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都要爱的人

母亲去世七年多了，还经常悄悄来梦乡看我。一直想写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却总是无从下笔。我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时间只有十一年多，对母亲的了解很不深刻全面，怕写肤浅了，有损母亲的形象。最近整理家庭相册，居然没有找到几张母亲的照片，我心里很内疚。

1977年9月，我刚过完11岁生日，就考入纳溪二中读初中，到1981年7月高中毕业，一直在学校与父亲一起居住。纳溪二中是位于纳溪县白节区离场镇2公里多的一所农村中学，父亲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每周六放学后，我们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小路回家，干一天农活，星期天晚饭后，又赶回学校。周末成了我们全家团聚的日子，母亲总是要煮一碗腊肉，推一锅豆花，炒两个小菜，让一家人坐在一起打一顿牙祭。那时，农村很穷，吃有肉的饭被称为打牙祭。一个星期能打一次牙祭，是很美好的生活。母亲为了让我们每周都能打一次牙祭，健康快乐地成长，每年都要喂一、两头猪。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种庄稼要交公粮，杀的猪肉也要交一半给国家。除了杀猪当天按习俗请邻居吃一顿外，母亲总是把剩下的猪肉制成腊肉，计划好，保证一家人一年到头每个星期都能吃一次肉。这个习惯，母亲一直坚持到八十岁，2004年，父亲患了结核性胸膜炎，为了方便治疗，不得不搬到白节镇街上居住，才没有喂猪了。老家的猪圈在厨房外的木楼下面，一日三餐，母亲都要把猪食装在木桶里，提到楼下去喂。母亲年迈的时候，提着几十斤重的猪食桶下楼，不仅很吃力，而且很不安全。早在她七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劝她别再喂猪了，母亲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家中有粮，心头不慌。”

我1981年9月考入宜宾卫校，1984年8月毕业在县城工作，2002年9月调泸州市后，与父母亲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只有节假日才回老家去看望他们，一年就几次。我对母亲的了解，主要是每次回老家帮母亲煮饭的时候，我在灶门前烧火，母亲在灶背后一边做饭，一边给我讲家中发生过的事。还有就是年龄跟母亲差不多的老邻居周大娘，每次碰到我，都要给我讲母亲生我的故事。最全面的一次了解，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写了一篇怀念母亲的祭文，让我在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拜读。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全家老少二十余人，跪在母亲的灵柩前，泣不成声。

周大娘多次告诉我：“你妈生你那天，上午还跟我们一起在生产队点豆子，中午听到娃儿哭，才晓得你妈生你了。”母亲1966年4月生我的时候42岁，已生育三儿两女，还能在家中顺利地把我生下来，真的不容易。母亲出生于1924年2月，18岁时与我父亲结婚，1945年生的大哥三岁多就生病夭折了；1948年9月生的二哥，1954年6月生的三姐，1958年2月生的四哥，1963年10月生的五姐，全部健在。经过百年战争创伤之后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鼓励多生，一个母亲生五、六个孩子，在农村很普遍，生得越多越光荣，我们生产队最多的生了十一个。父亲解放前毕业于川南师范学堂，解放后在离家较远的龙车小学教书，1958年创建纳溪二中时，才调回白节。我经常在想，母亲一个人在乡下，是怎样把我们五姊妹拉扯长大的呢？

母亲经常含着眼泪给我们讲1958年到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艰难岁月。国家搞大跃进，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实行集体耕种，乡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大队成立了伙食团，社员一律吃伙食团，不准在家里煮饭吃。家家户户的铁锅都上缴拿去炼钢铁去了，主要劳动力也炼钢铁去了，秋收季节，劳力不足，庄稼欠收，伙食团供应不足，冬季开始闹饥荒，死了很多人。当时，我二哥十岁，三姐四岁，四哥刚出生，没有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很受伙食团欺负。有一天，二哥端着一个盆子去打一家人的饭，只得了几个小红薯，递到母亲手里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哇的一声就哭了。祖母对我父亲说：“你还是把工作辞了，回生产队来劳动吧。要不然，你的三个娃儿恐怕养不活哦！”父亲跟我母亲商量：“要不要把工作辞了？”母亲很坚决地说：“你安心在学校教你的书，我保证把几个娃儿养大。”最艰难的时候，母亲把伙食团分的东西全部分给三个娃儿吃，自己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外婆家劳力强，大舅、二舅都是很壮的汉子，伙食团分的食物基本够吃。他们那个大队执行政策没有那么“左”，给每家每户留了一点自留地，自家种的粮食有结余，就经常接济我母亲，才保住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直到1960年春天，伙食团解散了，给每家每户分了自留地，我们家才逐步摆脱了困境，四哥四岁多了才站起来走路。父母亲对外婆家一直非常感恩，大舅年迈的时候患了慢支炎、肺气肿，一到冬天就累得喘不过气来，就赶到我们家，找我父亲看病开处方。每次来，父母都要留他多住几天，帮他熬药，好饭好菜招待。外婆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临终前几年，眼睛几乎失明，父母经常带着鸡蛋、糖果要去看望她，帮她洗澡。每年初一天，我们全家人都要去给外婆拜年，外婆都要给我们压岁钱。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五姊妹家中有六人先后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在城里安家落业。如果大跃进时，父亲辞职回农村去了，家中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我们家的日子都过得很难过。土地集体经营，生产队的粮食分为基本口粮和工分粮。我们一家六口人，只有母亲、二哥、三姐在生产队挣工分，我和五姐、四哥先后在读小学、初中、高中，虽然放学也要去割牛草交给生产队，但是挣不了几个工分。我们家要倒补钱，才分得到基本口粮，根本不够吃。母亲就发动我们放学后到刚收割了庄稼的地里去捡粮食，春天捡麦子，夏天捡谷子，秋天捡红苕。当时，农村都很穷，捡粮食的人成群结队，一天到晚捡不到几粒粮食。母亲就一年四季变着花样，把大米和粗粮搭配起来煮给我们吃。春天盐菜汤下煎麦粑，夏天玉米粑下稀饭，秋天蒸红苕饭，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打糍粑，过生日煮个鸡蛋，过年杀个母鸡，无不做得香甜可口。冬天粮食不够吃了，就去找亲戚朋友借，第二年秋收后就还，从不拖欠。母亲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做人一定要讲信用。”为了节约开支，一家人穿的衣服全由母亲缝制，大的穿不得了，就给小的穿;小的穿不得了，就把大块的布剪下来，用米汤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约半寸厚，用麻线纳成鞋底，给一家人做布鞋，从来不浪费。当时，买布要布票，母亲就把全家的布票集中起来，提前计划好，保证每个人过年都有一件新衣服穿。她缝衣服的手艺很好，邻居们经常找她帮忙，她从来不收工钱。日子虽然过得很穷，却很快乐。

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给每家每户经营，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父亲1979年退休后，回农村跟母亲一起住，每个月有四十多元的退休费，基本生活有保障。1988年，我结婚后，五姊妹都成了家，家里没有负担了，父母可以享清福啦。但是，父母亲仍然闲不住，一直坚持种庄稼、喂猪、种果树、养鸡，到八十多岁才歇了下来。平时，还要带孙子，谁家有事都要去帮忙。

日子富裕起来之后，父母亲仍然很节约，有时甚至有点“抠门”。逢年过节，我们回家去看望他们，剩菜剩饭比较多，他们从来舍不得倒，有时要吃几天才吃得完，我们很担心食物变质后吃了中毒，好在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不仅自己的旧衣服舍不得丢，还捡我们淘汰了的衣服穿。我们过意不去，就买新衣服送给他们，他们却舍不得穿。父亲经常教诲我们:“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母亲2012年6月去世时，他们竟然存了近16万元。当时，父亲的退休费才2590元一个月。把母亲安葬后的第二天，父亲把全家人喊在一起，立下口头遗嘱:存款交给四嫂保管;退休费交五姐管理，用于他的护理和生活费开支;待他去世之后，所有结余五姊妹平分，一定要保持团结和睦。我妻子说，母亲去世之前，父亲肯定担心自己死在母亲前面，母亲没有生活保障，给她存了一笔钱养老。母亲先走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就钱都不管了。

父母亲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子孙的成长。二哥文化大革命前初中毕业，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比较拮据。两个女儿先后考上中专后，每学期开学筹集学费和生活费都比较困难，父母亲总是及时送上一部分生活费，借一部分学费给她们。以后，不管那个孙子考上大中专学校，父母亲都要资助一部分学费。谁家修房、购房、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都可以跟父母亲借钱;但是，到时必须还。母亲常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一碗水必须端平。”我结婚后，每次带妻子、女儿回去看望他们，母亲都要为我们换上洗干净了的毛巾、床单，做很多好吃的。走的时候，还要给我们包腊肉、香肠、鸡蛋、新米、柚子等很多东西，让我们带回家去吃，还要送我们很长一段路，直到看不见背影了才返回。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她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天。一年前，母亲因肺部感染，到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出院后，晚上起夜不小心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经过半年卧床休息和治疗，可以下床杵着拐杖行走了。没过多久，又在家里摔了一跤。父母亲怕影响我们工作，就没有告诉我们，父亲自己开中药给母亲治疗。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回家去，发现母亲背、髋部都睡起褥疮了。褥疮非常顽固，很难治愈。母亲在褥疮的痛苦折磨下，在床上躺了半年多，度日如年。我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要到北京去学习一个星期，回来后，再来看您！”母亲平静地说:“你放心去吧，我心里没有病，还可以活一段时间。”我第一次感觉母亲的手因长期艰苦劳动被磨得很粗糙，老茧很硬，虽然瘦得皮包骨头了，还很有力。我到北京学习的第四天上午九点，刚走进教室，就接到二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拉着母亲的手不放，说还没有断气，要等着你回来。我说，你们照顾好父亲，我马上就回来。当天傍晚，我赶到家中的时候，母亲已躺在灵柩里，十分安祥。

一年半过后，父亲也追随母亲去了，享年九十岁。我们把父亲与母亲安葬在一起，希望他们在天堂相濡以沫。

   安息吧，父母亲！您们是我死了都爱的人！

我终于含着眼泪，完成了一个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