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路遥笔下的乡土书写

路遥作品的内容着力于展现陕北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思想、情感和认识的变迁，他的笔下反映着传统生活与现实突破在黄土地上是如何共同发生的。作为一名作家，他有一颗热枕的金子般的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热爱和虔诚，让他从这片土地上源源不断的得到创作的灵感。但是也正由于这种热爱和虔诚，局限了他的写作视野和格局。

一、乡土书写的构成要素

读路遥的作品，扑鼻而来的就是一股黄土渣子的味道。没有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也缺少鲁迅先生笔下文字的老道成熟，俨然如初写小说之人。不过读的多了，也能感受得到路遥笔下文字的厚重感。其实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西清涧县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村家庭。那个年代饥荒横肆，路遥的姊妹兄弟又多，作为家中长子，七岁那年被父亲过继给离家百里之外的伯父家中。或许正是由于童年这种被抛弃的经历，他的性格忧郁内向。但同时苦难的生活，也让他愈发坚强。在那个年代，忍受饥饿读完中学，然后有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经历：当过教师，工人，甚至是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最后当他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柳青等人的影响下开始了文学创作。路遥在许多场合都将自己定义为：“农民的儿子”[1]，没有人比他更为清楚这片黄土地上的变化，还有农民的生存现状，他始终关注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思考着。他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汲取着文学的营养，从而以独特的乡土哲思进行文学书写，而构建要素大抵有如下要点：

（一）叙事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欧美风尚，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让许多作家找到了新的突破点。在许多作家从外国文学中汲取新的创作方法的时候，路遥依然、承袭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路线。

路遥作品，无论是从故事的构建，还是人物心理活动以及人物的外在特征描写上，都带着鲜明的陕北风格。例如：作品中的信天游、链子歌是陕北特有的民俗，人物形象也是典型的羊肚子手巾配汗褂子。这得益于他长期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所以更能够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生活常态。所以读路遥的小说会给人的感觉是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和你拉着家常聊着天，不经意间叙述着这片黄土地上平凡而动人的故事。另外，路遥也常常借着文学作品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如在《人生》当中，他这样写道：“人生啊，是这样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也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象流水一般，有时是那么平展，有时又是那么曲折。”[2]86像这样富有哲思内涵的语言，在路遥的文学作品当中数不胜数。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基于路遥对黄土地上人们美好人性的一种深思。因此是比较符合人民大众口味的哲学化的叙事艺术。

（二）语言特点

前面我说路遥文学作品当中的语言土到掉渣，但细品之下，却有一种生活的沉重感在里面。其实在读路遥小说的时候，读者们应该都能感受到一种亲切感，那种从容不迫的讲故事的风格，这大抵是由于他朴实、深沉有力而具有陕北方言特色的语言。作为黄土地的赤子，他把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之情核对这片土地上敦厚朴实的农民的同情，全部付诸于笔端，融入到他的小说语言当中。他的语言丝毫不含蓄，热烈、奔放就像陕北的秦腔戏剧一样。

而且描写日常生活的场景时，他把陕北特有的方言口语融入其中，其中包括对人的称呼，特色吃食，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如在《人生》当中，刘巧珍问高加林表达爱意时所说的：“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咱俩一嗒过哩。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们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2]47按理说表达爱情时，我们应该缠绵浪漫，可路遥偏反其道而行之。这样淳朴、率直，甚至有些泼辣的语言，却完美塑造一个农村女孩子大胆追求爱情的情节。这个没有文化的女孩，在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时，简单坦白，却又能让人感到心酸，这也注定为其爱情的悲剧埋下伏笔。此时路遥的语言艺术运用已经相当灵活，他的语言会在城乡交叉地带不断的转换。刚叙事对象切换到城里时，他以普通话书面语去写作。而当叙事对象转回到农村时，他又会运用陕北方言书写。[3]

正是由于路遥在叙述时，这种在普通话书面和陕北方言之间的自主切换，注意把握陕北方言的灵活运用，善于思考当地的用语习惯，琢磨每个人物内心的挣扎和变化。事实上，让他这种土到掉渣的语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当然，我们客观的去看待他的文学作品，其实在语言方面的缺陷还是比较大的。从文学的审美角度来看，语言上还是存在冗、杂、长的问题，达不到好的文学作品所要求的言简意赅，精炼之美。

（三）内容取材

“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4]68这是路遥在茅盾文学颁奖典礼上的致辞。纵观路遥的文学创作，没有一部作品离开黄土地，匍匐在黄土高原之上，像一个悲壮的歌颂者。他以黄土地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生活点滴到国家大事，由乡村土改到城市化进程，由个人命运延伸到社会突破。凡此种种，都成为了他的写作对象，他关心农民生活中的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甚至比关心自己还要上心。在这片黄土地上所上演的一切，都将成为他作品的永恒话题，而这些大概也就是所谓的原始素材，都是他从现实生活中抽丝剥茧出来的。因为是据实摹写，所以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就有着人物真、情节真、环境真的特点。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要素，路遥在其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不一样的“乡土世界”。不同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沈从文的边城、鲁迅的鲁镇。路遥的乡土书写是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我们能够感受到的。

二、传统与突破

这里的传统与突破都有着双层含义：一方面，是指路遥写作观念的“传统与突破”；另一方面，是指生活的“传统与突破”。

（一）写作的“传统与突破”

1.写作的“传统”

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正历经着西方创作观念的深刻涤荡。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方面我们都是在闭门造车。尤其在文学上，文学作品一味地追求时代生活，表现社会环境，偏向了政治化、社会化，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上，压抑了太久的读者迫不及待地摄入从欧美传入的各种文学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这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一时间冲斥进入中国文坛，整个文学界正处于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风潮转变当中。曾经备受推崇的现实主义写法已经沦为“庸俗的写实主义”被大加批判，而此时的路遥正在准备写《平凡的世界》。实际上路遥并不是不熟悉这些西方的理论，他在延安大学上学时便已经涉猎了大量的中外长篇小说，其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还被路遥反复地阅读和比较。但是路遥最终选择了逆着时代潮流写作。正如路遥自己所说的，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一种精神。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一个对陕西文坛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柳青。路遥曾亲切的称呼他为“教父”，柳青之于陕西文坛确实配得上教父这个称号。路遥从柳青身上所传承而来的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和追求精雕细琢的写作艺术，还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无怨无悔的献身精神。柳青为他的《创业史》献身，而路遥也同样为他的《平凡的世界》献身，所以尽管他和柳青创作时代不同，但二人在文学的创作方向上是具有一致性。在柳青的创作年代，主流创作方向是文学为政治服务，因此，柳青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社会的突破和变迁，决定写出一部关于农村合作化道路的文学巨著，从而有了《创业史》。路遥则将创作目光投向了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变迁，正如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是这样写的：“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期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式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的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4]146，如此就有了《平凡的世界》的问世。

 2.写作的“突破”

路遥创作的时间跨度主要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期间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涌入进来的不仅是市场经济，各种西方的文化思潮也纷至沓来，作为一名作家，路遥自然也能敏感的察觉到这种现象。他不可能察觉不到正在勃兴发展的现代主义，但他依然选择现实主义的描写，恰好证实了他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极高自信。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却依然可以窥见在现实主义架构之下存在的点点星火的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比如说在《平凡的世界》当中关于外星人的描写，这不同于大多数现代主义作品的的荒诞不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去也能够说明一种创作上的选择性，一方面，作者有意通过这一段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反映中国社会状态发生的转变，积极接触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这一趋势。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衬托少平对晓霞的感情，其实细想，如果不用这种天马行空的描写，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表现出少平对晓霞纯粹的感情，他们俩的爱情本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如梦如幻，势必需要一种魔幻的东西来给这场注定无疾而终的爱情画上句号。又比如对于孙少平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性格中的忧郁气质实质上就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混合的产物，他所经受的苦难是诗学中抗争意志与包容的统一，一方面他是心地质朴的老百姓，另一方面他是不甘心的、有尊严的、敢拼闯的平民英雄。他救下嘲笑自己的侯玉英，却不图报答；他对曾经在爱情上伤害过自己的郝红梅，仍能以德报怨；他救下被包工头胡永州欺负的小翠，因此被开除，却依然将仅剩的一百块的血汗钱留给小翠，而毫无怨言。路遥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苦难的诗学，那种向前、向远的奋斗精神，那种理想主义中展现的忧郁性格，都是有别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5]

正如评论家白描认为，“路遥的现实主义书写最大的特征就是温暖与爱心。路遥作品不以冷峻无情的现实批判见长，诗意是他赋予传统现实主义的新特征。”[6]

（二）生活的“传统与突破”

1.生活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所以乡土成为每一个作家在文化遗传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血缘，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路遥作为出生农村的作家，他从小经历的环境中仍然保存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血脉。因此，这种乡土性是烙刻在他精神世界的图腾，给予他独特的乡土情怀、人文血脉和审美品格。再者，出生于革命圣地延安，自然在内心深处也深受着革命传统中红色文化的影响，从而衍生出积极乐观和豪迈激昂的创作热情。

在这两者的影响下，首先，他很难接受工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的冲击，他的情感依旧系在沟沟峁峁的黄土地里，依然心向着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但，无论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抑或是文学发展的潮流，都不允许他再回顾过去，要求他必须将自己处于一个中介的位置，这体现在路遥的文学表达中就是所谓的“城乡交叉带”[7]

而生活传统的另一方面，在于他的伦理表现。在作品《人生》中，路遥并不否认高加林通过个人奋斗，从而改变命运的这一现象，也并不留恋农耕生活。表现在作品中，他对主人公向往城市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但是，路遥又同时限制了男主人公的追求，他认为男主人公在追求个性自由的发展的同时，应该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故而在男主人公抛弃了巧珍之后，他必然也应当受到惩罚，所以他也被黄亚萍所抛弃，从而最后又回到了这片黄土地上。显然，路遥在这运用自己的笔触，捍卫着传统的道德理念，同时也揭示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狭隘性。

2.生活的“突破”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个人命运的走向安排上,也可以看出路遥将乡土叙述延伸到更为广袤地土地当中,高加林在《人生》中，从回归——出走——回归，不过是走了一个圈,最终回到了起点。但孙少平和孙少安两兄弟却在作者的匠心独运的笔触下,少安留守农村,通过个人勤劳且敢于拼搏的抗争精神，俨然一改往日的烂包光景，成为一位农民企业家，至于少平，尽管失去了爱情，又经历了生死考验，但他依旧不改初衷，也确实走出了双水村，算半个城里人。比起高加林，他们实现了生活的突破，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皆是如此。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全景式地为我们展现从双水村到原西县、再到黄原乃至省城的改变，上到领导干部、下到平头百姓，他们都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热情，十年浩劫带给党和人民的苦难在此刻仿佛烟消云散，大家都干劲十足。

而对应到现实当中，《人生》的成功使路遥在生活中饱受苦恼，一时间，他仿佛到达了一个瓶颈期。同时，又要受到文坛上的各种纷扰，这样的环境显然不适合他继续深情的抒写陕北，他迫切地想要为这方土地留下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他不想像柳青一样留下遗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这样写道：他感到室内的工作可以暂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及所谓深入生活。你很难想象，一个刚刚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在陕北的土地上，提着一个装满书籍材料的大箱子，四处奔波，四处打听，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百姓，仿佛这一切都充满好奇。正是这样一种材料的储备，使他在《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当中表达出对于中国农民充满着焦灼的关切之情，而且更多的是关注他们在新时代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止是欢乐，他最早的意识到了广大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但他又为自己的乡土做了无声的辩解，而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平凡的世界》当中就是少平的离开，却再没有写归来。

三、局限与不足

作为一名作家，路遥的创作热情和他所奉为圭臬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时至今日，仍然让我们受益匪浅。无论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能够从中获得奋斗的价值取向。而我们之所以至今仍去讨论路遥的文学史地位，一方面来自其虔诚的书写姿态和对当时社会真实再现 ，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其英年早逝带给文坛的无限遗憾。但不可忽视的是路遥的文学创作是存在缺陷与短板的，至今为止，路遥的文学创作饱受文学评论家诟病的地方有很多，叙述上的主观性带来的故事情节冗长繁杂；故事题材上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小说中人物群像描写的雷同；大多数文字语言缺乏审美感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已早先被发掘出来，笔者在此便不再赘述。我只说作家自身经验和情感的过分介入，使得他的作品缺乏经典作品的耐读性。

纵观路遥毕生的创作，其小说故事背景都发生在陕北，而且几乎无例外的全是对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下城乡交叉地带的再现和抒写。主要描写对象几乎都是追求理想的年轻人，而内容也大多是以为人生奋斗为主线，以爱情为辅线所展开的。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在困难的日子里》中马建强这一形象就带有非常强烈的自传色彩，而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形象也蒙上了路遥自己的影子，甚至于少平、少安的奶奶，明明与村中其他老人同属一个时期，在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贫病交加，却依然健在于人世。这实际上就是路遥对自己祖母的一种遥思和寄托，正是出于对自己祖母的爱，他不忍将死亡加诸于少平、少安的奶奶身上。还有在《人生》中，高加林和黄亚萍的爱情故事，折射到现实生活中，正是他与北京知青林红的恋爱经历。[8]

现实主义创作来源于生活，绝大多数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不能脱离自我生活经验的，但是这一点在路遥身上表现的太过突出，我们说过犹不及。童年生活的贫困、爱情的失意、不成功的婚姻，这些仿佛都被路遥打上了标签，成为了路遥作品中最显著的特征。路遥自幼生长于乡村，创作也从未离开故土，这就让他和五四时期的那些乡土描写的作家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他对乡土也是哀其不幸，却始终无法做到怒其不争，也许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路遥笔下的乡土世界不能够协调好自我情感和现实表达之间的矛盾。而这归根结底是路遥本人只仅仅接受了三年正统的大学教育，完全属于一种土生土长的自成一体的写作方式，必然会导致其拘泥于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在创作视野上受限，在创作方法上受限。

路遥在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反复强调，作家的职责是表现生活，深入生活，故事是虚构的，但是感情绝对是真实存在，虚假的感情永远也无法打动人心。他的确用自己的一生的创作践行了一点，但不得不说他的感情实在太过洋溢，收敛的不够，直白的就如同他站在面前讲故事一般，正是如此呈现在作品当中，就是故事情节过于冗长繁复。换言之，他没有很好的处理好文学创作当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固然，他这种主观性的单向创造有一定好处，比如说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融入的个人情感和生命体验，那种来自生活当中的质朴的天然的东西，能够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这种直白的主观性创造，当他大篇幅的出现在小说当中时，很容易使整部小说嚼之无味，乏善可陈。因而在读过之后，人们往往只会记得表达的情感而忽视故事情节，忽视作家想要表达的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这显然达不到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目的，因为读者都会忽视环境的作用，往往代入到自身。那么，即便反复阅读，也无法再从中获得新的感知。因此上，尽管我们说路遥的作品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少有的精品，但却很难够得上经典，大抵就是缺乏世界名著那样反复阅读之后还总能收获的耐读性。

四、结语

在当下，文学的乡土写作总体缺乏明确的清晰的系统，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对于农业文明的关注。许多冠以乡土之名所从事的写作，实质上未能够真正深入到乡土之中，普遍存在以旁观者的角度书写乡土，角色上未能自觉转化，自然作品会浮于表象。而路遥具有系统化的乡土书写，对时下乡土文学的创作具有建构意义。同时，路遥又有着夸父般的文学姿态和文学创作精神。因此上，研究路遥，也有助于恢复文学的庄严肃穆，警醒时下虚无空洞的文学创作之风。

纵使再伟大的文学巨匠，也是光辉与不足并存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路遥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其引发的文学现象，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讨论，进一步商榷路遥的文学史地位，给予对路遥的文学史关注，不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意义重大，而且对于那些真正俯身在大地上创作的作家，也是一种肯定。如此，我们或许应该认识到：路遥研究仅是刚刚开始[9]。

参考文献：

[1]厚夫.路遥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01.

[2]路遥.路遥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1.

[3]王素.“交叉地带”的乡土话语——路遥方言写作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7.01.

[4]路遥. 早晨从中午开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01.

[5]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1.

[6]陈泽宇. 读懂路遥，我们还在路上[N].文艺报，2019.11.22.

[7]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07.

[8]段建军.路遥研究论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06.

[9]陈泽宇. 路遥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综述[J].中州大学学报，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