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七岁那年，父亲把我领到了村办小学，开启了我读书识字的人生历程。

说是学校，其实也就是在一片荒地上盖的几间瓦房，一共六间，有三间只砌了一半的石头墙，还没有房顶。另外三间已完工，全校师生就临时挤在这三间屋里。一年级和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每个年级占一半。二年级和四年级共用一间，五年级和教师办公室共用一间。教室里除了墙上的一块黑板，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开学后同学们每人从家里带来一大一小两个板凳，大板凳当作课桌，小板登当作座椅。一共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数学。

合并在一个教室里的两个年级，一般由同一个老师上课。比如二、四年级上课时，先让四年级的学生自习，给二年级的学生讲上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布置课堂作业，接下来再给四年级的学生讲课。那时我喜欢在课堂上，一边做着作业，一边津津有味的听另一个年级上语文课。那时的语文课本上有许多吸引人的小故事，像邱少云、黄继光、东郭先生和狼等，有时老师讲的高兴了，还会延伸出别的故事来，这极大的满足了我那颗小小的的好奇心。这种并班模式持续到我上三年级时，另外三间房子盖好，才宣告结束。

学校一共有五位老师。教一年级语文的是一位姓喻的先生，他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位公办教师，凤阳师范毕业。他也是这个学校里唯一一位说普通话的老师。因为汉语拼音发音标准，学校安排他专教一年级语文。这位喻老师以严厉著称，课堂上如果听写生字词写不上来，或者背课文背不全，一般要扭眼皮，或者用教棍打手心。喻老师最大的爱好是中午喝两杯，但这却恰恰是我们最感到恐惧的事。在酒精的兴奋下，他特别喜欢当堂提问，而且打起手来豪不留情。每当这时，大家在课堂上都是大气不敢出，生怕一个不注意，就变成了倒霉的那一位。

教数学的是一位姓洪的老师，在学校里年龄最大，当时也应该接近六十了吧。记忆里一直穿着一件蓝布棉袄，佝偻着背，身体略向前倾，两手总习惯性的插在袖筒里。他整日不多说一句话，空闲时，就在教室的一角静静的坐着。偶尔喝了点酒后，也是让大家胆战心惊，假如犯了错，他会一直扭着你的耳朵不松手。

记忆较深刻的还有位牛老师，高高的个子，讲话中气十足。他倒是不喝酒，但是他的数学课，照样让我们如坐针毡。每天上课第一件事，他照例让大家把前一天的作业本翻开，放在座位上，然后拎着棍子从第一排开始检查。无论查到谁，都是一边阴沉着脸，一边冷冷的问：“错几题？把手伸出来！”一般错一题往手掌心打一棍，错两题的两棍，依次类推，一直检查到最后一位。

三年级时，学校新来了一位桑老师，二十几岁，听说刚高考落榜。这位老师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方脸，始终微笑着。梳着整齐的发型，穿一套干净的中山装，永远迈着不急不慢的方步。他跟班走，从三年级开始教语文兼班主任，直到五年级小学毕业。

桑老师从不喝酒，空余时间常和我们打成一片。春暖花开，他陪我们一起到郊外散步，水池边、田埂上、绿树荫下，都留下过我们的身影。他和我们一起讨论学习，也讨论人生，欢快的笑声在田野里回荡。从那时起，我的成绩竟在不知不觉中由中下变成了优秀。每周五下午的作文课上，桑老师都要把我的作文当着全班的同学朗读。有一次我画的条形统计图，还被张贴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这让我颇为自豪了好一阵子。

从我们村子到学校，约有一公里的路程。除了中间要经过一段水塘的堤坝外，余下的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这段路程就像鲁迅的百草园一样，给我的童年留下许多乐趣。春天，水塘里的青蛙一个个的爬到岸边露出了头，呱呱的叫着。田梗上常常能碰到夜里才退壳蜻蜓，它们柔软的身体还不足以飞起来。夏天，草丛里有一种圆溜溜像珍珠一样的果子，成熟后红彤彤的，吃到嘴里汁多味甜，十分可口。若逢雨后，田里的水没过田埂，低洼处的小水沟里，常能捉到嘻戏的小鱼。有时，即使是一根倒伏的电线杆，也能让我们玩的不亦乐乎。

每天吃了饭，同村的孩子结伴去上学。大家一路蹦蹦跳跳的玩耍，嘴里唱着自创的儿歌：“一年级好，二年级坏，三年级变成老妖怪……”每个星期五下午是学校大扫除曰，值日生要从家里自带工具。大家有带扫把的，有带水盆的，还有带铁锨的。上学放学的路上，人多了，总想着干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记的当时大家最热衷的是掏老鼠洞。先在田埂下寻到老鼠洞，先在洞口挖个窟窿，两个人在洞口盯着，其余的人用盆打水往洞里灌，直到把老鼠灌出来，游戏方告结束。但有一次灌到最后，忽然从洞里窜出一条毒蛇，把大家吓的惊呼不已。现在想想仍觉得后怕，但当时的热情却丝毫也没有减退。

大约是一年级到二年级的那段时间，我对学习没有一点兴趣，拖拉作业是常有的事。大人们似乎一直在忙，我学习上的事很少过问。早早晚晚除了要帮着家里放牛、放猪，余下的时间，就在村里村外尽情的玩耍。老师布置的那点作业，早被忘到九宵云外去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忽然想到没完成的专业，便急急忙忙的趴在被窝里赶写。但是时间仓促，在父母一遍遍的催促下，来不及吃早饭，背起书包，从锅里捞起一个煮熟了的山芋，向学校跑去。半路上，想着到校后老师检查作业，而自己又未完成时的场景，心里一阵发虚。于是把作业本拿出来，趁着还没有到校，趴在田埂上继续写。耳边又传来学校预备铃的响声，要开始上课了。又急急忙忙的往学校跑，跑了一截，再继续写下去。宁愿因为迟到罚站，也不能因为作业未完成被打手。

形容当时的学校一穷二白一点也不为过。许多物资都要考师生自己筹措。每年除了寒暑假，还在午收和秋收季节各放假十五天，让全校师生回家帮着抢收粮食。假期结束后，每人要上交十斤粮食到学校，贴补学校的日常开支。

连续几年的植树节，学校都要求每位学生从家里带三棵树苗到学校，然后一齐动手，栽在教室前后的空地上。不过成活率却不高，记忆中，直到我小学毕业，那一片空地上也还是光秃秃的。

一次，有位老师上课时没有乘手的小棍子，便要求班里的学生每人上交一根，要求是有韧性又结实耐用的。这种棍子既适合当教鞭，又适合打手。还有一次，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星期一要上交三根老鼠尾巴。直到今天我也没想明白，那老鼠尾巴倒底是有什么用途。可能是国家提倡灭鼠运动，所以学校鼓励我们积极捕鼠吧。但要真的在两天里捉三只老鼠，这个任务确实不好完成。直到星期一的早晨，我还是一筹莫展。就在我正沮丧的坐在床上发呆时，竟然从我家的房梁上掉下来一只老鼠，被父亲眼急手快，一脚踩死，带到学校，总算完成了一部分任务。

学校的窗户没有窗林，更没有玻璃，都是在窗子的外口蒙上一张铁丝网。冬天的时候，在铁丝网上蒙上一块白色的塑料薄膜，以遮挡风雨。孩子们好动，用不了几天，塑料薄膜上就会留下四、五个小窟窿。坐在教室里，西北风嗖嗖的往里灌，一节课下来，大家早冻的受不了了，于是下课铃一响，一个个急不可耐的往外跑，在面向阳光的那面石头墙下，排成一排“挤油”。大家分成两队，拉开腿，喊着号子，从两边往中间挤，先是势均力敌，接着有一边渐渐抵挡不住，到最后像倾斜的草垛忽然倒塌。大家一哄而散，留下一片“哈哈哈”的笑声。

有一种挑着货挑，手拿拨浪鼓的卖货郎，最受学生的欢迎。下课后，大家围成厚厚的一圈。货挑里有两分钱一块的糙米糖，有五分钱一个的小喇叭、小气球等等。我最爱的是那些一毛钱一本的小人书。假如攒够了钱，咬咬牙买上一本，几个人躲在墙角偷偷地看，是最快乐的事情。当时学校里似乎不容许看这些课外书，假如被老师发现了，将会落得一个被没收的下场。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人心，且有许多人买房后选择到城里定居，农村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少。多年前，我那曾经的小学取消了四、五两个年级，只招收一到三年级。又过了几年，学校里仅剩的几个学生并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学校结束了近二十年教书育人的使命。前几年，家乡拆迁，老旧的校舍被拆除，我的小学便彻底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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