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诗人的家国情怀

李白、杜甫、白居易，唐代的三大诗人，他们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登高》《琵琶行（并序）》,都是他们失意之时写的。同样是写失意，在情感表达上各有不同，但都不失家国情怀。

纵观整个唐诗，诗人在情感表达上，虽然也有轻松愉悦情绪的流露，但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抑郁伤感、甚至是愤懑的情感基调。这种伤感，又更多地是由于自己的理想志向不能实现造成的。他们的理想志向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文人的这种心理秘密，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都是有责任感的、有家国情怀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也不例外。

先来看李白，他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安世济民”、“功成身退”是他一生的愿望。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经朋友推荐，被唐玄宗征召进京。他对这次长安之行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到了长安，只任了个翰林供奉的闲职，并不能施展政治才干。

况且在任职期间，他傲视权贵、粪土王侯，不愿趋炎附势，又得罪了当红太监高力士等人，便遭到排挤。天宝三年 (公元744年)，被唐玄宗赐金还乡。冷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在极度悲愤惆怅的心情下，离开长安，继续他的漫游生活。

他带着唐玄宗赐的金子一路东行，在洛阳遇到了杜甫，后来又在开封、商丘一带遇到了高适。三人结伴而行，一同前往山东蒙山等地游览。后来杜甫西入长安，高适北上济南，李白打算南下再游吴越。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借以排谴内心的苦闷。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诗中虽然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消极情绪，但整个人生的基调还是积极向上的。一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道出了千百年来多少怀才不遇者的抑郁之悲，树起了一座封建文人所特有的精神丰碑，体现了他一贯的豪放飘逸风格。

再看杜甫的《登高》，这首诗是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他寄寓夔州时写的。此时“安史之乱”已结束4年，但地方军阀乘机争夺地盘，国家仍是一片混乱，民不聊生。这让他整天忧国忧民，愁肠百结。

杜甫的这种郁闷，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里有时代的苦难，也有个人生活的艰辛，再加上李白、高适等好朋友相继辞世。所有这些，都像浓云一样压在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于是，为排遣抑郁，他抱病登台，感叹韶光易逝、命运多舛、壮志难酬，表达羁旅之思、孤独之愁、暮年之叹、疾病之痛。

和杜甫一样，白居易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同样怀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跟藩镇割据有勾结的朝中重臣派人刺死宰相武元衡，时任东宫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上书请求缉捕凶手，最终以越职言事的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与琵琶女能够在凄切的琵琶声中心灵相通、同病相怜，让萍水相逢成为了心灵知音的相逢，就是因为两人有着相似的人生际遇。他由琵琶女的倾诉，想到自己的被贬，既悲琵琶女的悲凉身世，又悲自己的谪居荒僻之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重感伤交融在一起，怎能不让人悲怆满怀、泪洒青衫？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当年的李白是何等的壮志凌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年的杜甫是何等的豪情万丈；“纵有狂风拔地起，我亦乘风破万里”，当年的白居易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但时过境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从三大诗人的失意之作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飘逸的长者，看到了一个衰病的老人，看到了一个失意的士人。他们都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终归是事与愿违，只留下这千古名诗，任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