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

 夏至刚过，魔都已经热浪翻滚，因新冠疫情失控而封城了两个月，虽然于6月1日解封，但是，社会面时有零星阳性发生。为了看望在福州住院病危的姐姐，事先我向杨源乡政府报备许可，遵守七天居家隔离的规定。6月24日，我们一行大小七人，从上海虹桥站乘坐高铁至南平市站，再由乡政府许可的私人专车接到老家王大厝。

 凉风习习，气温宜人，我们居住在三哥的空房子里，夜间不用空调，盖着棉被睡觉，尽情享受夏都的清凉。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上海疫情在老家隔离。尽管不大自由，也其乐融融。

 十天前，村庄发生了一件尴尬事：一对移居在福州的夫妇，回到老家奔丧，因为老妪接触过榕城的新冠阳性患者，溯源查到王大厝，县防疫部门空前紧张，来了二三十个大白，运走了十几位次密者，将老妪进行了“7+7”隔离（酒店隔离七天，居家隔离七天），并将整个村庄封闭了三天三夜，进行全民核酸检测。

 乡邻好友，见我们从上海疫区回来，少了热闹非凡的场景，多了担心受怕的窘境。有的盛情难却，隔着水井给我们递送蔬菜。有的惊魂未定，避而远之。一位平时比较好客的“奶奶”看见我们，远远就拉着孙子逃离。有的心怀念情，欲见不能。一些平时感情比较好的友人，也绕开我家门行走。少数在马路上行走的友人，看到马路下家门口坐着的我，只能站在路边或坐在花圃上，远远地跟我打招呼。我往往指着马路边的墙壁上挂着的探头开玩笑说：“那头猫在盯着，我上不来了，你们也别下来”，面对它的监视，坐在马路下家门口的椅子上，隔着水井与马路上的人闲聊几句。

 经过陆续三次的阴性核酸检测及解除居家隔离，我独自一人，沿着老旱凸、火烧岩、菖蒲坑、后门林爬山去了。当年郁郁葱葱的稻田，早已荒废，草木高过人头。曾经光秃秃的山野，已是茶园碧透，树竹参天。童年栽种在菜园塝的一棵杉树苗，已经长成栋梁之材。有我赞助改造的天池碧波荡漾、锦鲤嬉游。古榅树茂盛遮天，树生竹、柯槠连心，猪八戒背媳妇，青蛙问苍天等奇观异景遍布群山。

 消失了四十多年的高音喇叭，再次出现在村委会屋顶上，不间断地重复着通知：“全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声音震耳欲聋，给宁静的山村，带来几分喧嚣。

之后，我沿着新改建的桃（洋）西（岩）硬化公路王大厝段往南行走，公路扶拦边站了许多村民，欣赏着下洋优美的田园风光，异想天开的谈论着如何建成碧波荡漾的水库。公路旁的渣土堆挖成一畦畦菜园种满了无瓜的地瓜苗，叶子枯黄。荒芜的田野出现了少量的稻田，显现出机械轧过的痕迹。人们介绍说，上级给村委会下达了开垦修复七十亩农田的指标，每亩补贴二千二百元，雇用挖机及人工修复田埂而修成的农田。

 王大厝行政村管辖着前厝、北山、西坑三个自然村，是我童年当大队通信员时，送信、传口令，常常穿梭的地方，留下了些许记忆。 我从新建公路转到村级水泥公路，到了前厝自然村。宽敞的停车场，精巧的六角亭、富丽堂皇的庙宇，坐落在村尾，给古老的村庄带来崭新的面貌。秦国左丞相、甘氏先祖甘茂的塑像，竖立在村庄的入口处，显得高大威武。这座曾经靠孵小鸡出售，维持生计的小村庄，出了两位处级干部，二十几位人民教师，成了书村。

 我穿过前厝，翻过山头峡，便到了北山自然村。村庄坐落在峡下的半山坳里，一条新开的水泥公路 从峡头拐了一道大弯绕到村尾，旁边筑造了一个微型水库。不但可以作为消防，还可以把风水聚财。一幢四层半的砖混新房，抢占了所有土墙木房的风头。听说是前任村支书的儿子，在上海经商发了财，成为村庄的首富，砸下重金建造的豪宅。我看见马路下的菜地里干活的一位老人，便叫了一声，首先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并问他是谁？他说是陈某某。我才知道是从教师队伍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他。面对陌生与曾经熟悉的面孔，两人不禁笑了起来，都说自己老了。

 五十年前，每年端午节，我总会挎着装满粽子的竹篓，步行五华里，到堂姑、堂姐家送节。有时，吃顿午饭，有时住上一夜。即使面对未成年的侄子，姑姑也会炖上红酒、炒几盘好菜招待，尤其是一碗由两只荷包蛋盖着的地瓜粉丝，实在令我解馋。有一年正月，姑姑做五十大寿，我挑着一头挂着竹篓里的三双糍粑，一头挂着一条猪脚与一竹筒红酒，向姑姑拜寿。我把姑姑拉到厅堂，让她坐在正中央的凳头上，我“扑通扑通”地向她跪了三拜。姑姑塞了我一只二毛钱的红包，我拿着红包，到供销社代销点买了二张白纸制作簿子、一瓶蓝墨水供钢笔吸饱肚子写字。

 在陈老师的指点下，我走进了表嫂家（姑丈、姑姑已去世多年），并叫了几声嫂子，没人答应。表嫂上山采茶叶去了。这个时候的茶青一斤一元钱，表嫂宁愿顶着烈日， 也不放弃一片新叶。我仔细打量着姑姑住过的老房子，显得极为陌生。经过时间的冲洗，北山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唯一记得的只有一条从峡头直下延伸至村庄的陡峭石阶路。

我拐了几幢墙旮旯，才爬上了杂草丛生、破烂不堪的石阶路，回到家时，已是大汗淋漓。

家乡变了，有些东西变新，有些东西变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