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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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下雨，自古约成。今年的雨，却与往年不同，前几天还暖暖的，一下子就成了“倒春寒”。这样的天气却也像极了母亲在我不听话时候举起的巴掌，既痛又痒，让你长了记性。
还是在老院子的时候，我们家和五大爷住对面屋，那时候，五大爷家的相春姐还没有出嫁，我们家新房子正忙着打院套。我当时三四岁，哥哥也只有六七岁。趁着大人的忙碌，哥哥带着我跑到了坎下玩水去了。靠近老河的边上有个菜园子，菜园子的周围用高高的坝堰围着，坝堰周围因为取土，留下深深的水沟。哥哥带着我先是试探着在浅水的地方往下走，前面的坝堰沟子也不容易辨别，可能是因为不懂事的缘故吧，我一下子就掉进了深水沟。哥哥比我高一点，对我进行了施救，但我的背带开裆裤却被水冲走了。我光着屁股跑回了家，哥哥尾随其后。母亲知道我们因为玩水而丢了裤子，并没有像现在的小孩一样表示一下起码的关心，而是从屋里拿出一把笤帚嘎达，照着我们的屁股就打。
哥哥比我跑得快，我却被母亲堵在大门口的柴洞里，抓了一个正着，在母亲笤帚嘎达的作用下，我的屁股上迅速长出了一个馒头。相春姐听说我的活裆裤被水冲跑了，赶紧拿了一个捡粪的叉子去老河打捞。我趁着母亲的喘息之际，光着屁股跑到邻居的宋二娘家。宋二娘赶紧给我找了一个红色的棉袄给我盖上，我躲在大棉袄里面不敢出声，生怕母亲再次找上门来……
后来，我就上了小学，上了初中，尽管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却也很少挨打。1991年是我高考补习的第一年。那一年暑假，我们老家的雨非常多，也非常大，村子南边的公路被山洪冲断了，铁路的桥涵也受到了波及。因为我们那里的桥涵归四道湾桥梁工区管辖。因为我三姑家的表哥在桥梁工区，于是我和弟弟就找到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看护这条大坝。后来，桥梁的维护工程修好了，大坝就不用人看护了。弟弟回去准备到高三补习，而我通过表哥这层关系，就在他们的桥梁工区干上了临时工。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下雨天，桥梁工区于工长就没有叫我们到野外出工，而是安排我们几个临时工整理仓库。就在工作的间隙，我突然发现仓库的地上有一根三四米长的绳子，可以用来上学捆行李。于是，我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把那根绳子缠在腰上。我以为一根绳子对于一个铁路桥梁工区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并不会有人太在意。正当下午要下班的时候，一个姓史的保管员向刘副工长汇了报，说仓库里丢了一根绳子，工区里立刻沸腾起来。刘副工长说：“谁偷了，赶紧交出来，找不到这根绳子都不能回家。”
工友们就坐在大门口等，后来有人说要搜身。我还没得及反映，大家都把肚皮露出来了，我偷的绳子也露了馅……我当时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无地自容”。我不知道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搜身合不合法，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善意地提醒我，谁拿了绳子赶紧送回仓库，我肯定给他送回去。”我被工区开除了，那一天我没敢回家，而是和一个叫金彦民的一个工友一起到他们家喝酒……
这件事如果父母知道了，挨打是小事，说不定还会闯出什么大祸来。于是，我瞒着父母，有去学校补习了。其实这也是一件“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的事情。半个学期内，我在学校里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终于到了该回去伸手要钱的时候了。父亲和母亲看我回来，都没有说什么？唯恐他们的儿子有什么闪失。晚上了，母亲终于憋不住了，她跟我笑着说：“相华你在桥梁工区和人家干架了，还是咋地啦？”还没等我说话，父亲就接过话茬说：“你在工区干活那钱，你表哥通过他们工长给你要回来了。”母亲也没有说什么，而是按着我的要求给我拿上了学杂费用。”我红着脸，默默地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1992年，我和弟弟都开始参加高考，母亲说：“别看咱家困难，如果你和相峰（弟弟）都能考上大学，我和你大（父亲）商量在村里唱一台电影。”母亲深知自己一生没有文化的遗憾。为了供养我们读书，她一次又一次东挪西借，然而就在那一年高考前夕，她却把我们家唯一的一只母鸡杀掉了。这可是母亲一手培养的心物啊，母亲从这只母鸡的身上不知榨取了多少参差不齐的角票，才使得我的读书生涯一次又一次续上了“烟火”。然而，那一年弟弟以微弱的优势名落孙山，而我也是以“无可告人”的分数，彻底告别“校园江湖”，走上了一条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从锦州的砖厂到盘锦的芦苇荡，从北京的建筑工地到天津的锅炉房，为了生计，我当过乞丐，扒过车……
1995年的时候，我人生的命运跌倒了低谷。那一年，我25岁，我干了一件最成功的事，就是我与她离婚了，而且我是被告。如果再加上此前的高考失败，我已经成了一个“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的家伙。那一年，为了还债，父亲把他心爱的镐辐车和一匹保揣驹的枣红色马卖给了村里的一个外姓人。那一年我们家也没有养猪和鸡。母亲的心情比较焦躁，一条薄薄的浅灰色旧方巾，已起不到防寒的作用，额前苍白的流海显得十分凌乱。北风呼呼地吹着断瓦残垣的院落，没有一丝的生气。为了度过漫长的冬闲日子，父亲先前就和哥哥还有村里的几个壮丁一起去盘锦割苇子了。
由于家庭的变故，我还有一些琐事需要处理。母亲说话了：“你爹都去割苇子了，你为啥还在家转悠啥？”母亲从炕头抄起了笤帚嘎达，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扫荡。尽管我“以臂为盾”，我的鼻子上还是挂了花。
我到达盘锦苇塘的时间要比父亲他们晚几天。盘锦这地方的日子明显要比我们老家富裕得多，每家每户除了能看到有很大的稻草垛以外，有的人家还在河泡子的周围扎起了栅栏养起了螃蟹。有的地方已经结冰，有的地方在太阳的照晒下，冒着热气。或远或近还能听到“轰隆隆”地打稻谷的声音。经过了两天的颠簸，我找到了父亲他们的“驻地”——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刘家村。
“好男不进苇荡，好驴不进磨坊。”小鸡叫过头遍，包工头就过来叫人了。我们的早饭很简单，咸菜、馒头。然后每人带好镰刀，草绳，绑好鞋子。谁做饭还要用笼布包一些热乎馒头，外面用塑料布再包上几层，最后用一个破棉袄包扎好。父亲没忘记带上磨石，又嘱咐一下大家一些细节，是否带些草绳或是打捆的架子等等。我们五六个人，悄悄地推开门，披着星光上路了。从塘铺到段上大约有20里路，呼呼的北风刮在脸上，像用小刀割肉皮一样，火辣辣地疼。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天有些亮了，我们走到苇塘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我要和父亲，还有我们同村几个壮汉把眼前这片浩瀚的芦苇荡消灭干净，回家过年。承包苇塘的老板叫赵三，他的弟弟赵四是监工。我们来割苇子的时候是借了苇塘老板的钱做路费来的。刚来时候每人一双“棉捂了”还有生存必备的粮油，都是老板先垫付的。而所有的支付最后都要从我们割苇子的工钱里面扣除。苇塘老板要想多赚钱，必须确保两个条件：一是不能让我们这帮“塘客”跑了；二是饭要少吃，活要多干。老板的所有利润也都在这片芦苇塘里。苇塘里的“塘客”大多是敖汉人，因为我们那里的人穷能干，距离盘锦又近。此前，我还听说又一次敖汉的在盘锦割苇子的民工，在回家的时候大客翻车的事故。
我曾把这次割苇子人生经历比作一场“人生的长征”，也是一场历经苦难辉煌的“悟道”。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炼狱般的奋斗啊，其中有两个伙计实在坚持不了，半夜逃跑了……经过50天的艰苦奋斗，那三十捆一堆的苇垛像一座座碉堡立在白白的雪地或冰面上。父亲和我，还有另外两个兄弟就像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事业”。
然而，结算的日子并不顺利。因为此前有两个伙计半路逃跑，老板要把他们赊账的钱从我们剩下几个人的工资当中扣除。结果，我和承包苇塘的老板赵三的弟弟赵四干起来了，而且还动了刀。最后在房东老板娘的劝说下才得到了和解，我们虽然没有拿到全款，事态却也没有更大的发展。赵四临走时还扔下了一句狠话：“看到老板娘的份上，就给你们这些钱，如果不要，你们愿意哪里告就哪里告去……”说完便扬长而去。房东老板娘说：“你们最好今晚就回家吧，赵四是我们村里的一个混混，万一明天找上门来，你们一冬天割苇子的工钱恐怕一点都剩不下了。”于是，父亲带着我，还有村子里的两个弟兄，从胡家镇刘家村逃亡二十里地以外的沟帮子，然后又从沟帮子坐火车到锦州。
在锦州长途客运站转车的时候，我用割苇子的钱买了一本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在《平凡的世界》里，一群普通人演绎着悲壮的人生，他们用顽强与拼搏，演奏着生命的交响乐章。书中的孙少平是敢爱敢恨、脚踏实地和愤世嫉俗的人物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尤其是他通过劳动和学习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
母亲一生中打了我三次：第一次就是我和哥哥一起下河，差一点没淹死，让我懂得了生命的可贵。第二次，就是让我跟着父亲去割苇子，让我懂得了人世的艰辛；第三次母亲打了我，让我从此走出了那个家门、走出了那个村庄，最终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身份的根本性转变。
1995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是我和父亲从盘锦割苇子回来的第二天，母亲就对我开“杀戒”了。那一天，我正坐在炕头上如饥似渴地读着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精彩细节。而此时的母亲已经出离愤怒了，而我却毫无察觉。“啪啪！”母亲手中的扫帚疙瘩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我坐在炕头上还未曾缓过神来，接着就是母亲疯一般地训话：“你念书的时候干啥去了，现在才想起读书！一早晨起来，你他妈坐在炕头就没动地方。”母亲虽然不识字，她那恨铁不成钢的性格，是绝不允许一个光棍子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哪怕是每一分每一秒。我来不及穿鞋，就逃到了后院的哥哥家。哥哥问我的脸怎么啦，我说“娘打的”。哥哥说“因为啥？”我说是因为“路遥”。哥哥那时候也不知道“路遥”是谁？可能觉得是一本书吧，他就让嫂子给我整一口吃的。我已经顾不得脸面了。我一定要在离家之前把自己的肚子填饱，否则还有更惨的事情等着我。哥哥看我狼吞虎咽地吃，也叹出了一口长气。
年终于过了，祖宗牌位也撤了，转眼已到了1996年的大年初四。我趁着屋里没人的时候，背上那个年前就准备好的牛仔包，把路遥的那本《平凡的世界》放在最上面，然后拉上拉锁，沿着当年落榜后从学校逃回来的那条“陆相华”小道，逃也似的，向着火车站奔去……
我通过逃票和半逃票的方式，来到了北方呼伦贝尔的姨妈家落脚，并且在一个叫“大雁”的矿区小镇成为一个小煤窑的采煤工。在大雁的的四年，我月月上满勤,年年上满班。刚下井的时候，由于井下业务不熟悉，难免遭到工友的歧视，每天下来，比别人流的汗水要多，出的力气要多，背地里流的泪水也多。几年下来，我成了采煤工中的一名骨干，还当了班长，后来又当了队长，甚至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写点东西。在煤城的四年，我写出来《明月千里寄相思》《母亲的脚步》《星星点灯》《因为梦着我的梦》《河水弯弯》《花开花落》《九月九的酒》《往事如歌》等系列散文。曾有记者以《写给流浪者的歌》为题对我进行了专访，从此，我成了矿区的“名人”。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2000年，全国煤炭行业实行“关井压产”，我们所在的小井也未能豁免。于是，我又买断工龄来到了上海。在上海的日子里，父母也曾在我这里逗留了几个月。有一次，我牵着母亲的手到公园遛弯的时候，提及了几次我挨打的事情。母亲红着脸对我说：“打你们一点都不多，不然你们就完蛋了。”我还和母亲谈及那年偷绳子，为啥没打我？”她说：“你那时刚刚接触社会，当爹妈的没嘱咐过你，我们也有责任。”这是一个不识字的母亲说的话吗？每每想起这些，我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清明时节,绵绵的春雨淅淅沥沥，缤纷的雨丝或冷或暖，犹如一根根银针，落在泥土里，落在我冷清的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