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村庄叫八家

 文 / 陆相华

土地是有情感的，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嫌隙，如若不生长亲爱也会生长仇恨，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你以外的其他生命的存在，其间充斥着各种变量，就像存在必须呼吸，地脉亲和之地一定有着土地饱满的情感和跳动的心脏。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镇老哈河岸边一个叫八家的村庄。八家村有荒山沟壑，老河人家；八家村有炊烟牛羊，家长里短。童年的村庄给了我许多故事，生活里耳闻目睹的人事让我对世界有了较早地认知。我是村庄里走出去为数不多能够“写点字”的人，也算是村里的“名人”。没有一株青草不反射风雨的恩泽，乡间生活的人们给了我养分，如果活着不能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就愧对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就是在前几日，我们八家村党支部书记尹术贵打电话给我：“你的文章写得那么好，咋不写写咱们八家呢？”是啊，平日作品里对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总是像一个见不了大天的娃儿，羞涩地一笔带过。而如今，我要用汉字写我，写八家村的人事，写八家村那永远的乡愁。

一、老哈河的恩泽

一条大河，不知记载着多少光阴故事，一棵老榆树不知记载着多少年轮的岁月沧桑。记忆中的老哈河气势磅礴，咆哮怒吼，震耳欲聋，宛如一条并不温顺的狂龙，撼天动地，肆意奔腾。如果你到过赤峰河套地区，便可看到许多纵横的沟壑和围绕在哈河岸边大大小小的村庄，这就是老哈河咆哮发怒的见证，这就是老哈河养育的子民们为了生活而饱受风霜，与之战斗的印痕，这也是我“人之初”的觉醒：人活着需要经历或即将经历无数次的苦难。

说到老哈河就不得不说红山水库。作为辽河流域最大的水库，红山水库是国家“二五”期间在辽河流域修建的重点防洪工程。水库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红山水库开工于1958年，竣工于1965年，水库控制流域面积24486平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

“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试问一下八家村的父老乡亲，或者是我们的父辈，我们八家村那些年的日子为什么困难，为什么我们的上游小河沿、四道湾，或者是老河北，还有我们的下游康家营子等地区比较富裕。打我们记事的时候，他们那些地方就有大米、白面，而我们从小就忍饥挨饿，缺衣少穿，返销粮吃了一年又一年？是我们八家村人不认干、不能干、不能吃苦吗？不是！因为红山水库修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水库下游哲理木盟大面积的良田不被湮没。红山水库不放水，老哈河的水才会横冲乱撞，才使得沟壑纵横。而我们八家村上游的四道湾和小河沿地区又是水往下排，作为库区重要缓冲区，八家村上万亩良田才变成了汪洋大海、沟壑纵横。

村里的老人讲，八家村的子民大部分都是从库区移民而来，还有一部分库区移民迁往克旗。在水库修建之前，八家村土地肥沃，林草肥美，鸟语花香，八家村民们过着恰似江南水乡的田园生活。然而，红山水库修建以后，八家村的子民们含辛茹苦，任劳任怨，靠着几亩微薄的山地艰难度日几十年。八家村也曾一度成了当地少有的贫困村，或者“光棍村”。国家没有补偿吗？有，当时象征性地有一点，剩下的大部分补偿的时间我没有去查，只是前些年才听老家的人们说国家给了淹没款。半个多世纪，几代人几乎无偿的付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又悲壮的村庄啊。

还是在老院子，我们家和五大爷住对面屋的时候，五大爷家的相春姐还没有出嫁，父母的新房子正忙着打院套。我当时三四岁，哥哥也只有六七岁。趁着大人的忙碌，哥哥带着我跑到了坎下玩水去了。靠近老河的边上有个菜园子，菜园子的周围用高高的坝堰围着，坝堰周围因为取土，留下深深的水沟。哥哥带着我先是试探着在浅水的地方往下走，前面的坝堰沟子也不容易辨别，可能是因为不懂事的缘故吧，我一下子就掉进了深水沟。哥哥可能比我高一点，对我进行了施救，但我的背带开裆裤却被水冲走了。我光着屁股，哭着跑回了家，哥哥尾随其后。母亲知道我们因为玩水而丢了裤子，并没有像现在的小孩子表示一下关心，而是从屋里拿出一把扫帚嘎达，照我们的屁股打。哥哥比我大一点，跑得快，而我被老母亲堵在大门口的柴洞里，在母亲扫帚嘎达的作用下，我的屁股蛋子迅速地变成了馒头。相春姐听说我的活裆裤被水冲跑了，赶紧到院里拿了一个捡粪的叉子去老河打捞。

母亲打累了，趁着母亲的喘息之际，我才光着腚跑到邻居的宋二娘家里。宋二娘给我找了一个大大红棉袄给我盖上，时不时问我冷不冷，打坏了没有？我躲在宋二娘的大棉袄里面不敢出声，生怕母亲再次找上门来。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邻居家的宋二娘，宋国四哥、宋素英老姐一碰到我就跟我开玩笑：“相华那水有多深？以后还去不去河套了？”我总是摸摸头顶，摇着头，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跑开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又过了些时间，我们家已经搬到新房里去住了。新房靠近村子的西北角，也是距离老哈河最近的地方。姥姥家就住在八家村不远的“二份地”。妈妈回娘家步行要经过一个小河湾，听母亲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小河湾那里波光粼粼，经常看见一些大鲤鱼逆着阳光往上游。“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一年冬天，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二斤网线，并且自制竹篾梭子，发动全家开始织网。梭子可以多做几个，材料找一些破旧的花篓，扯出一两根完整的竹片，然后用小刀削光滑，一头有尖，一头有凹，长约20厘米。网的开头可以放到窗台上，然后找一块砖头绑好固定。网眼有插三的，也有插四的，插三的就是能够插进三个手指，能网小鱼，插四的就是能够插进四个手指，能网到大鱼。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和哥哥也可以另起头自己织。没几日，两斤网线就被我们织完了。接下来就是等待着春暖花开，老河解冻。

然而，等到老河解冻以后，我们家的网却没有派上用场，原因是渔网还需要浮子以及下沉的锡铁等“巨大”的投入，这些东西是需要另外支出的，父亲的打渔梦也就此搁浅。

“借船出海，借网捕鱼。”有网的人家不知道哪里有鱼，知道哪里有鱼的人家没有渔网。突然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商量，想起了一个“借网捕鱼”的办法。我们村有一个叫周有的木匠，按照老乡亲，我是要叫他四舅的。四舅家里有一些渔网，由于四舅忙于干木匠活，渔网成了“闲置资源”。父亲就和四舅商量，说借他们的渔网用一次，打到的鱼自己家人可以吃一顿尝尝鲜，剩下的鱼全部送给四舅，四舅答应了。父亲把网就下在距离我家不远的坎下，有一些水草的地方。父亲带上旱烟，守候在山头上整整一个夜晚，一是等着大鱼入网，一是怕别人偷网。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借的水裤，一清早就下去起鱼去了。天还没亮，父亲用一个蛇皮袋背回来的二三斤重的大鲤鱼足足有十多条。而我们只留下两条，剩下的叫我背着蛇皮袋给四舅送去了。我当时觉得，父亲也太实在了，只是借他们一次网用一下，也没用坏，为什么给四舅他们送那么多。再说，四舅又不知道你网到的鱼有多少？父亲的决定显然是征得母亲的同意，如果母亲说多留下一两条，估计父亲也不会说什么。我很不情愿地背着二十多斤的大鲤鱼往四舅家走去。

走过了春暖花开，又走进了炎炎的夏日。夏天的河边，全是老哈河鱼虾的腥味。父亲做了一个拉虾网，似乎是由一个搂柴耙子改装的，一个长长的杆子搭在肩上，后面是一个三角状的网兜。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多了，自己也学会了。找一个水草多一点的地方，像搂柴禾一样，围着水草转几圈，然后把拉虾网弄到岸上，把网兜翻过来，倒进早已准备好的洗脸盆里。有时候网的虾米比较少，淤泥多，还有柴草，需要耐心去挑，而有时候网上一兜大大的白虾干干净净，几乎没有一棵杂草，差不多几网就是半脸盆的虾米。回到家里，母亲将这些虾米重新放盐清洗，有时候放点猪油，有时候不放，有时候赶山心情好，母亲不但放些猪油，还放上一两个鸡蛋，味道美极了。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宋成，悄悄地和我说晚上放学一起去老河淘鱼。我说没有经验，他听说他有，于是便同行。先是到宋成家等他拿一把铁锨和一个洗脸盆，然后我又到我家拿一把铁锨和一个洗脸盆。在宋成的带领下，我们在老河边找到一个膊了盖深的水沟，然后进行截流，形成一个口字型的方格。完成这个工程之后，西边的火烧云早已退去。我和宋成一起用洗脸盆把方格里的水往外淘，一边观察着方格里的鱼。我们的裤腿和背心都粘满了泥巴，仍全然不顾。淘啊淘，淘啊淘，淘到水要干了，噼里啪啦的鲫鱼开始在方格里乱蹦了。宋成又叫我在方格的泥水里来回走，把水搅浑，方格里的鲫鱼因为缺少新鲜的水和氧气，都开始漂上来了。我和宋成开始对泥塘的鲫鱼进行了全部歼灭，最后每人能够分到10多条“战利品”。回家已经很晚了，因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父母并没有责怪我，而且对我的劳动成果进行了肯定。

每逢涨水的季节，河的水位自然增高。平日温顺柔美的老河，如一只凶猛的猎豹滔滔而下。从老河上游冲下来的断枝或枯柴乱叶，羊粪蛋等杂七杂八之类，漂浮在水面黑压压顺流而下。因为我家就在岸上住，父母又勤劳，每次暴雨过后，父母总是早早地冲在前线去捞淤柴。有时候还会碰到粗粗的檩木，母亲却无心打捞：“年时不好啊，上游有房屋被洪水冲塌了。”那时年幼的我，不知道母亲怎么识得檩木，又是如何判断上游有房屋倒塌？打捞的淤柴要放到河边晾晒，晒得差不多了，父亲又挑着箩筐，把那一堆堆的淤柴挑回家，放到屋后的老榆树下进行二次翻晒。晾淤柴是邻里之间交流沟通的好机会，邻居妇女们拉着家常话，带着小孩子，过着悠闲的日子。软绵绵的淤柴，就像躺在黑色的地毯，一些顽皮的小孩围着淤柴堆追逐嬉戏，有的还躺在淤柴堆上晒太阳。晾干的淤柴再进行分门别类地放入柴棚。剩下的再用细筛过一遍，留作冬季取暖。

记忆中的雨季正如江南的梅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一下雨，老河就开始涨水，老河对岸的小麦也是眼看着烂在泥泞的田野里不能收获。后来村里人有钱的人家从外面搞些汽车内胎，打足了气，绑成就像黄河上羊皮筏子一样的排子。父亲虽然没有汽车胎，但是有儿子。在那场激流勇进的年代，父亲有三个儿子的确是一种资本。很快，父亲就和村里的孙先生家结成了“友好合作”。孙先生是村里有名的医生，按老乡亲，我应该管孙先生叫二大爷。后来孙先生到古鲁板蒿乡负责药品批发，在外面人际交际广，却很少回家。父亲知道孙二娘家缺人手，就主动和孙家的大儿子孙忠久商量，孙家负责弄汽车内胎，父亲以劳力入股。父亲和我们把老河北岸收割好的小麦，用肩膀扛着，放到排子上摆放好，然后用绳子拢紧，就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样，向着老河的南岸启航了。

父亲在前面拉，我和哥哥在后面推，遇到深水的地方，我就搬着排子在水里像野鸭一样行走，有时候还会唱起歌。父亲为人实在，无论是收割还是运输，都可孙二娘家优先。我们从水上运输，孙忠久大哥在岸上用骡马往家拉。孙二娘家人好，每到中午，总是让忠久大哥给我们带来白面油饼，周而复始，吃饱再干。拉回家的小麦要晾晒，否则就会生芽子。生芽子的小麦有毒，是不能吃的。为了吃到白面馒头，八家的村民们经历了清明的忙种，谷雨的铲除，盛夏的暴晒，以及收割、肩扛、搬运、装卸、晾晒、打场、装袋、加工、发酵、制作等无数道工序，而每一道工序都要有人付出无比的艰辛与劳作。

每个人的出生地都会有一条河流过，一条河养育了万千子孙的福分。老哈河使我对世界有了较早地认知，老哈河给予的恩泽至少分为两个层面，一份是精神上的，它使我在人生的路上清醒的认为，每个人都会有苦难与快乐，没有一个人是永远的快乐的，或者说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永远都是苦难，苦难过后必将是辉煌或是幸福。老河河给予的第二份恩泽就是体力上的，每一份幸福或者成功，必将要付出无比的艰辛与劳作，没有付出或者是没有劳动的幸福没有任何意义。如今，曾经咆哮愤怒的老哈河，已经被万亩良田所取代，河流也只剩下一条窄窄的、象征性的大溜，河套地下的水位也在逐年下降，八家村的未来也将成为一个全新的话题。然而，我却始终敬畏老哈河曾经的朝气和欲望。

二、北山头的回望

“如果所有粮食在风中跑光，所有的村人，会不会在风停之后远走他乡，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村庄。”作家刘亮程有着对老北风的精彩描写：“刮了一夜大风，我在半夜被风喊醒。风在草棚和麦垛上发出恐怖的怪叫，类似女人不舒畅的哭喊。”风硬不过北山头，八家村记忆中的老北风根本没有女人味，当地老百姓形容夜黑风高的吼叫就像猍歹油子的声音（狼的幼子断奶嚎叫的声音），一阵紧似一阵地哭喊。凛冽的寒风有时吹落屋檐，有时能把人刮歪。风夹杂着类似石头子的砂石，打在人的脸上就像父亲发怒的耳光，你不得不转过你倔强的脸庞。寒风见了小孩，它会突然伸出它的右手，把你的破棉袄的扣子打开，露出你的肚皮，让你的尴尬展露无余，又你哭笑不得。如果你在寒风中刚好有小便的想法，请尽量不要打开你的裤带，你最好找一个背风的山坡下解决，否则，你的小便要被风刮满全身，你的裤裆也会迅速结冰，甚至后果还要自负。

八家村很大，自八家建村庄之日始，就非常注重整体规划，一条有着五六米宽的赶牛道为中轴，把整个村庄分为东西两部分，而以供销社门前的“丁字街”又把村庄分为南北两个营子，即南营子和北营子。“丁字街”和赶牛道交界的对面曾经是八家中心校。赶牛道以西，中心校以南的地块，又以老成家的人居多，大部分是由三份地搬迁上来的。父亲从五大爷家搬出来，在八家村的西北角盖上了新房（父亲过世的时候卖给了于家，后来于家又转手卖给了我的一个侄儿陆继东）。我们家距离北边的老哈河和西边的二份地最近。我们家的前面是平永贤家，按老乡亲我要叫三大爷的；我们家的东面是宋国家，宋国是八家村的老书记，按老乡亲我要叫四哥；我们家的东南角是宋志明，宋志明原是八家村第四生产队的队长，已于多年前去世了。

父亲说我们的地理位置像一个“宝岛”，两边是大沟。每次出门，都要经过沟嘴老平家。往西还好说，直接下沟，去邻村的二份地，也就是姥姥家的地方，我家最近，最方便。而要想走出“宝岛”向东，向南，必过东大沟（也叫三央子大沟，原来有一个外号叫三央子的孤寡老人在此居住）的沟嘴。这也是我小时候到我的五大爷家去玩或借咸盐等，必须经过的地方。无论天气有多么冷，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跑出家门，到五大爷家玩一会。对于沟嘴的风，我的记忆是深刻的。有时候还会做成风车（老家人叫“风吃喽”）。

八家村的北山头，主要指第三生产队的队部，后来变成了老场院。冬天的时候，大大的场院被老北风刮得干干净净，几乎没人光顾。夏天的时候，站在北山头欣赏哈河两岸的风格才是最美的，甚至可以远望翁牛特老虎山等著名景点。北山头的东面是赶牛道的纵深，是八家村通向老哈河的重要交通要道。北山头过了赶牛道，有几十户居民，这里大部分都是原八家村三队村民。而最靠近赶牛道，又最靠近老哈河的有一户王姓人家，户主叫王海云，按老乡亲，我应该叫老大爷。王海云老大爷家东面是王海峰大大爷家，王海峰大大爷家往东是两户老徐家（徐文志、徐文春）……而王海云老大爷家的南面是杨有，杨二娘家。杨二娘家的前面是我一个叔伯哥陆相林家。相林大哥已于前些年去世了，他们的院子原来是石昌荣我老大爷，也就是我哥老丈人家的树园子。

说起北山头的老王家，还得先从我的太爷说起。我太爷的名字我忘记了，啥时候回八家上坟得好好查一下。从我们家的坟地看，我的太爷是位于最上端，也算是我们家族的祖坟。据说我太爷是当年闯关东过来的，家业殷实。据不完全统计，我太爷可能有五个儿子，四个姑娘；五个儿子分别是大爷、二爷（我爷爷）、三爷、四爷、五爷，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老姑奶奶。北山头王海云的母亲是我的四个姑奶奶之一，而村子中冯泮林和冯泮和的母亲是我的老姑奶奶，还有一个姑奶奶是新惠县城一个叫赵喜的母亲，好像还有一个姑奶奶嫁到了古鲁板蒿老徐家（具体不详）。因为王家的姑奶奶，还有冯家的姑奶奶都在本村。每到逢年过节不免走动的勤一点。我还听说赵喜的父亲是口里人，家境殷实，赵土改时因为救急过穷人，又加上识文断字，赵喜表大爷很快当上了区长。王家是富农，王海云也识字，冯家也是地主。我还听说我爷爷（排行老二）和我老爷爷（排行老五）从小就当家，可惜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因此，我爷爷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土改中没有幸免于死，我的奶奶（爷爷的二房）也相继去世。父亲的哥哥，我的七大爷也英年早逝，父亲也就早早地成为孤儿。

一个人如果出生在乡村，童年也在乡村，一辈子乡村都会给人以饱满的形象。只要怀念，我总觉得八家人的眼睛在我的头顶上望着自己：“你写的东西真实吗，还是在吹牛？”

站在北山头进行回望，我想起了老家村民在寒冷的冬天到往返10多里的大溜冰窟水的情景。一群朴实的村民在一条蜿蜒起伏的羊场小道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远远地像一个黑点，慢慢地，慢慢地，由远而近，有点像茶马古道的苍凉与悲壮。而走到北山头赶牛道的陡峭的大坡上更是万分小心，一旦滑倒，便成了竹篮打水一样的灾难。有的老人扁担上的垫肩已经磨烂，有的家人缺少人手，两个小孩抬水。那时候，父亲经常到外面给人打工，我和哥哥不知有多少次抬着一个水桶，蹒跚地走到那个充满艰辛的小路上。大溜的冰眼一般都是羊倌用镩凿成，圆圆比水筲的直径略宽一些，也不能太大，基本是人畜两用。不管在河套还是在山上，临近傍晚，羊倌都要把羊群赶到大溜饮水，有时候还能看到冰地下的水冒着热气，遇到极冷的天气，井眼也会有一层薄冰，用水筲的底使劲砸一下，水自然就会冒上来。人挑水的日子持续好长时间，后来有人家能够买起驴子，搞起了水车、水桶，用驴拉水，记得好像是桶水能够装六挑子水。八家村第一批用驴拉水的可能是我的小学同学石磊……

夏天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吃水条件虽然好一点，直接到老河里取。水如果太浑浊，就挑回家沉淀沉淀，问题不大。当然，如果是夏天遇到干旱的年时，也有吃水困难的时候。记得我们家下坎有一个石头井，井水清澈甘甜，但取水的人们多了，也时常干涸。人们都是带着水筲、水舀子、绳子，按照先来后到的时间排队取水。人们先是把人用绳子续到井里，井底有泉眼，用水舀子一舀一舀地舀，打满了一桶水，上面的人再用绳子拽上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历史铭刻太多的过往，岁月留下太多的沧桑，重重的碾子，光滑的碾盘，记录下八家村民无数辛勤的劳作与汗水，也记录了八家村民邻里之间的奇闻轶事。

三队杨二娘家门口有个“碾道”，其实是碾子房，村里人都叫“碾道”。碾道的东面是朱明家。人食人间烟火，光知道种庄稼还不行，还得把苞米、黄米、谷子、高粱、荞麦等五谷杂粮用碾子碾成米，或是碾成面才能制作食品。不管你多忙，多累都得占碾子，压碾子。有的时候因为没有拿东西，也可以找一块石头，或是土块放到碾台上，示意别人，已经有人来过了，后来的可以继续用石头或者土块，放在先前的后面，用来排队。当时没有手机电话，村民们就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进行劳作。过去人们基本都是白天上山种地，晚上压碾子。富裕一点的人家或者人口多的人家有用驴来拉碾子的。而大多数人家都以抱碾杆（抱碾滚）为主。我们家是养不起驴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抱碾杆。父亲在外面干活，抱碾杆的往往都是我和母亲的居多。碾子框有两个碾棍，前面一个人推，后面一个人拥。母亲在前面有时候会停下来，翻一翻碾台上的苞米或是用箩筛面，我就非常吃力，一个人推着碾子转……

这个碾道其实是归三队所有，三队的社员还有安文秀（我叫老爷爷）、安财、安发、安富，以及老朱家、老冯家等。因为碾道距离杨二娘家比较近，杨二娘家也成了一个小小的集中地或是唠家常的场所。人们一边唠嗑，一边等着自己家的排序。碾道里黑乎乎的，晚上压碾子还要点上煤油灯。杨二娘家也不厌其烦，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谁家有个缺襟短袖，也是尽其所能。

对于一个地区的钟情，往往缘于某些细节。这些细节源自这个地区的乡俗风物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底蕴和地域风情。腊月是碾道最繁忙的时候，李家二斗米，张家一斗面是常有的事。离年傍近，碾道里比平日里热闹许多，如果天气没有风，鸡也会来碾道捡几粒米“咕咕咕咕”地凑热闹。谁家人天天围着碾道转，说明这家人口多，人丁兴旺也是传统的富贵标志。记忆中的年关，父母的架吵得也是最欢，年年吵，年年吵，吵架的原因就是蒸不好年糕。过年淘黄米、碾黄米是八家村的习俗，我们家也不例外，也不能因为例外，就不过年。只有蒸年糕、撒豆包，那才叫过年。又是一年的年关，杨二娘家门口又站满了人。碾道里面在碾面，碾道外面也聊起了家长里短，聊着聊着，父母就和杨二娘一起聊起蒸年糕的事了。蒸年糕是要有方法的，我们家那些年都是把黄米面碾回来，母亲在地下烧火，父亲在锅上撒面，蒸一层，撒一层，敞着锅蒸，结果底下的没熟，上面的又生了，既费火，又费料。那个年代的黄米，可谓价值连城。

父亲“急中生智”，把锅里半生不熟的黄米面用铲子铲到盆里，说包豆包。母亲说，包豆包怎么能用那么多面吗，豇豆上哪里去弄？父亲说：你不用管。本身就抱一宿碾杆碾的黄米，结果一顿年糕没吃成，还干起架来了。父母平时的伙计很服人，干仗的缘由又不好意思让外人知道。父母的忍气吞声，导致我们哥几个一看到父母蒸年糕都是胆战心惊，大气都不敢出。也就是那一年，不知怎么的，父母把这件事透露给了杨二娘。“哎呀，蒸年糕哪有那么难？你就先在锅里放满水，不要超过在屏底（帘子），放一些苞米叶子，然后把黄米面洒在苞米叶子上，大约十多公分厚，盖上锅盖，等锅盖上面的蒸汽圆了，再烧15分钟。你就等着开锅吃你的好年糕吧。”父亲笑了，母亲也笑了。父亲还笑着和杨二娘说：“你这是懒糕，我回去试试。”从那一年开始，父母才学会了蒸年糕……

时序刚刚还在冬季的路上徘徊，所有的忙碌还在埋头于奔波的时候，旧历年的年关也就到了。“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倒有，三十晚上扭一扭。”记忆中的年关是从腊八开始的，腊八吃腊八粥也是当地的民俗。过了腊八之后，村子里偶尔能听到鞭炮的声音。一般都是用苞米换，几十斤苞米换一挂鞭，二百、五百响，价格不等。小贩子为了做生意，偶尔放几个听个响。紧接着，陆续有人家开始杀年猪。杀年猪是为过年做准备，所以大部分肉是按血脖、里脊、硬肋、后鞧等部分切割成块。杀年猪的时候要灌血肠，炖杀猪菜，会年茶，请人吃饭。紧接着还要做豆腐，买年货等等。

八家村真正的过年是从除夕开始的。除夕的早上，母亲都是把前天晚上炖好的小鸡加上豆角丝，冻豆腐，粉条，还有好多猪瘦肉一起炖。主食是大米饭，一般都是老河北相春姐送的。那时候的大米饭有香味，比现在的大米饭好吃得多。父亲早早地把二两半的白瓷壶倒满酒，然后用火盆煨上，做好饭的母亲还少有的喝上两盅白酒。除夕的中午是馒头，菜是拆骨肉，全是肉，原则是不允许吃菜的，母亲一边吃，还让我们吃，一年的温饱尽在其中。中午吃完饭，母亲因为喝点酒，可以躺在炕头上睡一觉。父亲开始打扫院子，还准备好放鞭炮的杆子，拜年用的拦门棍等等。

我们陆家有我们陆家的规矩，年午后晌的饺子（年夜饭）一定要吃素。晚上八点左右，父亲要带着他的三个儿子，拿上叠好的烧纸，到我五大爷家去请年。母亲在家里负责包饺子。那时候我们的家族还算兴旺，五大爷、八大爷、九大爷，我父亲（排行老十）都健在，还有我们家族男性的晚辈二十多人，等着星星出全，由年龄大一点的晚辈提着灯笼，来到十字路口。对着我们家族坟地的方向，磕头烧纸。口中念念有词：“过年了，都回来过年吧”等烧纸燃尽，收一些纸灰包好，来到五大爷家的家堂祖宗牌位，放好磕头。后面进院的还要把提前准备好的拦门棍横在门口的地上，以防外鬼。我的一个大嫂早已把煮好的饺子端到老祖宗的牌位上，接着点烟，倒酒……家族里年长的人都要坐到炕里，对一些在外面求学，或是打工的晚辈问这问那，以示关心。礼拜过后，各自回到自家，又开始忙碌，直到零点发纸，燃放鞭炮，新的一年才正式开始。

如今，五大爷、五娘，八大爷、八娘，九大爷、九娘，父亲（排行老十）、母亲都已作古，我对八家的记忆已变得遥远。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很潇洒，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故土，离开了温暖的家园。然而，三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那时的我又怎能理解离愁，又怎能读懂离愁啊？站在北山头回望，我怀念小时候和父母在一起的温馨时光，我怀念和我一起去老河捞鱼的玩伴，我怀念八家村的父老乡亲……

三、白橛子大粪场

历史对农民的劳作如何评价，好像已经黯然，然而，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却让后来凭吊历史的人们，常常怀有一份感动，再现一阵隐隐的酸苦。当面临的社会不再选择农民的过去，回忆过去农民对土地的劳作会有另一番心情。白橛子和大粪场是我们四队（生产队）的土地标志名称，我对这两块地的记忆有着深厚的感情。八家村四队，基本边界是从二南院宋二娘还有我五大爷家的老院子往南，包括我们老院子，直至福龙商店（原来安凤阳老师家）门前的石板桥以北，其老户名有包括宋志芳、宋志勇、宋佩、宋伟、宋国、宋泰、宋建忱、宋建勋、宋建全、宋建谊、宋建坡、宋志彦、崔云、宋华、平广、平永贤（我叫三大爷）、平海、宋东、宋良、宋万、宋志、安士义、李国才、李跃、李会、成万方、成水兵，还有我们陆家的几户，几乎是以宋氏家族为主。

白橛子，也叫白堆子，是一个有着五六米高的白色梯形柱体，据说是用来航空备战用的，这样的白橛子在老哈河沿岸有好多。我们白橛子那里有大约一亩多地。由于起初干旱、又加上地不多，大家不太重视，后来能浇水，高粱、谷子、苞米都可以耕种，长势也很好。白橛子附近有几处孤坟，阴森可怕。出于好奇，我们一些小孩趁着母亲薅地的空，一起跑过去玩。白橛子可能是石头的，也可能是水泥的，具体材质到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当时有人好像尝试要爬上去，在白橛子的表面扒了两个洞。有一次可能是和平海在一起放驴，我们一起到那里玩过一次，后来平海说，这里可能有蛇，我们后来就很少到那里去玩。直到后来上初中，读了鲁迅的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刚开始学这篇文章的时候，以为“雷锋”不是一名战士吗，怎么又出来一个“雷峰塔”呢？后来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借雷峰塔的倒掉，赞扬了白娘子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决战到底的反抗精神。母亲说：“白蛇对人很友好，千万不要伤害它。”平海说：“白橛子里面有蛇”，这个梗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印记。不管怎么说，一提到鲁迅笔下的“雷峰塔”，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老家的白橛子。

白橛子正对的老河北是翁牛特旗的三道沟。有一年三道沟唱戏，我记得有我，有哥哥、有平瑞、有冯广、杨文生等。从八家到三道沟直线距离至少有20里，当天打来回。记忆中，三道沟戏班子小有名气。每逢正月过了初五，三道沟那面都要唱戏。好像是冯广、杨文生他们三道沟有亲戚吧，反正他们知道路，我比他们小很多，只是随从。戏台地下早已站好了十里八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女人们都是把自己装扮的花花绿绿，妆容得体。卖香瓜籽的，卖粘米糖的、卖烧饼的，卖糖葫芦的应有尽有，戏台周围的叫卖声，戏台上咚锵咚锵的锣鼓声，融为一体，好不热闹。

“咚咚咚——锵锵锵——”看戏人瞬间静下来，个个昂首目光焦聚戏台上。主角英姿舞漫的小碎步出场，武生身手矫健，干净利索，大将风度亮相，演出的戏剧名称有《穆桂英挂帅》和《铡美案》。无论是哪场戏，看者都会随着戏中人物故事情节，或感动或憎悢，有的因为悲喜交加而流下泪水，有的因为逗笑而前仰后翻，有的因为忠臣被奸臣陷害，观众会大声骂出声来。舞台上的角色都是穿着高高的白底靴子，显得十分高大。戏剧角色的绫罗绸缎服装、头饰、粉彩、伴奏乐器都让人流连忘返。那些双眼一瞪的胡须和脸谱，那些绫罗绸缎的龙袍马卦，那些英俊儒雅的白面书生，那些手舞宝剑、行侠仗义的武生斗士还有高亢激昂、气势磅礴的黑脸包公，高端儒雅，豪华富贵的皇家气场，精灵活泼，巧舌如簧的丫环，穷至极限，贫困交加的粗衫布衣……戏里戏外的那些人事从小就融入到了我心灵深处。

村庄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记忆里的好多东西，不但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变模糊，反而越品越有味道，就像那老酒，时间越久，味道越醇；就像那乡情，离得越远，思念越真。大粪场，应该是人民公社的产物。公社每年都要求各村搞积肥大会战，不但有工作队干部亲自督战，公社领导还要来检查。大粪场是我们八家村四队的土地。去大粪场要过南营子，南营子从西往东是刘云功家、宋瑶家、陆振铎我八大爷家、安世杰家、安世友家、石江家、陆振堂我九大爷家、李秀峰家，还有老康家、老李家，这条街的尽头右拐，然后过一个小渠就到大粪场了。

我还记得好多关于农家肥料的谚语：“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地不施粪，跟着瞎胡混。”“庄稼若要好，粪土要上饱。”“种田不要问，除了功夫就是粪。”“粪是庄稼宝，缺它长不好。”“疙瘩粪，三年劲。”可见，种地上粪是多么重要。当年，村里的春耕备耕，就是从捣粪开始的。正月十五一过，年味还没有散去，家家就开始忙着起猪圈粪了。初春时，猪圈里的粪还没有化开，要用冻镐刨开后，一锹一锹扔出来。这些粪起出来以后，方方正正堆在各家门前，由生产队的会计打过方，在街道上晒些日子，就开始捣粪了。捣粪的同时，已有车老板赶起了大车，把捣细的粪土一车车送到地里。车老板子心里就像有一把尺子，挥动鞭子吆喝着牛马，卸下的一个个粪堆，不但在一条直线上，还会大小差不多，距离差不多。远远望去，一行行排列的粪堆，虽然不是那么美丽，却像一道新的风景，因为它拉开的是春播的序幕。

记得我们还是在和五大爷家住对面屋的时候，宋国书记的老父亲，我叫二大爷，是一把积肥的好手。他们家大门口有一个粪坑，每年一开春，二大爷就会起粪、捣粪，把粪堆堆成一个标准的梯形。在那个换工分的年代，谁家有一个大粪堆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甚至从粪堆门口路过，还能闻到一阵阵的“粪香”。

农家肥有粗肥和细肥之分，猪圈粪和生产队的牛粪马粪是粗肥，厕所里的人粪则是细肥。村里人对厕所有两个称呼，有叫茅楼儿的，有叫大粪窖的。叫茅楼儿，大概是因为过来条件好的人家，厕所是用砖垒的，上面还有“十字”花墙；而且四四方方立在猪圈前或院子的一角，就像电影里的炮楼。普通人家的厕所大多很简陋，有不少是用高粱秫秸围起来的，里面一个粪坑，上面架两块木板，像一个简单的萝卜窖。只不过里面窖的是大粪，这或许是人们叫大粪窖的原因。为了积累细肥，村里几个生产队都建有大粪场，派两个社员挑着大粪桶，戴着口罩，去各家茅房里掏大粪。还要像买东西一样，带上一杆大秤。那大秤是用来称大粪重量的，计算出多少工分后，抬到大粪场存起来。记得当年好像还有化粪池，用石头砌的，有十多个。生产队把收好的大粪倒进化粪池里，填满土，进行进行发酵。细肥可以用来追菜园子里的青菜，粗肥可以追各种五谷杂粮。

我小的时候，尤其是放寒假。我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都会背上粪积子（也叫粪筐子）到老河套拾牛粪马粪。牛和马的消化系统不同，一个倒嚼，一个不倒嚼，拉的粪形状也不一样。牛粪形状像花卷，冬天里还冒着热气。那“花卷”的颜色，因草料不同会有变化。如果牛吃的是苞米秸子，拉出的粪是黄色的，“花卷”像是用苞米面做的。如果吃的土豆秧子，那“花卷”的颜色是黑色的，像是白薯面做的。马和驴粪是一个个圆蛋蛋，外面很光滑，里面裹着没完全消化好的饲草，因此有句话说：“驴粪球外面光。”

庄稼人过的是精打细算日子，地里能生长的东西，是不会花钱去买的。家有抽烟的男人，麦熟后到了栽烟的时候，要买来烟秧子，栽上几十棵。烟对肥料很挑剔，大粪的肥力足，却不能追烟。因为苗了大粪的烟秧，虽然长得旺，烟叶却薄，没有油性，出的烟也没味道，庄稼院的说法叫不上烟。苗烟最好的肥料，是豆饼和香油渣子。苗这两种肥料，长出的烟，烟叶厚实，烟味道也香喷喷的。村里人舍不得苗这样的肥料，多用炕坯和炕烟子来代替。生产队里劳动的间隙，男人们要坐在一块儿抽颗烟，歇歇，用供销社买来的大白纸，撕成条，卷一个喇叭口，然后拧个劲，互相品尝旱烟叶。有的烟不碍起火，人们会说，这烟要火；如果烟香又冒烟，人们也会夸奖：“嗯——这烟吗，这才是正宗的满口烟。”

农村肥料的来源还有好多。养牛马的，要垫圈，垫圈一般都选择下雨阴天。圈里的牲畜会拉粪撒尿，为了保持牛棚的清洁卫生和收集这些粪尿，父亲每天都要把扫院子的尘土垫到马圈里。那时候，家家生火做饭烧的是柴草，烧出的草木灰，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里面含钾，高粱苞米拔节时，最需要这种肥料。人们生火做饭前，会把灶坑里的灰积攒起来。还有一种上好的肥料是炕坯和炕烟子。那时候村里人睡的火炕是用土坯搭的，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炕坯变成了黑色，有的地方还挂了一层亮亮的煤焦油，尤其是烟道下的烟道坯。因此人们每年都要搭一次新炕。这些炕洞坯有一部分捣碎，掺一些黄粘土用来抹房，剩下的堆在院子里，浇上水闷些日子，捣碎用来做肥料。

还有羊粪，更是农作物最好的肥料。我在老家的时候，我在赶牛道边上，靠近东沟嘴和药浴池中间的那个地方挖了一个粪坑。那时候，人们撒羊的时候都是把羊聚集到这里等待着羊倌赶走。各家的羊晚上吃草，赶出来一溜达，在这里停顿，也会有一些羊粪。我用扫帚打扫，时间一长也有好几方。第二年开春，我把这些羊粪起好捣碎，运到大粪场子的那片高粱地里。

土地也是有生命的，也是需要将营和保养的，农家肥是天然有机肥，而那些化学肥料，虽然使用起来省工省力，见效也快。如果使用不当，自然会导致土地酸碱失衡，损了地力的，这对一片土地，对农业生产都不是好事。积肥，捣粪，送粪，追肥一直是八家人的好传统。

那一年是1995年，我的家庭出现了变故，我彷徨的人生无法选择。那一年，我正好在大粪场的边上分得几亩薄地。由于靠近树林边，我又向外扩出二亩，由于村里拉土有一个大坑。我整整用了一个春天，把树林边的土包，用铁锨，一锨一锨地倒到那个土坑里，大约要倒三四个短，才能把那块土地弄平整。我当时的举动引起了全村人的注意，我每天都是早早地扛着铁锨走向那块土地，我穿的服装当时也很另类，一身破绒衣漏了洞，很休闲随意。我表面是劳动，其实我是在思考。我的身心几乎深陷于那块土地了。只有路边几个送粪的媳妇和我打招呼，我才偶尔抬抬头，和她们开几句玩笑。在大粪场那块地头，我还碰见了我们村里的高中生李宇华，那时候他还在莲花山水泥厂上班，也是在寻梦吧。我们停下来，对人生、对未来进行了一些深入地交流与思索。

一个人无论你的梦想有多高，心胸有多大，都不能脱离你脚下那块真实的土地，而要从你脚下那片土地获得无穷的智慧与能量，就要不断地给它施肥培土，否则，那片土地就会失去生命，失去养分。正是大粪场的那块土地，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和勇气。那年秋天，我在大粪场种的那几亩高粱有了收获。收割后，我把它卖给了刘少华。然后我用这笔费用去了盘锦和父亲一起割了五十天的芦苇。割芦苇回来，在锦州火车站候车室的书报亭里，买了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本《共产党宣言》。1996年正月，我揣着路遥的这本《平凡的世界》，靠着逃票的方式，来到了北方的大雁矿务局。从此，我实现了从一个农民到工人身份根本性的转变。

四、供销社水屋子

生活无所谓新旧，只是一种流动，一种景致，被看到了，就要穷尽这种感受，写出其中深入到今天乃至今后时代的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其实八家村原隶属于九份地村公所。也因此，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去供销社买货都要去九份地。那时候，家里缺东少西，都要去九份地。从八家到九分地供销社差不多有10里地，买点东西全靠步行。逢年过节去供销社买东西，就像赶集。而赶集又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产物了。乡亲都说：“好好学习吧，将来能考个站栏柜的（售货员）就行。”那时候供销社的售货员，属于国家职工，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的售货员的确让人羡慕。那时候供销社的售货员叫马云龙，口算、心算、珠算都是远近闻名的，说话的声音好像也很有质感。一边算账，一边找零钱，一边还要照顾到每一位顾客，确实让人佩服。“二七一毛四，两毛找六分。”“六七四毛二，五毛找八分。”张口就来。

那时候古鲁板蒿西部除了九分地供销社，还有一个西湾子代销点，隶属于九份地供销社。八家村距离两地都差不多，因为九分地供销社的货比较全，八家人买货都到九份地供销社。

时间大约持续到八十年代末，随着八家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人均消费情况，乡里决定把供销社放到八家村，选址就在八家村苗圃南面靠近赶牛道的西面划拨了一块约三亩的地方作为供销社用地。供销社前面有一条通往八份地到古鲁板蒿的大道，供销社的西边是于跃勇家，按老乡亲我应该叫大哥。供销社的房屋是全村最好的房子，能有五、六间房子那么大，是那种前脸用砖，东西山墙和后墙都是那种“一面青”，也是当时村子里最好的房子了。靠近赶牛道这面有一个小屋，是八份地刘福在那里，一边负责给供销社做饭，一边给供销社打更，刘福也属于供销社内部人员，原来在老供销社的时候负责收购一些鸡蛋、麻绳、骨头之类的农副产品。而售货员当时仍然是马云龙，直至后期从孤山子调一个冯利，后来又有八家村的宋建勋等都做过供销社的售货员。

八家村供销社门前那条马路是一条龙道，也是一个村子的灵魂。供销社以东是于跃涌、石俊忱、冯泮申、于跃有，这些都是村子里极其显赫，而又有身份的人。于跃有靠近村子的东头原来开配种站，开得是红红火火，远近闻名。过供销社前面的马路大部分人家都是第六生产队社员，老刘家、老冯家、老于家、老史家，而六队往前直到前营子，基本是第五生产队，当时队长为安世友，后来是杜发，居民户有老李家、老刘家、老康家、老陆家，还有几乎外来户，具体不详。而供销社对面，学校前后的居民大多数都是七八队村民，以姓成河姓宋为主，成万才、成万方、成万富，成文焕、成文广、成文东，成文林、成文光、成文清、成文华，成水兵、成水才、成水龙。而宋姓家族有：宋军、宋坡、宋辉、宋好、宋青等，此外，还有李恩、李治等都属于七八队。

八家供销社基本分两个部分：靠近东边于跃有大哥家的那一面用来收购农副产品，当时管收购的好像是张振玉。靠近马路正中属于门市，门市门前有一个广场，用来停车还有演出等。门市的铁门是带转轴的，开关门以后，门会自动关闭。柜台是透明的玻璃柜子，从外面能看到里面的货物，柜台的后面是货架子，货架子上面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用的有草帽、针线、橡皮筋、松紧带、铅笔、学生本子、复写纸等，吃的有红砂糖、水果糖、饼干、白酒、布匹等。售货员站在货架子和柜台之间的空间卖货。有时候找零找不开，售货员会扔过一块糖球，无论大人小孩也都喜欢这种找零的方式。最西边的货物都是一些布匹类的，那时候的布匹都是些黑白斜纹什么的，用来做一些老布鞋外面和牵边用的，至于的卡布等一些高档布匹是很少有的。

我喜欢听扯布的声音，新布散发的味道也叫人亢奋。营业员用木尺比量，用划笔记号，用剪子在记号处剪一缺口，手按住缺口两侧，左手往里，右手拿尺往右使劲一靠，然后就听到“哧哧”的声音，一段布就撕裂开来。新布的味道闻了又闻，有着淡淡的棉花清香。

栏柜的中间是一些家庭常用的小商品，像什么扣子、顶针、针头线脑、烟酒糖茶等副食品和香皂、洗衣粉、雪花膏、手套等日常生活用品。靠近西边柜台拐角靠近后门的地方摆放一排大缸，有散酒、还有用来装大粒盐的敞口柜子。散酒一般都是农村办喜事用的。人们可以直接弄一个五斤桶、十斤桶，酒缸右上角的栏柜上还摆一些瓶装酒，一般都是叫来河为主，因为酒标上有一个套马的马倌，人们又管这种酒叫“套马杆”。散酒放在酒缸里，酒提子有半斤的，也有一斤的。“有钱没钱，都要过年。”“过年喝酒，天长地久。”我有个叔伯哥叫陆相林，平时给这家杀猪，那家宰羊，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叫。每到过年有个10斤装的白塑料桶，满满一下，从腊月一直喝，能喝过正月。每次到供销社打完酒，总是先打开酒桶盖啁上一口：“啧——咂——哈——嗯——” 整个过程，令人陶醉，酒的好坏早已写在脸上……

那时候，八家村好多重要仪式都与供销社有关。比如男女订婚、结婚、回门等都要到供销社买上烟、酒、糖、果子，号称四盒礼，香烟一般一盒，糖也可多可少，而果子和酒一定是双数，即：酒两瓶，要瓶装，果子两包。果子一般是用草纸包的，一斤一包，包装成长方体，然后用牛皮绳子缠好。尤其是男方去看未过门的岳母娘，婶岳母娘，大爷岳母娘等，要计划好，买多少份，也叫认亲。也有不少因为省钱而少买的，或者临时增加亲戚，果子和酒不够的，那样有可能被挑礼。如果小伙子弱的，可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导致退婚。结婚之后，回门的程序，基本和认亲的程序差不多。碰到小姨子小舅子要给喜糖。遇到岳母娘或者岳父，要满酒、满茶，递烟、点烟，所有的开销物品基本都来自于供销社。

八家供销社还卖五金和农药。东面的货物有犁头、铁锨、二齿子、瓷瓶子、酒坛子、杆秤、水缸，鞭杆子、鞭绳、鞭哨儿、牛马套包子等很多过去牛马车所需要的物件。柜台上摆放着毛驴车、自行车的车圈、轮胎等五金配件。柜台上一般都有两个木制的大算盘，算盘子一般都是用线绳拴在柜台上，以免丢失。算盘是售货员必备的计算价款的工具，相当于现在的计算器。柜台后面是一间货仓，里面有棉花、布匹等货物。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供销社居然卖农药，什么敌敌畏、敌百虫、甲胺磷等农药，不过，它们和盐、白酒、沙糖不放在一个地方。而是放在一进门右拐的水泥地的尽头。

供销社周围的大墙很高很宽很厚，墙根有很多老鼠、大眼贼等。收购农副产品有一个单另一个房间，直接通到后院，专门是用来收购甜草（甘草）、鸡蛋、骨头、牙膏皮等等。我应该算是一个挖甜草的好手，暑假的时候，大雨过后的沟坎子，会露出一些甜草，还有好多带嘎达的，不用挖，一拽，就是一根，很过瘾。当然也要注意山坎倒塌的危险。有一年兔子圈沟发大水，弟弟去拽甜草正好碰见沟坎子里面埋着一个人，只露着一个胳膊。弟弟吓坏了，赶紧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问我是不是在家，听弟弟的声音显然是被吓着了。好像那天是立秋，我正在家里吃秋膘呢。父亲听说兔子圈沟埋着人了，赶紧向大队汇报。大队的宋书记又派尹洪瑞到现场去看。“王明，乡里派来蹲点的王明。怪不得中午吃饭找不到他！”尹洪瑞又叫人把王明身上的钥匙摘下来，回到村里验明正身。因为大队要在那里要修一个吊漕，王明蹲的那个地方山坎下沉，算是工伤。

我们把挖回来的甜草浇一点水，埋到后院。攒到十斤八斤之后再到供销社去卖。我们把卖甜草的一元、两角、一角的纸币放在书本夹好保存，隔一段时间偷偷地看一看，好久好久都舍不得花掉。

供销社的斜对面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起初一直到初二。自从古鲁板蒿高中撤出以后，我们那个学校的初中部分，也转移到了古鲁板蒿，只剩下小学五个年级。教过我小学的校长和老师有冯有校长、高天祥校长、李秀峰校长，有冷万珍老师、李凤祥老师、宋素英老师、于凤芹老师、李亚学老师、孙华强老师，尹洪江老师……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哥哥读初二。记得那时候学校举行运动会，哥哥因为学习好，还坐在前排作为学生代表，哥哥的前面有一个和老师一样的白瓷缸，很是威武。运动会上，我们学校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李俊老师，杨家杖子家。可能李俊老师还有风湿症，六一前后还穿着棉裤。李俊老师的挑高水平比较高，虽然穿着棉裤跳，整个学校还是没有人出其右。

每年秋天，学校还组织捡庄稼，捡柴禾，打草。捡来的庄稼可以卖钱，作为自己班的班费，捡来的柴禾可以用来冬天的取暖，好像学校里还养了羊，打来的草可以用来喂羊。记得那时候我们班级的劳动委员是宋哲，个子高、力气大，每次老师布置的任务都是超额完成。老家的冬天很冷，靠学生捡来的柴禾显然不够用。后来学校又和大队协调，有学生的家庭，每家每户收苞米瓤子。那个时候虽然困难，温暖的冬天，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份温暖在里面，我们活得开心，过得快活……

供销社是八家村的中心，不仅是人们购物的天堂，还为农村看对象提供了一个不多的场所。我那年高中毕业以后，给我介绍对象的是徐文志（当时好像是村主任），按照老乡亲是要叫二哥的。徐二哥说是一位邻村的姑娘，并且约定了某一天某一日，我们在供销社见面，并一直嘱咐我收拾得好一点。为了显得重视，我还把平时不怎么戴的变色镜鼓捣出来了。说实在的，离开学校就没怎么戴眼镜，也不知道酷不酷。我到供销社的时候，女方的姑娘还有她家的亲戚早就到了。徐二哥给我指了指，并做了一个暗示。然后又唠了几句家常，之后就开始等待佳音了。“坏了，坏了，相华你今天不应该戴变色镜啊。人家说没看清你的长相，担心你的脸上有毛病。”下午的时候，徐二哥来到我们家，先是和父亲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又跟我说。父亲有点着急了，“他二哥，你说那咋整？”母亲也在一旁给徐二哥倒着茶水。徐二哥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说：“相华这小伙子咱们看没啥问题，我也跟她们解释了。毕竟婚姻大事，人家说，哪天要再看看……”

供销社的后面有一个水屋子。从时间顺序来讲，是先有的井屋子，后有的供销社，因为供销社的繁华，加上井屋子的变迁，人们就把井屋子给淡忘了。为了解决八家村的饮用水问题，村子多次与上级商定，最后在八家村供销社后面打了机井。记得刚开始打井的时候，我们八家学校的学生每个人还有团粘土团的任务，具体目的不详，是不是因为水太深，抽水机压力不够，有点像课本中的“乌鸦喝水”进行充填的意思，反正每个学生的任务不少，还要晾干交工。水屋子刚开始投入使用的时候，看水的是八家村的宋志学，每家每户发水票。一大水桶顶六挑子水，一挑子水一个票。每天早上买水的人排成长队。有时候水管子在转换的过程中呲的满地都是，有时候还会呲到别人的身上。人们的叫喊声，水屋子的嗡嗡声，水桶的叮当碰撞声，偶尔也要人们的干架声……就像是一场“武戏”，在一座村庄上演，让人们记住那段峥嵘的岁月。

又过了好多年，乡里来了一个大肚子叫孟广海，主抓水里工程，为我们八家村搞起了自来水。吃自来水的日子也不容易，有的战线太远，地势太高，尤其是我们北山头，家家挖大坑，把水龙头放到大坑里。有的人家还偷偷地利用自来水种点菜，蒙上薄膜，无论如何，八家村从此彻底告别凭票吃水的年代，或是到老河直接取水做饭的日子了。又过了不长时间，八家村的冯斌又在水屋子那里开了一个加工厂。加工厂门口聚集了男男女女，他们说说笑笑的故事，也让我记忆犹新……那一年，我上高中，从火车站回来，正好路过加工厂，母亲也正在加工，有人和母亲说：“你看谁回来了，你们家的大学生回来了。”母亲笑着掩我入怀，好像我给他争了很多面子，我也不好意思地和母亲一起回家了。长那么大，很少见到母亲对我如此亲昵……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八家村终于实现了吃、穿、用完全摆脱纯手工式，作坊式的时代，供销社、水屋子、加工厂已成为那个年代的记忆，那个时代尽管艰苦，人们没有攀比，无比和谐，你向我家家借一茶碗盐，我向你家借一碗大酱，你给我递一颗烟，我给你倒一杯茶，八家村的故事正如电视剧《渴望》中唱的那样：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 亦幻 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

五、火车站小牧场

一声汽笛长鸣，“咣当、咣当”铁轨的震颤仿佛从地壳的深处而来。一列拥有巨大红色轮子的火车，拉着乌黑的煤炭，两侧吐着白雾，冒着黑烟轰隆隆地呼啸而过，不断有这样的火车开往远方。八家村通火车还是比较早的，记得小时候的火车头还是烧锅炉的那种，后面拉着几十节火车的材料，有从东北大兴安岭拉过来的木材，有从东北呼伦贝尔拉过来的煤炭。那时候村子里的房子也不高，人口也不多，我们站在家门口的窗台上就能看到那些火车从东边的山里出来，一直到结尾，多的时候有好几十节车厢。偶尔还能看到拉汽车，或者军用物资的，蜿蜒起伏，看到了车头，看不见车尾，看到了车尾，又看不到车头……八家村通火车，就像给偏僻的草原打开了一扇窗，敞开了一道门。

八家村的文化名人于跃源在他的《小站忆乡愁》里说：“地名，作为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是一种标识，是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记忆的传承和沿袭。”八家门前的“莲花山”火车站起初就叫“八家”火车站。莲花山火车站是京通铁路在敖汉旗境内设立的八个火车站之一。京通铁路是1972年10月开工建设，1977年12月铺轨通车。火车站是八家的“符号”。据说，1977年，京通铁路试运营时候，出了笑话。有一位华北的老太太坐火车去“八家”看出嫁的女儿，阴阳差错地坐到了敖汉旗古鲁板蒿的八家火车站。后来，热心铁路人又给老人免费办理一张返程票。为了避免重名，后来铁路局把“八家”火车站改为了“莲花山”火车站，延续至今。

莲花山曾是蒙古王府的祭山，俗称小罕山。莲花山位于八家村西二公里处的西湾子村二份地自然村。因为康熙皇帝为莲花山赐诗而闻名：“毕竟天然造化工，方能巧合古今同。喷云百尺穿岩石，瀑布千层点药丛。波涌白莲承晓露，溪浮绿盖动香风。经声似脱红尘外，泡影依稀宇宙中。”西湾子村从八家村析出以后，莲花山归属于西湾子，似乎南面有一部分归乌兰召管辖。然而，莲花山仍为八家人们心中的神山。

莲花山火车站后面一片空地，近些年已开发成水浇地。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地，荒地里有一条通往火车站的小道，小道的右面是宋家的坟地，显得阴森可怕。除了乘车、接站，一般人是很少光顾火车站的。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柴烧，有一次是由邻居大哥平瑞发起，决定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冬天，拿着书包去火车站偷煤。因为火车站地势高，站台上还有信号灯。而煤堆又在很显眼的站台边上，我们几个小孩就像火车游击队里面的英雄少年，需要匍匐前进。突然发现有个火车站家属院的女人上厕所往这面瞄了一眼，我们赶紧趴下，心脏砰砰砰直跳，大气也没敢出一点。直至那个女人走远，我们才开始行动。因为站台上没有任何隐秘，我们每人投了还不到一书包的煤，就赶紧跑下站台，又路过阴森害怕的坟地回家了。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去火车站偷煤。但是趁着周末到火车站边上捡破烂的时候还是有的，毕竟在我们心目中，火车站上班的职工肯定比我们农村人富裕。我们还很愿意闻火车站附近枕木那种松油或者沥青的味道。有一次，我好像和崔国华一起，每人捡到一个牙膏皮，说是供销社有收购，后来到了供销社，收购的人员说：“五厘，再攒一个再来卖吧，哈哈……”

那时候我们村的于跃才，也就是于跃源的哥哥，按老乡亲我叫四哥。于跃才很有本事，不但能够承包铁路两边的土地用来耕种，还能够承包铁路的工程，比如，清理铁路两边的石头，或者给铁路两侧的杨树剪枝。有一年暑假，于跃才找到了哥哥和我，还有一帮人，开始清理铁路的石头，把铁路两边的石头用筛子把土筛掉，然后再把石头进行还原，那活计可是不轻巧，纯粹的体力活，一天也就是清一两米吧，扒一米多少钱我忘记了，反正给铁路干活都不是现钱，到了一定期限，铁路的钱也不会差你。给杨树剪枝，稍微好一点，就像园林绿化工人一样，但是当时的剪子不行，一是剪子需要猫腰，二是剪刀不快，磨手，干活必须得戴手套。从八家火车站一直干到九分地那面。因为于跃才和我五大爷他们在一起搭伙种地，也因为有这种关系，于跃才又成了我哥哥的介绍人。后来，于跃才的表妹成了我的嫂子。

火车站的东南，汽车道以北，有一个山叫团山子。小的时候我和崔国华一起到那座山游玩过。有一次他看到一两个深浅不等，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柱洞。崔国华告诉我说：“这是康熙爷微服私访留下的马蹄印。”我半信半疑，“康熙是谁？你怎么知道？”崔国华他爸叫崔云，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有文化，他说听他爸说的。我那时候对崔国华有点崇拜。

从八家村坐毛驴车出来，过赶牛道有一个大渠，径直往前走，穿过火车道的一个涵洞，奔团山子的边上有一条道，向西南往前走便是汽车道。修火车道的同时，必须和它并行的有一条汽车道，也就是公路。沿着这条汽车道往西两公里左拐向南，是宋国和徐文志两家的树地。沿着两家的树地中间再往南，行进两公里处，接近安家胡同边界，有一片地，叫“小牧场”。小牧场是一块洼地，是我们四队的土地，除了庄稼长势好以外，周边的野草长势也好，被人们称为天然的“小牧场”。

 “七月荞麦八月花，九月荞麦收到家。”荞麦也称为三角荞、乌麦、花荞，属蓼科荞麦属一年生草本作物荞麦的栽培比较简单。因为它的全生育期极短。可以在主作收获后，补种―熟荞麦，既增加复种指数，又便于与其他作物轮作换茬。每年六月的一场透雨过后，八家村民压完了河套小麦的青苗，薅完了大田的苞米，开始到小牧场的旱田种荞麦了。父亲在前面扶着犁杖开沟，母亲在后面点种子，哥哥扬粪，我负责牵着毛驴在后面打滚子、簸扫。“簸扫”的功能是把垄沟边上的土进行收拢，把种子埋好，滚子和簸扫连载一起，滚子在簸扫的后面，滚子的作用是为了把簸扫掩埋的种子压实。我认为农民伯伯这个使用上千年的农具足可以申请国家专利。播种大约一周的时间，荞麦开始发芽，小芽嫩嫩的，像调皮的小孩捉迷藏露出的小脑袋。褐红色的主茎上分出许多枝杈，枝上一片片卵状的叶子，一簇簇细碎的、粉红的花儿，迎着风在微笑。远望荞麦开花的田野，白茫茫的，如同秋霜，又好似冬雪。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每年暑假，我和哥哥有时候套上毛驴车，有时候步行，扛上锄头，戴上水，戴上饭到小牧场去耪荞麦。荞麦花是家乡一道靓丽的风景。耪荞麦的季节，正是荞麦花开放的季节，美丽的荞麦花吸引了许多蜜蜂来采蜜，雪白的荞麦花夹杂一丝丝泛绿，煞是好看。哥哥在前面一锄一锄的铲，我在后面步步紧跟，我还和哥哥学会了两顺撇，左边一锄，右边一锄。我那时候虽然上初中，但已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俗话说：“旱耪田，涝浇园。”耪荞麦是中午，越是出活，一大片地，我们哥俩一两天就收拾得赶紧利索。有一次，我哥俩还不到中午就已完活。哥哥和我扛着锄头开始走火车道。正好碰到卧铺餐车扔下了半个吃剩下的西瓜，还有饭盒，还有一个塑料的小勺子。哥哥先是用西瓜水把小勺洗“干净”，然后把里面的西瓜瓤用勺子薄薄地挂去一层，避免“传染”，剩下的用小勺又一层一层地挖下好多。

正午的太阳，我俩共享了别人吃剩下的半个西瓜，真实惬意极了。吃完了西瓜，我和哥哥又学着铁路工人的样子，半米一步，半米一步，吹着口哨，闻着枕木被太阳暴晒的那股浓浓的沥青味道，潇洒地回家了。

荞麦花开的季节，也是南方人到我们那里养蜂子的季节。他们南方人很精明。他们先是找到小牧场成片的荞面地，然后就开始安营扎寨，紧接着通过火车皮把蜂箱运到六道湾，又从六道湾货场毛驴车，把蜂箱运到八家的小牧场。然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们八家村的宋书记，可能几瓶蜂蜜的事情，就把自己放蜂子的底盘搞定了。他们这些蜂子，都是家养的，繁殖很快，每个蜂箱里只有一个蜂王。一个蜂箱放不下了，那些工蜂们就“抬”着蜂王飞出来，另找栖息地。其实蜂王是可以飞的，它在中间，被簇拥着，看起来像是被抬着，蜂群不分散，黑压压的一大团，发出嗡嗡的声音。放蜂子的人都是把脸遮得严严的，好像口中念念有词，一群工蜂就把蜂王抬进指定的蜂箱。蜂王是不干活的，每个蜂王有一种味道，工蜂采蜜回来靠着这种特殊的味道，都会找到各自的蜂箱。

小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蜜蜂把蜜酿在了里面，其实是花朵里面固有的蜜汁。等工蜂出去采蜜了，养蜂人把蜂箱里的蜜弄到蜂桶里，然后再经过几道程序的加工，蜂蜜就出来了，如果工蜂个大，养蜂人两三天就会摇一次蜜。那时候，也有一些社员，为了搞到蜂蜜，挑着水上山，说给荞麦地打药，吓得那些养蜂子的人没办法，赶紧求和，一切都好商量，也就是一两瓶蜂蜜的事情了。放蜂子的人要吃水，我们村安发的父亲安文秀，和养蜂子的人联系拉水，一个月一结算，风雨无阻。后期，养蜂子的人越来越精明，那时候我们八家村有养大鹅的，几十块钱一个，养蜂子的人经常进村里收，那时候村里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羽绒。那些养蜂子的人把大鹅吃了，剩下的鹅绒拿老家去卖。

“凡荞麦。五月耕。经三十五日。草烂得转并种，耕三遍。立秋前后皆十日内种之。假如耕地三遍，即三重着子。下两重子黑，上头一重子白，皆是白汁，满似如浓，即须收刈之。”《齐民要术・杂说》中详细记述了荞麦的耕作栽培技术，并特别强调适期收获。一到霜降前后，小牧场的荞麦开始收割了。因为荞麦茬不是很硬，我也经常和父亲们一起收割，一铺子、一铺子的放好，晾干，用马车拉回。因为荞麦的药用价值很高，加上荞麦皮枕头有助于人体睡眠，人们到加工厂加工荞麦，荞麦皮可以抵消加工费，是不用花钱的。

冬天的低温天气，蜜蜂就不大出来了。荞麦一收割，养蜂子的人一年的劳作也已结束。为了等火车皮把蜂子运回南方，火车道边上会有好多养蜂子的人在排队，为了防止雨水和霜冻，他们会在蜂箱上盖上苫布、稻草、毛毡等。如果今年收成不错，他们也会到村里看望领导，为明年的工作打招呼。一年四季在外面漂泊，他们冒着风雨，寒霜、酷暑、潮湿、黑暗，又开始辗转南方寻找新的蜂场去了……

六、八家村的变迁

岁月留痕，流年在花开花落间转身，陌路旁你随手撒播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什么样的花。若是仅仅喜欢莲花或雏菊，可绝不要播撒上牡丹之类的高贵品种。否则那于开花之日应该会是望花兴叹了。

八家村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创业史和生存史，八家村的历史是八家村领导带领八家村民经历了无数次艰辛探索的革命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八家村的发展史，也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一个缩影。八家村此前隶属于九份地管理区，区部在八份地。1959年10月1日，“撤区建队”，八级与白家店析出，正式成立八家大队。八家村的首任书记为皮文才，主任成万才。二任书记为李振芳，主任为成万才。因为时代的影响，当时古鲁板蒿公社已改为红卫公社，八家大队改为红炬大队，白家店大队改为黎明大队。当时村子里的人名也很有时代感，比如于向阳、于向东、宋永红（宋飞）等。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八家村也毫无例外地经历了大食堂，三年自然灾害。因为1958年开始修建红山大坝，库区移民搬迁，八家村民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艰辛。

“世外千般好，不如老哈河川好。”八家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兼养牧业，有着万亩肥沃的河滩耕地，数千亩林地和牧场的“世外庄园”，也曾有康熙、乾隆皇帝云游至此。然而，因为红山水库的修建，先祖们选择的这块宝地瞬间化为汪洋大海，八家村的求生之路何去何从？一个村子的带头人很关键。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八家村民舍小家顾大家，挺起腰杆咬紧牙，有的靠投亲访友，有的在山头上搭起了窝棚，有的挖起了地印子。村民落脚后一边组织生产，一边插伙盖房子，基本用了三年的时间，人们都搬进了新盖的土平房。

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命根子”。解决了住处，只是生活的第一步。为了生存，失去土地的人们开始向荒山要地。各生产队赶着老牛拉上双铧犁采取歇人不歇着犁的办法，昼夜开垦山荒地，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片的草原牧场全部开光。由于过度开垦植被遭到破坏，土地沙化相当严重，春季播种，翻了一遍，又一遍，秋季亩产粮食只有四五十斤，劳动日值两三毛钱，有的生产队还出现了“倒算账”。吃帽高粱加野菜充饥的日子，我和父辈的人们都是共同度过的。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在当时八家何去何从的时候，新惠中学高材生宋国毕业后，响应国家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回到八家开始了他的农村建设事业。宋国，1946年4月10日出生，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乡八家村原党支部书记。1965年5月2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10月至1975年8月任八家大队“文革”主任、大队副主任。1975年9月至1978年7月任八家大队大队长、副书记。1975年8月至1996年7月任八家村党支部书记。古鲁板蒿镇光荣在党50年荣誉勋章获得者。对八家村的规划治理，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虽已退休多年，人们仍然尊称为“宋书记”。

“要想八家富，必须多种树；八家何时富？山川沟岔皆是树。”宋书记回忆说：“沙害是农业之敌，治理沙害刻不容缓。”1970年春，敖汉旗林业局派张国臣等三名同志来八家村视察，时任大队副主任的宋国配合他们干了半个多月，跑遍了八家大队所有的山山洼洼、沟沟岔岔。最后，他们把八家平川地规划了二十块网眼，秋天割完地又号召社员栽了79881珠大苗，网眼形成了红炬大队这块地上老祖宗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网眼规划为大队后来水利化、机械系列化、科学种田等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宋国还去赤峰县东方红大队进行参观学习林业经验，到敖汉旗长胜乡榆树林子大队学习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经验。截止1993年，八家村实现了农田防风林带20条，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总造林面积达到13000亩，绿化占总面积的48%。生态平衡改变了当地的小气候，当年的沙地、山坡、沟壑到处是草木葱茏、郁郁葱葱，平展的田畴被绿色的海洋包围。

时任敖汉旗政协主席孙家理检查三北防护林时，来到了八家村，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你们有远见、有气魄，植树造林干得很好！”

“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宋书记回忆：我们当时建立提水点6个，用柴油机带动水泵，在水库边向坎上提水。与此同时，我们从未放弃申报在白沙洞修建扬水站，解决全大队耕地灌溉的问题。经过多年不间断地申请，我们的决心和斗志终于感动了上级领导。1996年白沙洞扬水站开工建设，土、石方由 “八家大队、西湾子大队、白家店半个大队” 共同承担。由于路途远，条件艰苦，吃住工地，每天烈日风吹雨淋，终于用多半年的时间完成白沙洞扬水站工程。1977年春天，开闸放水，浑浊的老哈河水流入了田野，土肥苗壮。从此，解决了八家村人民的吃饭问题，摘掉了二十年吃返销粮的帽子。

八家还是一个有着红色革命故事的村庄。1947年夏天，官家地区副区长杨秉明等区干部，来九份地村公所（八家村委会前身），开展土改工作，结果被管家地的一伙土匪给盯上了。30多个土匪，一人一骑，全副武装，而区干部七八个人，以马车代步，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跑不了啦！抓活的！” “叭”！正在这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前方飞来一颗子弹，打乱了土匪的节奏。区干部的马车很快来到大门前，并在主人的引导下，进入围子。而围子的主人就是八家村的老孙头孙玉坤。孙玉坤对区干部说：“根据我的判断，我这里并非久留之地。我得赶紧给你们想一个办法。于是孙玉坤就让区干部都换上家里工人的衣服。有的披着蓑衣，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揉着眼睛，三三两两地出门了。孙玉坤在后面“喊”：“他妈的都什么时间了，还不下地干活？”而不远处便传来了“嘚嘚”的马蹄声，还有人在喊：“八路军跑到孙家围子里去了，活捉孙玉坤，给孙玉坤点天灯。”土匪一边喊，一边就到了孙玉坤围子的大门口。而杨秉明他们这帮“演员”，就在土匪的眼皮底下扛着锄头，打着哈欠“溜走了”。

孙家围子兄弟两人，老大孙玉昆，在家经营土地。老弟孙玉璞在外教书，并秘密参加了革命。张玉昆也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这段担当民族大义，智救党的干部故事，不但为孙家人增加了光彩，也成了八家村宝贵精神财富。常有外乡人说：“八家孙玉坤，救过一车八路军。”为了纪念这段英雄的故事，八家村还在居委会门前修建红色革命红场。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通过白沙洞扬水点的工程建设，使得八家村告别了看天吃饭的日子，这是八家人民艰苦奋斗改变历史的一个飞跃。在创业的征途上带领乡亲们大搞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八家村以后的发展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8月15日，八家党支部召开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吸收党小组长、队长参加会议，研究了今后八家村生产建设问题。会议决定从本村实际出发，果断提出：“高筑坝，狠抓粮、严管林作为八家村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高筑坝”就是趁红山水库低水位运行的有利时机，把生产战略向库区河滩地转移。为此，八家村设计一条长10700米（包括丁字坝），坝高2米，下宽15米，上宽3米能行车，总土方192600方，围田面积10000亩。当时是宋国任总指挥、尹洪瑞为副总指挥。每天全线出劳动力1000多人，几百辆小胶车。开工从秋天庄稼入场开始，我本人也是当时大会战的直接参与者。群众的汗水没有白流，八家村每口人分到坝里河套地五亩。一年可以种两茬地，上茬春季种小麦，下茬在中耕小麦的时顺便种吉林2号大豆，仅这一项收入1500多元。为了鼓舞士气，那年春节过后，八家村还从专门请了赤峰的戏班子，唱了七天大戏。

“狠抓粮”就是平川水浇地3000亩进行科学种、科学管、种“两杂一优”品种，达到优质、高产、高校，作为八家村的商品粮基地建设。记得我们是敖汉旗第一个推广机械覆膜玉米的试点单位，当时亩产量达1800斤。农业丰收了，为牧业提供草料，而牧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肥料。八家村又走出了一条以农养牧，以牧促农，农牧结合良性循环生态农业的发展路子。

“严管林”就是对村成幼林13000亩严加管理，防止畜毁人窃，使农业生产逐步走自然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使生态型林业向经济型林业发展，使山耕地逐步实现退农还草。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87年，八家村被敖汉旗人民政府命名为“先进集体”，1993被中共敖汉旗党委评为“学小康、奔小康”先进党组织。此前，八家村的主要领导干部有宋国、成万才、李振芳、冯有、尹洪瑞、徐文志、安士友、冯泮俊等，此后又经历了冯斌、周海玉、宋志全、宋军、宋建全等，他们都曾为八家村奉献过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八家村从此成了许多外地姑娘向往的地方……

一个人的出生地是打在每个人未来命运里的胎记。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是无法改变，就像每个人只有一个故乡，每个人只有一个祖国，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一样。一个人一生要走很远的路，走得太远，归途便成了一条永远无法回归的奢望，走得太远，我们只能站在一个远处，诉说自己的故乡。八家村位于古鲁板蒿西部15公里左右，全村共有2个自然村，除了八家以外，另外一个自然村就是八份地。虽然多年在外，我仍然记得八份地的一些人物：尹洪瑞、尹术贵、孔显孝、孙华新、孙华云、孙华义、孙建德、孙建友、杨文俊、陈文军、田文国、冷万珍、冷树广、冷树忠等，他们有的是社会的名流，有的是我的亲朋好友。

前些年，我有机会和老婆孩子回了一趟老家，时任八家村书记的支部书记周海玉，主任的宋建全，带我一起到坎下去看烟房。那正是我小时候和哥哥在一起玩水的地方。我站在北山头放眼望去，万亩良田，一碧千里。整齐的烟房，绿油油的烟地，正如老哈河岸边一个龙头，生龙活虎，露出勃勃的生机。河套地的经济作物有向日葵、胡萝卜、文冠果、有机小米，绿树繁花，层林锦绣。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八家老河套已经成为已成为参观、游览、消夏避暑的旅游胜地。蓝天、碧水、沙滩以及绿油油的塞北风光，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立体画卷。落日红霞、堤坝雄浑，八家人用巨笔勾画出一幅人间仙境。坝上的青年男女正在给田园浇水，机井房就在地头，水到头，一个电话就OK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电影《天仙配》中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八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尹术贵说：“在八家村几代村委会领导班子和八家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八家村取得许多骄傲的成绩。当前，我们八家村在古鲁板蒿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更加注重村民素质，村民文化的整体提高。”尹术贵是我们的老同学，也是我们当年的老班长，对八家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还委托大学生村官李玉雷给我发了好多的图片，其中有八家村革命红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服务大厅、草原书屋、党员活动室等功能设施一应俱全。如今，古鲁板蒿八家村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如果说远方有诗还有梦想，那么文学将使我重返故乡。那些渐行渐远的经历，让我一次次成长。我虽然没有长成遮天蔽日的仰望，但我终是没有让自己倒下。人生的阅历让我们懂得更多，挫折让我们学会更加坚强。我们也将在岁月的无数搏击中，以一种平平淡淡的方式，消释我们那些渐行渐远的蹉跎。作为一个生在八家，长在八家，以八家牛羊为伴的“作家”，我将本能地把八家的地域文化视为文字的素材，我将“那些泥土上覆盖着的植被”当作自己文字的养分，无论是老哈河的咆哮，还是北山头的回望；无论是白橛子的传说，还是大粪场的故事；无论是供销社的记忆，还是火车站的乡愁……所有这些老家的记忆，都将化作我人生旅途的交响乐章。

离开家乡有三十多年了，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悲伤的小鸟，即使原路返回，也已找不到从前的自己。然而，无论我的路在何方，情归何处，我都不会忘记：有一个村庄叫八家，因为八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2022.06.26于上海徐家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