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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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陆相华
作家刘震云有一个段子，说他的舅舅是一个赶马车的“哲学家”，也是他们村儿到外面世界距离走得最远的人。13岁那年，他的舅舅在牛棚中告诉他，“如果一直在西老庄村里呆着，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马车，离开这个地方，你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可能是因为他的个子长得高吧，年仅14岁的刘震云，就去甘肃当了兵。军旅的那段日子，他常在路灯下看书，几年下来，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我也有个舅舅，当年在我们邻村当村长，然而，我却没有刘震云那样的幸运。
那年高三补习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成绩距离最低的录取线还有很大的距离。于是，我就回家跟父亲商量，看能否请舅舅帮忙到乡政府找人去当兵。父亲说，“这几年因为你们念书，咱们家的地位和你三舅家的经济差距不是一点点，我已经和你三舅说不上话了。要办，也得你去找他。”我骑着自行车到舅舅家的时候是一个大清早，舅舅当时在场院里溜场。他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也没说可行、也没说不可行，他一只手牵着毛驴，一只手拿着鞭子，一圈一圈地绕。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吧，舅舅终于把毛驴停下来，他看也没正看我一眼就说：“我和你去一趟吧。”我们在乡政府见到了武装部的张部长。我既没有听到舅舅问张部长，我外甥想当兵看看行不行这样的话，也没有听到张部长说可不可以，或者需要走那些手续这样的回复。就看到舅舅转身溜走了，没和我打招呼，也没有和张部长打招呼。不一会，张部长也转身溜了，可张部长的门却是开着的，一直等到中午，张部长回来了：“你怎么还没走啊？你那个不行了，以后再说吧。”
一个农家子弟，在那个年代要想出人头地，除了当兵和考学，好像也没有别的出路了。然而，我却心有不甘，最后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家门口开来开去的火车上。也不知是哪一个铁路工程师的设计和规划，让我们那个贫穷的村子通上了火车，而且还以我们村名命名八家火车站。当然后来因为与其他地方的一个火车站重名，才改为“莲花山火车站”的。
记得那时候从八家停下来的火车是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上午十点多那趟是赤峰通往通辽方向的519，下午三点多那趟是从通辽开往赤峰方向520。俗话说，“条条铁路通北京。”只要你有买火车票的钱，就可以凭票上车，去到很远的地方。尽管如此，那时候村里人坐火车的人并不多，原因是赶集上店可以坐毛驴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再就是你得和外面世界的人有关系，没有一个人没事坐火车玩。尽管如此，逢年过节八家火车站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来来往往的人流，要么是远嫁他乡的姑娘带着孩子回来省亲，要么是在外面读书的、工作八家人、或者八家附近村子里的人，在这里上下车。当然也有几个家庭好一点的，或者亲情味儿浓一点的，有几个送站或者接站的。伴随着火车在远方的一阵长鸣，小站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几分钟以后，火车又一声长鸣，小站瞬间又恢复了平静。如果赶上农忙，小站上下车的旅客，零零星星，检票口那个地方还会有没人检查的时候。
我曾在四道湾读过半年高中，后来又转学到木头营子高中，四道湾在八家火车站（莲花山火车站）西侧的第一站，属地在六道湾；而木头营子火车站当时叫敖汉火车站，在八家火车站的东侧，其间要经过孤山子、羊场，才能到达，也不算远，都是慢车。当时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学生证还可以半票。所以，我对火车站的上下车的流程并不陌生。然而，在高中毕业之前，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四道湾和木头营子之间。为了逃出那个村庄，我唯一梦想就是渴望有一天让这趟火车把我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拼命地劳作，拼命地学习，感知一下外面的世界。
然而，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并非易事，首先你得有钱买票，否则你就无法登上远方的列车。因为我没钱买票，就选择了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那就是逃票。关于逃票，我有着多年的经验，而且认为没票上车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遇到查票的你可以说自己是送站的，也可以说来的时候售票口刚刚关闭，一会到车上去补票。只要你兜里有钱，都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多少年到社会上办事，你经常会发现“先上车后买票”的说法。比如没有办理结婚证也可以先结婚生娃，没有房地产开发证也有人盖房子，都是一样的道理。难的是下车，旅客人流多一点的时候还好办，比如我当时到木头营子高中读书，就有好多不买票的时候。那时候从木头营子下车的人多，尤其是周末，上下车的学生多，因为逃票水平非常专业，还没有一次被检票员抓住过。
然而，我们八家火车站客流少，从木头营子返回八家时候，逃票的难度系数非常之高。有一年放寒假，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弹尽粮绝，实在是没买钱买票了。从木头营子上车的时候还好，刚上去的时候就往后走，还没等检票员到我那节车厢，火车就到八家站了。下车的时候，我左右一看就三个人，我下了火车赶紧往后走，想顺着铁栅栏旁边下去。八家火车站当时有一个姓崔的家伙，他见我没走检票口，赶紧给我喊回来。记得我当时还拎着一个木头箱子，等我到了检票口的时候，他问我要票，我说没有，他说要我补票，我说没钱，他问我姓啥，我说姓陆。我说我就是八家的，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过去，我一边说，一边就要强行。
那个家伙看我口气很硬，死活不肯，最后还把我弄到了他执勤的办公室。我们俩在他执勤的小屋里对峙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他可能觉得从我的手里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最后还是很不情愿地把我放了。
《圣经》说：“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那是我最后一年补习的时候，尽管我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可也得去学校看一下情况。万一判卷老师把我的分数写错，或者上帝把我的考卷和其他优秀考生的试卷互换呢。那天上午，我依旧靠着逃票的方式坐上了519次列车去了学校，回来的时候也是靠逃票的方式混上了520次列车。我独自坐在车厢的一个小茶桌上，思考着下车的时候，怎么逃过检票口。
列车已经开到了羊场，也可能是孤山子，上来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大爷，他的眼神呆滞，一点表情也没有，一下子就坐在了我的对面。我不知道这位老大爷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面包，就像一头骆驼在咀嚼大漠里的沙棘，啃着干巴巴的面包，还掉着渣。一看见这类的老人，就觉得可怜，我不忍心低了一下头。而就在我低头的时候，发现地上有几张散落的纸币，一张十元是纸币，一张五元的是纸币，还有一张一元的和一张两元的也是纸币，此外还有一张身份证。从身份证上的照片上看，这些钱肯定是这个老大爷的。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是把这些钱捡起来还给老大爷，还是把这些钱变为己有？经过半分钟的思考，我选择了后者。我假装以系鞋带为由稍稍猫了一下腰，就把那18元纸币塞进了自己的鞋子里。剩下的那张身份证，依旧停留在我和老大爷共用的那个小茶桌下面的地板上。
我抬起头，看了看那位老大爷，他的眼神依旧呆滞，依旧没有喝水，依旧在咀嚼着他的那个干巴巴的面包，仿佛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他无关。我心里默默地向这位老大爷连说了好几遍“对不起”，就连起身的时候还向老大爷做一个磕头的姿势……后来，我把从这次列车上“捡”到的那笔巨款，当作我去锦州砖厂打工的路费和临时的生活费用。
“啤酒、白酒、汽水、饮料，花生米、烤鱼片，花生瓜子八宝粥啊，香烟矿泉水啊，前面的把脚抬一抬啊……”上个八九十年代，车票越是便宜的车，乘车的人越是多。过道里是人，洗漱台上是人，厕所里是人，站着的、坐着的、趴在椅背上的、躺在座位底下的……这是一趟从叶柏寿到锦州方向的中转列车。我是通过逃票的方式上来的。就在上车之前还有一段“精彩”的插曲：记得那天是晚上十点多，天气也是非常的冷，风也是非常的大。因为人多，旅客上车的时候，要在户外排队“依次”上车。前面的检票口开始检票了，检票员是一个女的，头戴大盖帽，手里拿着一个大喇叭。检票口刚刚打开，后面就开始出现拥挤，拥挤的场面就像拔河，一阵一阵的……
我很喜欢这种节奏，可能和我一样套票的人也喜欢这种节奏。估计那天晚上套票的人很多，后面拥挤的场面依旧拔河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检票员手里的大喇叭里传来的声音明显有些沙哑和愤怒了。我都没觉得怎么走，后面就把我推到了检票口附近了，我的心也跳动得厉害，就在这时候，后面又传来一阵“巨浪”，外面的风比刚才更大了来。突然，我前面那个家伙趁着检票员低头看票的空档，用一根棍子，把检票员的大盖帽挑飞了。那个检票员赶紧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就在检票员跑出去捡大盖帽的功夫，后面的旅客蜂拥而上，一下子不知逃过了多少旅客，也包括着我。
我终于挤上了车，稍微喘一口气，然后开始左右逡巡，实在没有下脚的地方，就一转身坐在列车连接处一个厕所的水盆子上了。我低着头，眯着眼，开始观察着列车上的动静。列车上的旅客有男有女，男人头上的行李架上或者身边的地板上都有一个蛇皮袋，女的手里有的还拎着孩子的，或躺、或卧、或站、或立，我和他们融入一体，我的手里也有一个装化肥的袋子，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便成了我们，我们也有着一个专业的定位，就叫“盲流”，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农民工”这个名词。
“检票了，检票了，睡觉的都醒一醒啊——”时间到了后半夜，卖食品的服务员休息了，列车长、列车员，还有列车上的警察，一边喊，一边向我这边赶来。“完了，完了！”我赶紧从厕所的那个洗手台上跳下了，低着头往前走，在前面那节列车的连接处有一个茶炉，恨不得自己钻进茶炉里，没想到早就被列车民警发现了。“你的票呢？”“上车的时候挤丢了。”“你从哪上来的”“沟帮子！”“没票的往前走，到9号车厢补票去。”从沟帮子到锦州应该很近了。因为我去锦州已经不是一次了，有许多站名我也熟悉，这样尽管增加了五毛钱的手续费，也还是比全票省了不少。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其实很无奈。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经历了无数次，其中还经历过几次在列车上干架的故事，请允许我这里运用倒叙。
1991年的暑假，我们老家的雨非常多，也非常大，村子南边的公路被山洪冲断了，铁路的桥涵也受到了波及。因为我们那里的桥涵归四道湾桥梁工区管辖。四道湾桥梁工区在我们村子南头拦了一个引洪入哈（老哈河）的大坝。因为我三姑家的表哥在桥梁工区，于是我和弟弟就找到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看护这条大坝。后来，桥梁的维护工程修好了，大坝就不用人看护了。弟弟回去准备到高三补习，而我通过表哥这层关系，就在他们的桥梁工区赶上了临时工。四道湾桥梁工区就挨着四道湾火车站，距离我们家要有20多华里的路程。我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床，然后蹬上一个破旧的自行车，先是把自行车到表哥家，然后和表哥一起到工区去上班。
桥梁工区的工作并不是很累，没事的时候给桥梁刷刷油漆，给涵洞铲铲草，近的地方就坐着55马力的拖拉机，远的地方就坐火车。表哥他们是铁路的正式工，坐火车是不用买票的，我们这些临时工跟着他们一起也可以不用买票。有时候下班回来得晚，表哥就叫我住在他们家。那个时候我三姑还在，表嫂温柔贤惠，有时候还给我们做好吃的，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下雨天，桥梁工区于工长就没有叫我们到野外出工，而是安排我们几个临时工整理仓库。就在工作的间隙，我突然发现仓库的地上有一根三四米长的绳子，可以用来上学捆行李。于是，我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把那根绳子缠在腰上。我以为一根绳子对于一个铁路桥梁工区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并不会有人太在意。正当下午要下班的时候，一个姓史的保管员向刘副工长汇了报，说仓库里丢了一根绳子，工区里立刻沸腾起来。刘副工长说：“谁偷了，赶紧交出来，找不到这根绳子都不能回家。”
工友们就坐在大门口等，后来有人说要搜身。我还没得及反映，大家都把肚皮露出来了，我偷的绳子也露了馅……我当时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无地自容”。我不知道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搜身合不合法，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善意地提醒我，谁拿了绳子赶紧送回仓库，我肯定给他送回去。”我觉得他们这是一个圈套，可能全工区的人都知道我是小偷，只有我还在那里装傻。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故意跟我表哥过不去。因为我早就知道表哥和那个副工长他们有过结，这回刚好被他们抓住了把柄。我感觉到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耻辱，甚至想到了莫言因母亲捡麦穗挨打的场景。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而是和一个叫金彦民的一个工友一起到他们家喝酒……
表哥很快就知道我在单位里出事了，就不让去桥梁工区上班了。事也凑巧，没有几天的功夫，我到表哥家去办事，正好碰见桥梁工区副工长的儿子骑着一个自行车在马路上逛游。我就和他打招呼，他一手抓着自行车把，一只脚支在地上。我感觉有机可乘，上去就是几个耳瓜，直打得他嗷嗷劁叫。
自从有了这件事以后，我深知社会大学比学校大学更加险恶。我就开始跟父亲商量，准备到学校补习一年。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在工区惹祸，他看到我如此坚定，也就没有说什么。正当我坐着火车去木头营子补习的那天。列车上突然上来一帮人，这帮人不是别人，正是四道湾桥梁工区那帮工人，领头的正是那个副工长。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一下就把我认出来了，他问我为啥打他儿子，上手就要打我。而我当时是坐在席位上的，看他来势汹汹，身子往后一仰，来了一个兔子蹬腿，照着他的脸就是一脚。场面越来越大了，惊动了列车上的乘警。乘警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是一个学生，此前在他们单位出了点事已经解决了，他上车就要打我。列车乘警看我是一个学生，赶紧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其实我也没吃亏。他然后又对那个副工长说，单位的事情，到地方去解决，不要在列车上打架。
关于在火车上干架的事情，还有一次更激烈的，差一点没有动了刀。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学校大门，在外面闯荡有几年了。那一年，我在家里种了几亩地，农闲的时候就去了距离八家不远的白斯朗营子砖厂打一点短工。而白斯朗营子砖厂就在520次列车经停的小河沿火车站边上。从火车站到家，从家到火车站都很方便。那时候的我年轻气盛，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一个班能出了70丁（1400块）的砖。虽然自己不是混混，却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有一天晚上我在砖厂大窑里出了一夜的砖，然后赶第二天上午的火车回家。刚坐到火车上，就上来了三四个混混，其中一个混混，指着我对另一个混混说，你看这个人看你不服。那个混混就赶紧过来，“咋地，哥们，你看谁不服啊？”另外一个家伙也过来了，“咋地，你不服啊？”他们一边说，一边跟我动手。他妈的，我还有一站地就到家了，他们竟然欺负我到家门口了。我当时背着一个军用小包，里面装着两个吃饭用的大碗。就在列车停靠八家火车站的时候，我拎起小包，朝着第一个挑衅家伙的脑袋狠狠地砸去，转瞬便跳下来站台，向检票口飞去。
那时候八家火车站的站长是一个姓郭的。我赶紧把前面的几个旅客拨到了我的后面，正要闯过检票口的时候，只听后面那几个家伙追上来了，他们一边追，一边喊：“老郭，把那个小子给我截住！老郭，把那个小子给我截住！”老郭一看有情况，赶紧问我咋地啦？我来不及回答，一纵身就跳过了检票口。老郭可能也抓了一把，但是没抓住。然而毕竟站台到检票口的距离太近，我还是没有逃脱那几个家伙的一顿毒打，他们一边打，还一边说：“赶紧找刀，赶紧找刀子！”我只是抱住自己的脑袋，所幸没被打成重伤。
“最可怕的不是黑夜，而是无奈的孤独。”当时与好几个村里的老乡都熟视无睹，好像只有一个叫宋建杰的人，停顿了一下。后来宋建杰给村里的一个养车的人到山上拉沙子，被洪水冲走了……
那年冬天，我要去小河沿学修车，后来因为自己实在不喜欢这个行当，而放弃了。回来的时候，我在四道湾火车站遇到了我们的邻居宋建波，他当时还在呼市读大学。他先是问了我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就给我推荐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他说，现在许多大学生都在读这本书，他向我介绍了书中的主人公孙少平。临别，他还跟我说：“无论干什么，只要坚持就会有出头之日。”也就是那年冬天，我先是坐着火车去了盘锦，和父亲一起割了四十多天芦苇。回来在敖汉汽车站转车的时候，我用割苇子的钱，在书亭里买了一本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此时正值寒假，大巴上有几个同行的女大学生看到我在车上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还主动过来跟我搭话。从那时起，我仿佛在人生的路上有矿灯，照亮着我一路前行。
1996年春节刚过，我依旧是一个人，靠着套票的方式，开始“北上”了。那是我靠着逃票的方式坐过最远的火车，我正月初四从八家（莲花山）火车站出发，途经奈曼、通辽、白城、齐齐哈尔等站的腾挪辗转，跨越1200多公里的行程，才到了呼伦贝尔鄂温克自治旗辖区的一个叫“大雁”的煤城小站。在大雁，我坐了四年的通勤小火车，在大雁，我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身份的转变的同时，还有了深度思考的时间和文学创作的时间。
2000年的时候，由于全国实行关井压产，我又买断工龄，开始“南下”。我从大雁火车站出发，一直驶向北京，然后又从北京到了上海，全程3000多公里，这也是我人生坐过最远的火车。如今，我已在上海工作学习20多年了，从当时弟弟建筑工地的一个保安做起，后来到香港国际新闻出版社主办的《上海广角》杂志当采编，一个月后，由于没有拉到广告，被老板炒了鱿鱼。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拒绝和无奈之后，我开始用一名矿工的视角熟悉着上海的交通路线，工作节奏和营销模式。后来我到了《中国改革》杂志上海办事处，做了一名编辑，当时的办公楼坐落在浦东的商城路靠近东方路。站在这栋办公楼的上面，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一览无余。此时，我也像许多上海人一样，每天穿梭于熙熙攘攘的地铁人流之中。
2001年底，我又通过面试，到了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成为一名编外记者。由于自己的能力突出，又升为采编部副主任。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刚来的时候没觉得上海有什么好，可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与磨合，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人生的战略目标一次一次地超越，一次一次地成熟，我也熟悉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基本轮廓。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老师，我非常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每一位曾经支持和帮助过他的人，特别是报社里的领导。没有他们，自己就不会有今天的进步。在上海，开阔的视野和不断的“充电”,使我有机会采访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市长，并且和他们一道谈发展、论规划，从而使自己成为一名新上海人。
互联网时代就像列车疾驰而过，有的人登上了这班列车，顺势而为，成为时代的佼佼者，有的错失良机，被时代远远的抛在了后面。2007年1月，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停刊，在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工作多年的我，开始转战到人民日报《大地》月刊，后更名《京华周刊》，不久后，《京华周刊》停刊。此后，我又到《新财讯报》《中华新闻报》等平面媒体作周刊主编。一年以后，这两家报纸先后停刊。2008年，38岁的我选择了下海，先后创办了上海蒙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驭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五岳画院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一个人在人生路上打拼，依靠胜人一筹的智慧固然可以取得不错的利好，但要成为被人们广泛认可乃至景仰，更需要优秀的品质和高超人格魅力。我将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方式打造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使自己基本实现财富自由的同时，还能抽出一定的时间投入我钟爱的文学事业。
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中途或许会有人不断地上车下车，但那都只是陪你一程的旅客，唯独你自己才是从头走到尾的那一个乘客。回望过去，我人生的列车已开过了“而立之年”，驶过了“不惑之年”，又划过了“天命之年”，向着“甲子之年”的方向飞奔着，原本靠着“逃票”过来的我，身上肯定有不少应该修复，甚至修复不了的地方。接下来的日子，我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刹车，把自己的身心和体魄进行一次彻底的大修，记住每一次美好的事物，留住更多的情谊，学会释怀，放下那些使自己沉湎痛苦的记忆。我知道列车终会到达终点，然而，远方还会有许多更美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