的体育老师，好像名字叫刘广福，烫发，年轻，时尚，来学校不久就开始处对象。而这些特点是张凌校长最不喜欢看到的。果然，过完暑假，包括任术武、刘广福在内的几个青年教师再也没有出现在木中，可能被老校长把他们安排到别的学校了。
辞去了几个体育老师，诺大的学校体育老师就剩下一个徐友贵老师。开学时节，有一个代课体育老师出现“木中”，那就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京城里赫赫有名的北京望京保安公司总经理薛志国。薛志国行侠仗义，人品好，当时就给我们当代课体育老师兼学校保安工作。后来，学校又来了一个代课体育老师叫王亚从老师。当时课间操做的是第六套广播体操，由于同学们对新鲜的事物不重视，也可能是故意叛逆。开始的时候是大家还能够跟着音乐做。可没过几天，做操的除了前排几个女生意外，其他的“老油条”都不做。徐友贵（外号小徐子）、薛志国人缘不错，他们两个上台领作，大家还勉强给点面子。可一遇到王亚从老师，大家做操的概率几乎是“零”。音乐在那面“光光的”放着，就只有王亚从老师自己在台上作，有一次竟然把王亚从老师气哭了。张凌校长问了几个学生，大家说：“第六套广播体操音乐跟不上。”第二天课间操，第五套广播体操音乐响起，木中的课间操又恢复了正常。
李淑慧老师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才女加美女，也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穿裙子的女教师。也许她是学艺术的，她会唱歌，也会跳舞。她当时分配到“木中”以后，应该说给当时的校园带来一股新风。当时学校有一个大喇叭，能够放光盘。下课钟声一响，大家便能够从大喇叭里面听到几首流行歌曲。我们当时对流行歌曲的了解也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比如：《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万水千山总是情》、《明明白白我的心》、《甜蜜蜜》等。可是好景不长，老校长就开始发话了：“关掉，关掉，放新闻，放新闻！”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每每下课活动的时候总是听到一些新闻节目。不是上海杨浦大桥开通，就是三峡大坝开工。可李淑慧毕竟是李淑慧，不知什么时候，她开始利用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播放起自己的“诗朗诵”了。现在回忆起来，李淑慧的嗓音应该是不亚于央视的董卿。漂亮的女子不愁嫁，李淑慧老师最后嫁给了木中的才子姜向阳（教物理的），后来又跟随姜向阳老师到天津教书去了。
四
生命里有着多少的无奈和惋惜，又有着怎样的愁苦和感伤？雨浸风蚀的落寞与苍楚一定是水，静静地流过青春奋斗的日子和触摸理想的岁月。高中三年几乎是浑浑噩噩，高考落榜也是理所当然，意料之中。我的“高四”依旧是在木头营子高中度过。对于我来说，“高四”的日子更是乏味。书本的题目能够会做已经很好了。可是难度稍微加大，云里雾里的却又什么都不知道了。而我的父亲对我的学习情况却一无所知，每次回家要学杂费都是慷慨解囊，没有就出去张罗。我的学杂费经常会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曾向我们的班主任陈向东老师、教我们英语的王中友老师借过钱，但最后都是父亲“买单”。“高四”的日子里，我曾尝试着回家当兵，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高四”的日子里，除了暗恋过一位叫“阿梅”的女生以外，唯一值得我欣慰的是，我有一本名叫《狼尾巴花》的手抄本在班级里传阅。《狼尾巴花》中有我的一些原创散文、诗歌等。从那时候起，我才深刻地感悟到：在我们身上，积累着父母为我的成长所缴纳的劳役地租和货币地租。
高中总计是三年时间，我却用了五年。“高五”的日子，已近六十岁的父亲郑重的跟我讲：“如果你再复习一年也是可以的，但我可不敢保证能够给你娶上老婆，因为咱们家的条件你知道的！”我竟然接下了这个赌注。为了我和弟弟读书，当时父亲都卖掉了家中的车马。我拿着父亲给我的300多元钱，又一次来到了“木中”。负责补习班收费的是张耀副校长。张耀副校长给我查了一下“高四”的高考分数，狡黠地笑了：“400元补习费，交350得了。”我给张耀校长买了一包烟，说：“先给我分个班级，我过几天交可不可以”。他说：“那也行，过几天你再给我交上。先上三年（9）班，自己找桌子，其他班级已经安排满了。”三年（9）班，就是“木中”传说的“土匪班”。也正为如此，我们班级曾一度没有人敢接手，后来从外地调来一位教语文的刘志军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刘志军老师才华横溢，他是我读书生涯中遇到的最好语文教师和班主任。关于三年（9）班的故事，我将另有他表，这里恕不赘述。
由于我是“老木中”，我和伙房的一些大师傅混得很熟。有一次，我和张卫军、尹军闲逛，看见伙房王师傅端着一盆刚烤好的大肉块，我双手一抄，张卫军赶紧从教室里拿一个盆子来，我们跑到一个角落里尽情享用。然而，开心的日子没有很长。张耀副校长来到我们班级用大嗓门喊：“陆相华，赶紧交补习费。你什么时候交上再来教室上课。”当时的我可谓流离失所。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老大”，大校长张凌。我先是跑到王中友老师的小卖店，和王老师的小舅子商量。他说，“你这样，你想买什么东西，我这里先跟你记账。老校长如果不收，你再拿回来。”我拎着一个马夹袋，忐忑不安的敲开了老校长家的大门。老校长的太太肖阿姨小声地对我说。我给你说一下，你跟我进来吧。张凌校长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我到学校和张耀校长打个招呼。你这个酒在哪里买的，你给他退回去。你如果退不回去，我去给你退。以后你如果是考上学，或者有工作了，再来看我。”
“高五”的日子里，刘志军老师让我当生活委员。可不要小瞧这个职位，因为那个年代的日子大家都不是很富裕，如果能够和伙房的大师傅搞好关系，吃饱肚子是不成问题的。那一年冬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学子都已酣睡。我一个人头也不回地向小伙房的后窗走去，拨开一段铅丝，然后轻盈熟练地一跃，跨过窗台，借着隔壁打更室里微弱的光，打开了盛有剩饭剩菜的厨子。除了两个馒头以外，还有半铁盆教师吃剩下的排骨。匆忙下肚以后，还有剩余。一不做二不休，顺手从兜里找出一个破手绢将盆包好。翻身一纵，如入无人之地。回到宿舍，我悄悄地把我的好友牛拓叫醒，把排骨放到他的床头。宿舍里几个壮汉闻风而动，几块排骨被瞬间“消灭”。第二天，小伙房的大师傅把我叫住：“昨天晚上丢了一盆肉，你帮我打听打听，肉吃了也就算了，看看能不能帮我把铁盆找回来。”我和这位老哥相视一笑，大家都心知肚明。“高五”的日子里，我结识了许多有特点的朋友，比如杨俊东、刘国利等。
五
岁月匆匆，光阴荏苒。阔别母校已有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时光冲去了许许多多的功名利禄，也淡去了众多的人情世故。然而，怎么也冲刷不掉我对故乡母校的记忆。几年前，我在报社里通过许多渠道终于找到了老校长的电话，通话的时候，张凌老校长中气十足。“相华你在哪呢？”我们在电话我们谈起了“木中”，谈起当年爬墙被抓的往事。老校长在电话里爽朗地笑了。老校长说：“相华你啥时候回来？”我说“您命令我我就回去。”“我命令你，你回来我给你包西天谷馅蒸饺子。”那年夏天，我乘火车绕道回到了赤峰，又打车到了元宝山区平庄镇。可是“寻隐者不遇”，老校长和几个老同志开车去科尔沁大草原玩去啦。科尔沁草原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斯尔的领地，科尔沁部落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大后方”和“兵工厂”。电话里老校长叫我等他，再有两个小时就到家了。第一次见面，老校长气色颇佳，心情也好。他说：“今年雨水好，车子在草原上奔驰就像是船儿在绿色的波涛中航行。”
寒暄过后，老校长开始打电话联系在平庄工作的学生。接下来，老校长打开橱柜拿出两箱“华海（敖汉白酒）”，“相华，这个你拿着。”那天聚会的人大部分都是木中的校友，有褚海波、张卫军。我们在一起谈到木中，谈箭桥、谈母校、谈草原，还谈到了老校长读书时候的“三剑客”。老校长说，“木头营子高中的老大楼，他曾经回过一次，黑咕隆咚的，就像一座鬼城。”我也曾向他坦白，当年偷肉的故事，还谈到了牛拓。他说:“牛拓当年就因为上小伙房偷肉的事情，被上报给张耀副校长，张耀副校长最后又上报给我。我说，“这样吧，就这么一个学生，我来管吧。”“开始的时候，我让他一个星期写一份检查，后来一天一份检查。检查上写道：“今天我偷了一块肉，……”明天又说：“今天我又偷了一块肉。”老校长说：“牛拓的字写的不错。那时候人们也确实困难。前两年，我还碰到过他一次，我问他还馋肉不？他说不馋了！”说完之后，老校长哈哈大笑，听那笑声就像一个孩子……
箭桥，箭桥。打造腾飞之箭，构建智慧之桥。赤峰市敖汉旗箭桥中学的前身是木头营子高中，2000年由木头营子高中搬迁至敖汉旗政府所在地新惠镇。箭桥中学的校名是由原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布赫题写。箭桥中学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箭桥中学依山而建，分为教学区、生活区、家属区和植物园四大平台。学校现有教学班80多个，学生5000多人。现有教学楼2幢，学生公寓3幢，综合楼2幢。教学楼内设实验室10个，图书室2个，阅览室1个，现代化餐厅2个，所有教室都安装了多媒体系统，并且安装了数字化校园服务系统和校园电视台。箭桥中学各种体育活动场所达到现代化标准，硬件建设走在了全市的先进行列。在谈到箭桥中学筹建时，张凌校长说：“当年箭桥中学筹建时，缺东少西。上面拨款不及时，我就到处借钱。尤其是薛志国，最多的时候向人家借100多万。”回首先人创校传道之史，不觉为他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和历史洪流的翻滚而感慨良多。
烟雨濛濛，潇潇落寂。时值母校三十周年，也就是今年三月，我又专程赶到赤峰看望老校长。老校长的精神依旧矍铄，思维清晰。三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和值得记忆的分水岭。如今的我已近知天命，而老校长已进入了古稀，但我们的友谊却是天长地久。这一次，老校长待我就像儿女，老校长让我以后回敖汉就到到他家里住上几天。这一次，老校长从橱柜里找出两瓶多年的“五粮液”，这次聚会依旧有褚海波、张卫军，还有一些相识不相识的好友。临别之际，老校长的太太肖阿姨从冰箱里找出一盒闷好的打瓜籽，又从地下室里给我找出许多包装好的敖汉小米、荞面，还有敖汉特色的芥菜疙瘩。肖阿姨嘱咐我说：“咱们敖汉小米是上农家肥的，回去熬小米粥喝，黄洋的，那才好呢，养胃。”跨越三十年的时空之旅，老校长就像是一座丰碑，给我以精神，给我以动力，让我常常感怀，念念不忘。潇潇的梅雨渐行渐远，《朗读者》的赞歌又悄然升起，余音绕梁，续传薪火，至于不绝……
2017年7月16日于上海徐家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