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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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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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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老宅院的记忆

我常常想起家乡的老宅院和生活在老屋的爹娘及哥哥弟弟、姐姐们。曾经七口之家虽穷但热闹的、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不再重现,感叹这个世界转眼间陌生的让人不可思议。

牛马粪与蛇

我家的老院子,原西、南两面有五间房是生产队的马厩和牛圈, 2间西房有六七头耕牛, 3间南房五六匹马。院子里飘散着牛马粪的臭味,夏天粪便的气味更熏人,苍蝇、蚊子乱飞,傍晚,黑头蚊子黑压压一片追着叮人,每天还要清扫院子里的粪便,人畜同在一个院子生活。在万籁俱寂的夜晚,马不时打着“噗噗”的响鼻,有时在睡梦中冷不丁被几声响亮的“噗噗”声惊醒。责任不在生产队,也不在牛马,先有马厩和牛圈,我们是后来者。东西南北的屋后是山药地,盛夏季节山药花盛开,地里都是白色或紫色的小花,场面壮观,构成一道非常好看的风景,我常常站在地边观赏山药花。在房屋西北角长着一颗常年绿油油的松树,是父亲和大姐从山里移植来的,伴随着这个庭院走过几十年风雨历程。西房后相距不足20米有一条常年流淌着山泉的小河,是村里人饮用水、洗菜的水源。那时人们对卫生与健康常识知之甚少,没意识到水污染对身体的危害,天真的以为川流不息的小河,白天被污染的水经过一夜流淌,若有病菌会随着流水消失,所以村里人一般选择早上从小河里跳水。女人们常在小河里洗衣服,在石头上举着棒槌捶打衣服,洗好的衣服晾晒到或平卧或直立的足有碾盘或磨盘大的石头上。这条小河沿县城方向而去,全长70多公里。小河估计有几百数千年历史,经过历年一次次山洪的冲击,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水潭,到底有多少清澈见底的水潭,谁也不知道。盛夏季节,河水温度不超过10度,我和几个小男孩偷偷溜出家门到水潭里洗澡,说是洗澡,不如说戏水,河水太凉,在水里停留几分钟便感觉浑身透凉,受不了。学校和父母不准孩子下河洗澡,怕出意外,深一点的水潭也有两米,为这事没少挨父亲的打,被老师罚站。水潭里还有成群结队的肉质细嫩的鱼,这种鱼后来才知道叫冷水鱼,比一般鱼的价格高出五六倍。

因为房屋与庄稼地、小河、草丛相连,夏秋季节常有毒蛇窜进院子四处游荡,寻找食物,主要捕猎对象为老鼠,但稍不留神便从门缝钻进家里,我小时候出现两次蛇进家光顾的惊恐场面,有一次还窜到炕上一摞被褥后面,可把一家人吓坏了,父亲费了好大劲才将这个“不速之客”请出去。

通向小河的羊肠小路,毒蛇在路上出没的频率极高,它有时在路旁的大石头上、河边的草丛里,高昂着头颅蠕动,吐着信子,雨后的中午喜欢在石头上晒太阳,大人小孩都害怕。夏天,村里的男人们打死蛇的事时有发生,蛇患在70年代成为一种灾难,被蛇咬伤的事不足为奇。窜进家的蛇一般不会打死,胆大的男人们先用棍子等家伙控制住,再用绳子套住蛇脖子送到村外。毒蛇是爬行动物,无法限制它的活动范围,爱怎么窜就怎么窜吧。有人说蛇的身躯像一条龙,是吉祥物,进家有好事发生。毒蛇两次进我家,也不记得给家里带来什么好运,如果硬要往好运上扯的话,那便是我一路西行,远赴新疆参加铁道兵改变了命运。

村里人普遍对蛇有恐惧感,对其恨之入骨,出门最担心的是狭路相逢,在田野里、山坡上一旦碰到,除非它逃的快,否则将葬身于乱棍、乱石之下。

后来这个院子的生态环境得到大大改善,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生产队的牛马驴羊等牲畜分到各家各户,院子里不再有牲畜出入,粪便没了,空气清新了,出现多年来少有的洁净。

位于院子西、南两面的房屋闲置多年,屋顶破损漏雨严重,无人修缮,墙壁多处被雨水剥蚀垮塌,很不像样,生产队弃置多年,父亲跑上跑下,层层获得审批后,带领哥哥和弟弟,在村里热心人帮助下,将垮塌的破房拆除,新建两间用以存放牲畜草料的简易房。南面的破房被他人建起5间砖瓦房。在我家正房的右侧,父亲拆掉猪圈,建了一间耳房。父母给我们三兄弟分家产时,东面的4间,哥哥和弟弟各两间,北边的一间耳房归弟弟,正房三间和西方两间归我。上村口哥哥居住着3间新房,弟弟2间新房,归他们自己所有。这样,新旧搭配,我们兄弟三人各分到5间房屋,这是父母用一生的心血创造的宝贵财富。对父母无私的、掏心掏肺的馈赠,我们回报的与他们的付出相比只是个零头,他们已不在人世,心里再多的感激、感谢、感动、感恩已经没意义了。

我们村地处驼梁山旅游区,原本不值钱的老屋因旅游业初见端倪,持续升值,2019年每间房屋的价格升至3万多了,随着旅游区道路的拓宽、配套设施的逐步到位,游客数量持续递增,升值空间很大。

白老师和王老师

我家老院的东房,前后有4对夫妻居住过。我和二姐、弟弟出生于东房。再后来,在村小教书的白姓和王姓老师及村里两对年轻夫妇均借住大约七八年。白老师一家在东房住的时间长一些。我大概两三岁时,白老师媳妇诞下一个女儿。

白老师调走后,王老师接过白老师的教鞭。王老师个子不高,小圆脸,说话时两颗钛金牙很显眼。他脾气暴躁,经常打媳妇,从屋里时常传出哭泣声。王老师对学生管得严,学生迟到、课堂上做小动作、不会做题等等,都要进行处罚。除了女生,大多数男生都被体罚过,通常是罚站两节课,教鞭、脚和巴掌伺候。我因为不会做题,领教了几次教鞭和巴掌的厉害,父母不心疼我,说不会做题就该打,打几遍就会了。奇怪的是,挨一次打长一次记性,遇到难题,茅塞顿开,突然会做了。

王老师的媳妇长得白白净净,很秀气,有点江南水乡俏美人的特质。礼拜天两口子钻在屋子不出来。一次,一个高年级学生找王老师有事,见房门紧闭,仔细一听还有动静,喘息声不断。他不敢敲门也不敢喊,知道王老师在里面。他从窗户的小窟窿往里一瞅,发现炕上的被子隆起很高,只看到一个人的后脑勺,后脑勺与被子一上一下地运动,幼稚、清纯的他感觉不可思议。他将这事说给几个同学,有的笑得怪模怪样,有的笑而不答,有的一脸懵懂,谁敢议论老师私生活呀,那个时代,大人对男欢女爱这类隐私讳莫如深,小孩子对性知识多数是一张白纸。

王老师在我二年级下学期便调走了,后来基本上一年或半年换一个新老师,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一至五年级学生的成绩普遍下降。

说到院子和发生在老屋的故事,我的爹娘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我的爹娘

守望老屋时间最长的莫过于娘爹。爹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出生于多灾多难的二三十年代,尝遍人间疾苦。母亲五六岁便跟着姥爷姥娘和舅舅姨姨四处讨饭,足迹踏遍保定阜平100多个村庄,有时要不到一口饭,饿的奄奄一息,晕倒在路上。在姥爷姥娘的呵护下,生活不管多么艰难,总算活下来了。父亲和伯伯还是少年时,鸡叫三遍就给黑心的地主送炭还债,几十里的路全是上坡的不小心便会被石头绊倒的山路,月亮升上天空才饥肠辘辘地返回,从春到秋,一年又一年,这样的日子不知熬过多久,终于还清爷爷在世欠下的债务。爷爷50出头一病不起,奶奶被债主逼死。父亲和伯伯、姑姑年幼失去父母,靠自己开荒种地维持生计。日子刚安定下来,又遇日本鬼子侵略华北,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伯伯参军为国杀敌,父亲跟一位脾气暴戾的木匠师傅在鬼子扫荡间隙学手艺。雪上加霜的是,这期间为保性命躲在深山里的几户人家,临时搭建的草棚及生活用品被一场大火烧光,所幸是白天,无一人葬身火海。

父母一生坎坷,过了一关又一关,哪一关都经受着意志的磨练和生死考验。1956年初秋,驼梁山一带连降20多天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特大暴雨像瀑布一样从天而降。我家三间石木结构的房屋被突然冒出的两股大水冲垮,不满6岁、卷缩在炕角的大姐死里逃生,年仅9岁的大哥跟着母亲逃生时,不幸被倒塌的房屋活活砸死,连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父亲怀抱着一岁的二哥(现在的哥哥),与村里几个男人站在房屋一侧的山梁上观察雨情、水情、山体、泥石流,躲过一劫。

爹娘没被一连串的灾难击倒,不甘俯首于突如其来的灾难,聚集在心头的万千愁云化作一腔泪水,河水般流了几天几夜,然后振作起精神向前走。看到活泼可爱的儿女们,爹娘增添了与困难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发誓要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艰难的生活处境。从伤心地大石湖村迁至老保沟村,从政府救济的100元中拿出30元买下4间有上百年历史的东房和一处残垣断壁,过着一贫如洗的苦日子。

爹娘像随处可见的沙粒和小草。他们幼时家贫没条件读书,都没文化。他们是特定年代、特殊生活处境中的幸存者,也是悲剧角色。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没成为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下的冤魂已经很幸运了。在死亡线上挣扎、处于水深火热中,保全生命比读书重要一万倍。生命都没了,还谈什么读书?在被日本鬼子追杀、性命难保的情况下,谁顾得上读书,除非有神经病!再说了,能读得起私塾、上得起学堂,能在民国时期二三十所大学其中一所就读,都是有权有势的官宦、拥有巨额财富的商人、地主、资本家这类家庭子女,穷人没权没势没钱,哪有读书学文化的资格?穷人没有改变命运的条件,只能听天由命。父母是纯粹的无产者,他们一生中没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有的是智慧和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自信和激情,有的是庄稼人吃苦耐劳、不甘被饿死、冻死、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质朴、善良、坚强如钢的品质。他们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与贫穷和饥饿较量,勒紧裤腰带、身上裹着破衣衫、咬紧牙关、历尽艰辛将我们兄弟姊妹抚养大,这种大恩大德,这种骨肉凝成的大爱,重于喜马拉雅山,如果用金钱来衡量,我想应该抵得上一座金山!

经过大灾大难的人,格外珍惜拥有的一切,勤俭节约是鲜明的特点和特有的美德。我们吃饭掉到炕上、桌上的饭粒,父母捡起来吃了,碗里的剩饭剩菜,他们一口口地吃干净。有一年夏天回家,看到西房里一堆不知缝补过多少次的烂布鞋,多数还有窟窿不能再穿,我便装进一只篮子扔到河里。父亲发现后,沿河打捞被河水冲走的烂鞋。他不无生气地说:你这娃娃,这鞋补补还能穿,丢了作孽呀!我说买新的吧,真的不能穿了。爹说买新鞋花钱呀!我丢鞋父亲捡鞋的故事,深深刺痛了我的心。爹和娘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该丢弃的物品依然当宝贝。

父亲幼年丧爹娘,青年时期痛失哥哥、大儿子和二女儿。二女儿—我的二姐出生不久被疾病夺去生命。

  铁的家规

老屋是我青春的记忆,孕育了许多值得回味的故事。我家吃饭的规矩是,父亲盘腿端坐在靠被褥的炕中央,我和哥哥弟弟、大姐二姐坐在父亲的两侧。面前是母亲端上来的饭菜,她围着我们忙个不停。我们吃一大半了,母亲才端碗细嚼慢咽起来,大热天还好,冬春气候寒冷,热腾腾的饭菜几分钟便凉了。家里规矩多。在炕上吃饭,必须盘腿端坐,不能随心所欲、东倒西歪。端碗吃饭时,碗底不允许触到手心,说乞讨的人大冬天暖手,才将碗底放在手心,意即长大后也会成为讨饭的人。我们兄弟姐妹刚学拿筷子时,母亲手把手地教,要我们将两根筷子的一端由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食指与中指夹一根,中指与无名指夹另一根。母亲说这样拿筷子的姿势好看,也拿得稳。

年幼时,我和弟弟将饭菜洒在炕上,手里的碗不小心掉地上摔碎了,吓得不敢出声,被母亲打骂一顿。被母亲教训几次,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吃饭都小心翼翼,生怕摔了碗,洒了饭。对母亲的教诲,我们言听计从,不敢反驳半句。父亲对我们管得相对松一些。母亲则注重细枝末节,方方面面都很到位。母亲的良苦用心,她的教育方式,也许苛刻了点,但对我们兄弟姊妹“化蛹为蝶”起了决定性作用,长大后,站、坐、行、端碗拿筷、上桌吃饭等姿势有模有样,挑不出毛病。

我家另一个规矩是,亲戚朋友在家吃饭,不许小孩上桌,怕不懂事的我们,将待客的好菜好饭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客人还吃什么?只有客人吃完剩下的部分,我们才有机会吃上几口。懂事的姐姐和哥哥舍不得吃,都叫我和弟弟两个“小馋猫”分享了。有时肚子饿得慌,吃得飞快,还没吃出什么味道便碗底朝天。想起这些事,酸楚的滋味不禁涌上心头。

与父亲最后一别

我思念老屋,心里更牵挂爹娘。过往已远,虽然青山黯然,落日无辉,每一个故事历历在目。996年中秋节后,我携妻女回家看望分别三四年的父母,在东房老屋与他们共同生活两天。母亲将埋在猪油罐里、舍不得吃的一块猪肉掏出来与豆腐、干豆角、山药等做成香喷喷的烩菜给我们吃。我和女儿碗里的肉都给了父亲,他吃得特别香,他和母亲平时吃不上猪肉,这块肉还是二姨看望父母时送的。那时我收入不高,刚买了房,购置了新家具,经济不富裕。临走,我给他们留下600元。

次年9月中旬,父亲带着怨气离开他生活41年的老屋,到四五十里外的河北阜平老家探亲,一个多月时间走遍了十多家亲戚。弟弟曾前往河北姥娘家去看父亲,可他没碰到父亲,父亲头天便离开,到另一个村的亲戚家了。弟弟捎话给亲戚将父亲送回,他自个儿回家了。父亲是重情之人,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看望众亲戚,冥冥中在他生命到达终点前,向他们一一作别。三弟返家10多天,从亲戚处得知父亲一周前便返家,却不见人。哥弟俩有一种不祥之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马上组织人去阜平寻找父亲。从这座山翻到那座山,地毯式搜索,第一天行程上百里,个个筋疲力尽,却不见父亲的蛛丝马迹,最坏的结局笼罩着每一个人。第二天增加人手,撒下更大的网,在父亲可能出没的地方查找。森林里人迹罕至,根本无路可循,乔灌木阻挡着去路,行走比较困难。杨、桦、柳、松等树木的叶子变成了金黄色,尚未落下,在浩瀚的原始森林里寻找一个人,如大海捞针。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然发现有人踩踏留下的脚印和折断的植物。循迹找啊找,终于在一处陡峭的山崖下的一棵树叉上发现了父亲,早没了生息。父亲因迷路,不慎掉下山崖而遇难,一个大活人变成一具表情僵硬的尸体!他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得知父亲遇难的噩耗,我痛哭不止,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悲剧既然发生,埋怨谁都不能让闭上眼睛的父亲活过来。父亲从水灾那年到他离世,和母亲在正房住的时间最长,在哥哥的东房里居住大概五六年。他78岁那年离开老屋便再也没回来。村里有个习俗,死在外面的人不准进村,更不准进家。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孤独地在东房老屋生活十多年,到大姐和二姐家,前后生活约两年多,然后被哥哥接回,住在上村口他的一间耳房里。哥弟两家轮流照料母亲的生活起居,直到母亲88岁那年离世。

母亲是最后一位离开那个老院子,离开老屋的家庭成员。

我的兄弟姐妹

在老屋生活的岁月里,我深深感受到,子女多的家庭,哥哥姐姐付出最多。当父母被生活的多重压力折磨的苦不堪言、喘不过气来、需要补充抗压力量、必须有人分担时,首当其冲做帮手的是哥哥姐姐。长兄为父、长姐如娘的古语便是这么得来的。大姐和哥哥的例子便是最有力的证明。以前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伯伯是革命烈士,为什么父亲作为烈士家属却享受不到抚恤待遇,这个疑问从我自身的体会找到了答案。国家规定烈士亲属的待遇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哥哥是烈士,弟弟不能享受有关待遇,弟弟是烈士,哥哥应该享受,因为哥哥为弟弟的成长付出了。我对弟弟的关心、呵护是尽心尽力的。因地界纷争,弟弟的一匹枣红马被人抢走,弟弟解决不了,愁眉苦脸地向我求助。我找县、市、省领导,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使他获得4000元赔偿。5年前他建房资金不足,我分两次打给他5万元。他没盖房经验,我专程回去纠正了门窗等几处不合理设计。4年前,弟弟一匹马被旅游区一位仗着有钱飞扬跋扈的老板,以擅自进入其地盘为由私自扣下,弟弟没辙了,要我出面解决,我写了一篇报道发到网上,一匹价值4000多元的大红马得以物归原主,并获得经济赔偿。哥对弟的付出,没想过得到感恩回报。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在这个老宅院里一起长大,一起度过漫长而困难的岁月,像出壳的鸟儿,陆续从爹娘的眼前飞走了,也慢慢老去。许多往事都将成为碎片般的记忆。

  走出老屋

爹娘一天天老去,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一道道梯田样的印记。我们兄弟姊妹,随着山坡上桦树叶绿了又黄的循环往复的变化,从流着鼻涕、任性调皮的小不点慢慢成长起来。大姐长我11岁,她在我们子女中排行老大,我读二年级那年,她穿着一件婆家给的红灯芯绒袄出嫁了。婆家穷,有上顿没下顿,靠娘家接济,经济上入不敷出,没钱买衣服,委曲求全过日子。她在生活的磨砺下,尤其是一场大病痊愈后,变了个人似的,凡事都想得开,不计较,不比较。她育有二男二女,大女儿32岁那年被洪水冲走,承受着痛失爱女的精神摧残,哭了七天七夜,流干了眼泪,从此坚强地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被打乱的生活逐渐回到正常。她两个儿子聪明能干,90年代中期融入浩浩荡荡的“北漂”大军,从打工仔到白手起家的老板,生意风生水起,财源滚滚,有车有房,是村里同龄人中屈指可数的能人。二女儿虽在农村,但老公有锻造钢铁的精湛技术,常年在一家钢厂上班,一年少则七八万,多则10来万。大姐的孩子们过得比她和两年前已故的姐夫年轻时强几十倍。大姐识字少,她放弃了上学的权利,为弟妹们创造了基本生活条件和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为家庭无私奉献了自己,助爹娘一臂之力。

在父母的疼爱、呵护下,我们像喜鹊孵化出的孩子,要出窝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陆续结婚成家。主宰世界的是人类,男女结合才能繁衍后代。在我的思维里,世界上任何金钱和物质都不能与幸福甜蜜的夫妻生活媲美。我参军前,从温馨的大家庭分离出来的大姐,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我当兵前四年,哥哥结婚,二姐出嫁,两人离开爹娘,走出老屋另立门户。父母在上村口盖了5间青瓦房,哥哥一家住其中3间。哥哥只有初中文化,靠自己卓尔不群的领导能力和村民的信任当上村支书,积极响应国家植树造林号召,带领村民在被“剃光头”的一座座荒山秃岭种植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落叶松和常年翠绿、观赏价值极高的马尾松,掀起一场全村人参与的植树运动。播种希望收获果实。初夏栽下的树苗,在土壤、气候适宜的环境里茁壮成长,几年时间便绿染山野,一山一梁齐刷刷的松树手牵手、肩并肩、遮天蔽日,生态环境变优,为加快驼梁山绿色生态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哥哥被树为全县的绿化造林典型。哥哥人缘好、威信高、会办事,村里的喜事、丧事,大多由他主持操办。哥哥没当兵,失去在“外面的世界”磨练、拓宽视野、圆梦的机遇。假如哥哥有一个能提升自我、适合其发展的舞台,他的仕途不可估量。

二姐1974年底初中毕业后,同样成为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读高中、上大学的理想破灭,当女兵和招工进城更没机会。她没有愤世嫉俗或者仇视社会,愉快地回村当农民,跟她年龄相仿的一代女孩,都默认了命运的安排。她爱劳动,能吃苦,脑子活,帮母亲做家务,下地干农活,上山采摘野菜、挖药材,样样都是好手。那年,她离开生活了21年的老宅,做了他乡一个石匠的妻子,育有一女二男三个孩子。女儿嫁给在京城做门窗生意的江西人,夫妻二人懂管理、善经营,年利润超百万。大儿子在京城打拼多年,积聚了丰厚的财富,90后的小儿子则进省城闯荡,与人合伙开公司,刚买了房,发展前景看好。二姐是个大忙人,带孙子、外孙、种地,秋天帮人摘辣椒、掰玉米挣钱补贴家用。丈夫在村里村外靠石匠手艺挣钱,一年收入五六万。二姐一家自食其力,生活水平在村里处于上中等。

大姐二姐和哥哥走出老屋,都有各自的家庭,像放飞的燕子,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高兴之余不免有几分伤感。可人生是不能缺少婚姻的,历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兄弟姊妹5人,剩下我和弟弟没成家。

弟弟在爱情与婚姻上没让父母操心,他在外地打工一年,没花一分钱谈了一个脸蛋俊俏、非常能干的女孩,我结婚这年秋天,他与心爱的姑娘结为终身伴侣,家庭幸福美满。前些年他在宅基地上建起一栋二层楼,为慕名到驼梁山观光的游客提供食宿,夏秋5个月可收入五六万元,待省道链接旅游区的道路拓宽、配套设施完善后,生意会越做越好,随着经济收入的积累,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吧。

弟弟的脱单,意味着原来的大家庭变成6个小家庭。

那年夏天探亲,我与邻村一个长相姣好的女子定亲,曲曲折折六载,一场死亡的爱情枯木逢春,复活了,1986年正月草草结婚,原七个家庭成员居住过的3间正房,成了我的婚房,父母和弟弟搬进院子东面靠右边哥哥的两间老房。第二年女儿出生20天,我回单位上班,妻子和女儿去妻姐家度过月子里最后10天,然后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去上海与我团聚。父母又搬回来居住约六七年时间,后重回哥哥的东房那两间老屋。

爹娘相继于1997年深秋和2018年初春驾鹤西去。如今,那个老宅院杂草丛生和坐落在院子里的10间老屋摇摇欲坠,像风烛残年的老人,每次回乡总要走进院子,环顾四周,并透过每间房子的窗户窥视里面落满灰尘的物品,还有西屋存放多年的那口棺材,倍感凄凉,有时眼前幻化出父母忙碌的身影和我与弟弟玩耍的情景。曾经的繁华消逝的无影无踪,留下的是一副落寞和苍老的景象。

  莜面的诱惑

家乡种植的莜麦我最爱吃,在老屋吃莜面加工的各种食物的情景时常浮现字啊眼前。莜面是由莜麦变成的。莜麦是一种低产作物,只适合坡地生长,山沟里的梯田种的莜麦长得高,但很脆弱,遇上暴雨和大风,全扑倒在地,辛苦一年颗粒无收。遗憾的是,那时的农业专家还无法攻克麦秆细、抗风雨、抗倒难题。可是坡地种的莜麦收成不好,除野鸡、松鼠、老鹰、野兔等动物吃掉一部分,余下的莜麦,大部分交了公粮,分到生产队每个人头不足二十斤,遇上干旱更糟糕。莜麦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粮食,据说对降血脂、血糖有奇效。不过要将莜麦变成可入口的莜面食物,可没那么容易。首先是将莜麦颗粒倒进添满水的锅里淘洗后捞出来,待水滴净,不等干透,下锅炒个六七成熟,再在石磨上磨成面,方可做成食物享用。山区自然条件差,除了高山、森林和河道,可耕种的土地少,人们便瞄上了村前村后桦树、杨树相对稀疏的山坡。生产队组织劳力将一片片森林砍伐掉,开垦出一块块地图样的坡地,扩大莜麦种植面积增加产量。由于产量低,扩大种植面积,忙碌一年依然收获不多。

人穷志不短,待客不能抠门小气。爹娘善良厚道,亲朋多,家里的莜面除待客和作为特产馈赠亲朋,吃到嘴里的便屈指可数了。尽管生长在种植莜麦的驼梁山地区,但在我第一次出远门当兵前,从来没吃够。在外工作,心中念念不忘莜面栲栳、莜面河捞、莜面鱼鱼(形状像小鱼)等食物。现在的农村,不种莜麦也能吃上莜面,从网上、超市都能买到,质量并不次于山地种的莜麦,价钱还不贵。

什么都在变,在不断的变化中获得生机。父母给我留下的其中3间老屋,从1986年结婚后的30多年,居住时间不到两个月,1987年春夏之交女儿出生在这个屋里,是住的最长的一次。房子闲置多年,里面存放着哥哥和弟弟两家的杂物。石木结构的房屋已经难以承受岁月交替更迭的抚摸、洗礼,快要倒下了。

烈士证与遗骨

曾经,我家的正房后墙正中位置并排摆放着两个与许多人家一样的,长约1.8米、宽80厘米、高1米的大木箱。其中一个木箱里有一个木匣,父亲珍藏着一些重要物品,诸如烟锅玛瑙嘴儿、铜钱、几块银元,还有伯伯的烈士证。父亲不止十次八次打开木匣叫我们兄弟姊妹看纸张泛黄、盖有中央人民政府大印的一张烈士证。一次次地、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述伯伯的故事。可惜这么珍贵的文物被乡里的民政员续某给遗失了。哥哥回忆说, 10多年前,乡民政员续某捎话,叫他将伯伯的“革命烈士光荣证”送到乡里,亲自交给他,说县文物局通知,要求个人手里保存的烈士证,统一交县文物局收藏。哥哥风尘仆仆地往返30里路交给了续某。这么重要的文物,续某连个收据也没给。几年后哥哥问续某伯伯的烈士证是否交到县里时,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找不到了。太不负责任,我对哥哥轻信续某,致使珍贵的烈士证不知下落,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伯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怎么就能不见了呢?如今长眠于地下的伯伯连个证明其献身革命的东西都没有,这件事哥哥是有责任的。我怀疑是被续某骗去侵吞,他知道这个证的价值。

伯伯是抗战英雄,他身材高大,参军一个月便当上机枪班班长,带领全班与扫荡华北的日寇展开激烈交锋,杀敌无数,如果不是战死沙场,有可能成长为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官。他是在家乡的一个山头与日本鬼子决战中不幸中弹,被送到河北平山部队后方医院救治不久,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伯伯住院期间,父亲去平山后方医院看望过。兄弟俩情同手足,从小失去爹娘,与几个姐妹相依为命,在苦水里长大。迫于生活的巨大压力,三个姊妹早早便出嫁。伯伯牺牲三年后,父亲加工了一口小棺材,从平山将其遗骨挖出入殓,然后翻山越岭几十里运回老家,葬在祖坟。早些年乡民政员通知哥哥,将伯伯的遗骨挖出来送到县城,被葬在烈士陵园,立碑树传。150里的路途,县民政局不来车也不派人,还得租车,哥哥考虑再三,伯伯的遗骨还是埋在老坟吧,便于后辈们上坟,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最近几年,我跟哥哥和弟弟商量过几次,最好将伯伯的骨骸交县民政局,埋在烈士陵园。我们这一辈人没见过他本人,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但对伯伯的怀念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多篇文章里描述过伯伯英勇杀敌的故事。他是爷爷奶奶的骨肉,是父亲的亲哥哥,为国捐躯,是吕家人的骄傲。我们这一代人对伯伯的思念之情,不可能传递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毕竟子女及他们的孩子与伯伯隔了几代。如果因为我们不积极与政府部门协商解决,导致伯伯这位英雄被历史的尘埃覆盖,那是对伯伯的不敬。我反复思量这件事,他的遗骸葬在烈士陵园是最好的归宿。国家对青少年爱国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清明节、“七一”总会有单位组织党员、青少年到烈士陵园拜谒包括伯伯在内的英烈,表达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哀思和敬仰之情,若伯伯地下有知,他会含笑九泉。或许若干年以后这座老房子旧貌换新颜,但伯伯的故事与烈士证将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不翼而飞的奖状

我当兵前,大队赠送一张上书:“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奖状,张贴在老屋正房进门对面的白墙上。从1978年3月到2014年长达36年时间,一直在老屋的墙壁上,没人动过,岁月无情,却无一处破损,对我而言,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每次回家,我都要打开房门,走进屋里看看我和爹娘、姐姐、哥弟们住过的房间,看看记载女儿出生的那个土炕,以及在妻子月子里请木工做的写字台,还有立柜、装有两床被子的大柜子和墙上似乎冲着我微笑的那张奖状。

在这个房间存放的物品,唯一有价值的是一张奖状。6年前的夏天,回家看望多病的母亲,顺便进老屋看看。在那张奖状前凝神良久,仔细看了一遍上面的毛笔字。字写得刚劲有力,是本村一个高中生写的。我走出院子,与大门口一侧蹲在石头上的几个村民攀谈起来。说起当兵的事,我说墙上那张奖状有一定收藏价值,还嘱咐哥哥和弟弟,一定保护好这张奖状。难以置信的是,次年春节回家与母亲过年,我和弟弟去老屋,发现奖状不见了。究竟是怎么丢的,一个个谜团萦绕在我脑海里。我知道这张奖状不会出现在墙上了,只要不是被人当废纸扔掉,将其完好地保存并流传下来便放心了。

老屋的土炕是我结婚后改造过的。我感觉原来那个睡7个人的大炕太大,便拆掉大锅台和一口大锅,将大炕靠后墙那部分拆除,保留了临窗的一块。山区做饭、烧水的燃料全是木材,一大一小两个灶,只要是春冬季节,西北风呼呼地吹个没完,灶里的浓烟便“突突突”地倒流出来,满屋弥漫着滚滚浓烟,像战争中的硝烟,呛的一家人流眼泪、咳嗽,几个小时才能做熟一顿饭。母亲被烟熏了几十年,那时竟找不到原因。拆掉一部分炕才知道真相,原来后墙角有个裂缝,风从缝隙灌进来,灶里的柴烟被风拦腰截住,无法进入炕洞再顺着烟囱升入天空,只得乖乖地从灶口倒出来。

老屋承载了三代人的记忆,是记录全家人生活变迁的一部厚重的史书,翻开每一页,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回味无穷。老屋是我童年、少年夏秋冬春季节轮换过程中生活状态的见证者。我非常留恋老屋,怀念与爹娘、大姐二姐和哥哥弟弟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老屋不会永久地存在下去,两个侄儿都动了拆掉老房建新房、接待游客的念头。我想在有生之年,将快倒塌的老房变成崭新的楼房,家乡夏天气候凉爽,避暑养生多好啊!

有不少朋友劝我,这把年纪了还折腾啥呀,有钱了,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盖房子是下一代的事。

我最近有个新的想法,若图省事,与有钱的老板合作,我和哥哥弟弟出让宅基地,投资者出钱建宾馆或山庄,档次要高,前15年经营权归投资者,以后则归我们三兄弟,这不失为上策。

                                    

                                           中铁十五局集团二公司吕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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