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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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山肃穆，磻溪哀泣。一位坂头乡贤、老同学陈君维走了。我万分悲痛，不由自主地在过往的岁月中游走着。
茫茫世间，人与人的相识、相处、相知，乃至悲欢散聚都是有缘的。有的情感从淡淡的渐渐地变得浓烈，越酿越醇，乃至终身。有的情感却从浓烈的渐渐地变成淡漠，甚至破裂。我和陈君维同学的感情属于前者。
君维出生在山清水秀的闽北古村落、书乡坂头的月山脚下。他家的右侧是古廊桥“花桥” ，桥内楹联相映，如诗如画。桥檐风铃相照，如歌如曲；他家的背后是一条溪流“磻溪”，涓涓流水，常年不息。正是这个优美的环境熏陶着他、培育了他高尚、纯洁的思想、情操。因为他是我的同学，我的妻子又是与他同一条溪流边上的邻居。再加上我在花桥待过两段时间，二进二出，常来常往。所以，我对花桥很熟悉，花桥很美、很醉人。我对他也很熟悉，他很有才、很粘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从王大厝初中，考上坂头高中和君维同班，刚读完一个学期，高中就撤了。我们全班迁移到杨源中学读高一下学期。君维便退到初一就读。或许是缘分所至，或许是阴差阳错。本来想留级的同学，突然学校取消了高一，留级同学全部退到初中补习班，备战考中专。结果，补习班同学又被取消了中考资格，退级的同学又上了高一。我被分配在高一（1）斑。此时，君维也从坂头初中重新考上杨源高中，被分配在高一（2）班。一年后，我俩同时选择了文科班。时隔两年半后，我俩再次成为同班同学。然而，虽然同窗，情感却是不淡不浓，没有玩在一起。
1981年夏，我们第一次参加高考（理科生可以报考大学或中专、文科生只能报考大学），杨源高中文、理两个班一共六、七十个考生无一及第。文科班考生更是惨不忍睹，高考成绩通知单上，却没有各科的分数，累计分数全部写着250分以下。只有君维的成绩通知单上，少了“以下”二字。有人开玩笑说：“是不是填写人忽略了‘以下’二字？”
当年秋季，返乡务农的、外出流浪的、到学校代课的同学很多。选择复读的同学大部分去了政和一中，其中包括君维同学。我和其他三位同学到了周宁一中补习。
1983年我被供销社招工分配在坂头购销站工作了一年半。本来成绩不错的君维同学在报考前体检时，被查出脊柱侧弯而不能报考，回到了坂头学校代课。他家距离购销站虽然只有二、三十米，我们也是不远不近，不冷不热，相见并不频繁。
1988年，他考上了建阳师范，毕业后，再次回到坂头学校教书。由于刻苦钻研，教学认真，他所教的科目学生统考成绩，常常在全学区名列前茅。因此，才毕业重新走上教室两年的他，就当上了坂头小学校长，一干就是十一年，而桃李满天下。之后，调到杨源中心小学任校长，不久，调任杨源学区教导主任，实际把控着杨源乡教育的发展方向。
他在杨源教书时，与我的另一位好同学张陈强交往比较密切。此时，我早已离开杨源下海闯荡上海滩谋生了。每次回到老家，第一个联系的人便是陈强。一旦见面，陈强便把君维拉上。我们在一起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2003年，杨源高中八一届同学回到母校第一次补办了毕业二十周年聚会，同学们久别重逢，异常兴奋，情感就像被点燃着，一瞬间，从淡淡的变得浓烈起来。此后，我们同学每十年都会举行一次周年庆。君维总是积极参与而忙前忙后。我和君维接触也频繁起来。陈强在，君维就在，同学相聚，君维必不可少。
因为工作上的事，他常常找我帮忙。我利用三届政协委员的影响力，帮助他协调了一些问题，却无能将他推上学区校长的宝座，而成为一桩憾事，更是杨源教育界的遗憾。不知不觉临近退休年龄的他，服从上级安排，主动放弃了学区教导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回到家乡坂头小学辅助校长工作，致力于发展家乡教育与旅游开发，热心公益事业。他高瞻远瞩、性格沉稳、做事认真、为人和善，深受乡亲们尊重。
我每次回到老家，他总是我们同学相聚不可或缺的一员。宴席上，我们谈笑风生、推杯换盏，不醉不休。他酒量很好，53度白酒至少六两。饭量也不差，每餐米饭一碗。我们常常一起爬熊山顶、登状元峰、游览云根书院、漫步七星溪畔。观美景、忆往事、袒露心声、有说有笑。他身体强壮，每天坚持爬山、行走一万多步。
再后来，他的女儿到上海工作、生活，他每次到上海，只要让我知道，我都会叫上同学聚聚，喝上几杯。虽然，他酒量很好，但性格直爽，偶尔也会喝的酩酊大醉。有一次，就醉倒在我办公室，吓得我有点紧张，并叫医生上门输液解酒。
有两次因为家乡的事，他找我赞助：一是坂头学校添置电脑。二是坂头村出一本书《花桥语丝》，我按他的意愿办了。他也觉得很有面子。
2021年5月中旬，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脑上长了肿瘤，要到上海做手术，并问我上海有哪些脑外科权威专家。我向他推荐了“中国三把刀、华东第一刀”之称的徐启武得意门生、华山医院脑外科专家徐伟医生。这次，他担心给我增加麻烦，并没有叫我帮忙，而是通过朋友加了徐伟的微信，直接挂上号，做了开颅手术，手术很成功。
一个月后，我询问他的恢复状况，才知道他又住进了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进行放疗、化疗。于是，我便约了同样在上海经商的同学明光、德孝一起到医院探望他。我们站在走廊上聊了一会，一起走出医院，又站在医院广场上聊了许久才各自离开。
有缘的人总是有割不断、撇不开的情。没有想到本来不想麻烦我的，偏偏又被我扯上。在我们探望他没有几天，我和一位政和籍的郭姓朋友一起吃饭，才得知蓝十字脑科医院的伽马刀业务是他分管的。我兴奋地当场给君维打了电话，让郭朋友和他通话。第二天，郭朋友亲自赶往蓝十字医院，找了他的下属，主治医生陈琦，并对他说：“这位（君维）病人是我好朋友的同学，要认真照顾。”事后，君维对我说，本来医生、护士对他比较冷漠的，经过郭主任的交代，个个都变得热情起来。他显得格外感动。
2021年10月29日，正处新冠疫情时隐时现的特殊时期，杨源高中八一届同学，趁着疫情这只“老虎”打盹的时候，七十位同学再次回到母校举办毕业四十年周年聚会，我们匆匆忙忙地在“虎背上”举行活动。此时，陈君维已经进行了三十次放疗、三次化疗。尽管身体不大舒服，他却牵挂着如何办好聚会，如何制作纪念相册，向我提出良好的建议，我如实向聚会小组传达他的意见，并得以采纳。他积极地参加了聚会，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病情，光着头和同学们合影留念。只是第二天下午，大家去霞浦旅游时，他担心身体吃不消而没有前往。这是他唯一一次没有全程参加聚会活动，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同学聚会。会后不久，他便赶往上海蓝十字医院做第一次伽马刀手术。此后，他频繁在政和—上海两端奔跑。
2022年12月4日晚上，君维的四弟打电话给我说，他大哥的病情恶化，要到上海蓝十字医院再做一次伽马刀手术，或许是最后一次手术了（此前，他已经做了一次开颅、三次伽马刀手术）。他大哥要我再找一下郭主任。原因是疫情期间，医院只允许一个人陪护，而他大哥全身瘫痪，他大嫂无法照顾。此时，我跟郭朋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得上了。但我还是立即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 几番周折，才找到了郭朋友的女儿。经过她协调，医院方最终同意：病人的妻子入院陪护，他儿子作为病人与其父亲住进同一病房，照顾父亲。12月6日14点，我提前在蓝十字医院门口，迎接他们。当他二弟的车子停下时，我和他的儿子从副驾上扶他，他的双脚盘卷着，无法伸直。他坐在轮椅上，我跟他打招呼，他只是用食指比了一下嘴巴，告诉我，他不能说话了。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的状况最糟糕的一次。疫情期间，虽然医院病人寥寥无几，入院手术却极为繁琐。我只能在医院大厅静静地待了一个多小时，等他被推进了病房才离开。我默默地祈祷着手术成功，慢慢恢复神经系统，恢复到行走如风的状态。
今年一月，因陈强的父亲去世，我赶回老家奔丧，闲暇之余，在寄住的华美达酒店，当智海同学来看我时，我问起了久病在家休养的君维同学、随即约了明光同学，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了君维在城关西门的房子看他。君维一个人弯着身子侧躺在床上，插着鼻饲管，靠营养液补充食物。我们轻声地打着招呼，他想翻身，却无能为力，依旧不能说话。我们只能退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与他妻子聊着。此时，他虽然不能动荡，但是头脑比较清醒，要求亲属帮他坐起来。于是，他的妻子与二内兄一起将他撑在轮椅上，推到客厅，坐在一边。那原本四方的脸，变得削长，下唇往外下垂，表情呆滞。他无法说话，无法微笑，也无法正视。他妻子站在他身边安慰道：“今年运气不好，过了年，就会好起来的”。我们急忙接过话说：“是的，会好起来的！”我们坐了一会，安慰了几句，便站起身，准备离开。这时，他突然双肩颤抖起来抽泣，发出微弱的沙哑声。
看到平时生龙活虎的他，病到如此程度，以至无能为力。我深深地感叹生命的脆弱，既无奈更伤心！
我轻轻的抚摸了一下他的肩膀安慰说：“没事的，好好养着，会好起来的！”说完，急忙转过身，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是的，会好起来的！”或许，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慰与鼓励，或许，是他奋力求生的意志与动力。希望它像严冬里的一缕阳光，照暖他的心灵，将病魔的冰山早日融化！
可是，这句发自内心的期盼，却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一次顺道的探望，却成了永远的诀别。
2023年3月22日早晨，正在广东惠州出差的我，住在云顶酒店，起床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代银同学在前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发来的微信语音悲痛地说：“阿维走了，阿维于晚上10点8分（2023年21日22点8分）走了。”我顿感错愕与不安。陈君维要到今年四月份才退休呢！他怎么就匆匆地带着短暂的六十个春秋走了？走得令人舍不得，更令人悲痛！
希望陈君维在天上找到安乐之处，永远没有病魔，没有痛苦！
2023年 3 月 24 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