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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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的房子里，有一口古老的石臼，呈倒圆锥型状，座立在大门的入门处，日夜守护着房子的安宁。
父亲年幼失父丧母，投靠了已经改嫁至黄府他的奶奶，开启了巅沛流离的生活，到处流浪。
后来，父亲结婚生子，由于自己没有房子，便携妻带子，在村子里不断的迁徙，寄人篱下。村子虽然不大，大多数房子却有别致的名字：黄厝裏，裏弄坪，裏角厝，上新厝，村尾厝等等。我们兄弟姐妹也就出生在不同的“厝”里。大哥出生在裏弄坪；大姐出生在黄厝裏；二哥，三哥，五弟及我出生在裏角厝，这是我家借住时间最长，且出生的都是男丁的房子。在我四岁时，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新房，只不过是跟别人合盖，我们占一半。小妹就出生在新房子里。
父亲很少跟我们谈起祖辈及祖产的事儿，或许是对祖辈的事，知之甚少吧？我从未发现属于自家的山林，土地，房产，财宝。尽管以后又盖了大小不一的三橦新房，但是，所有的木头也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半买半送拉来的。且由父亲及兄长们一手盖的。父亲也从未带过我们进入自家山林砍伐，我才知道，我家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山林、地产。
直到我懂事时，才听说有一口石臼，是我家祖上留下的，不知去向。于是，我们兄弟寻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才发现因为遗弃，已被人家抬到王厝裏，用以舂米。
那年，大哥组织了几个人，上门去要，新主人知道是我家祖上的，也没怎样阻拦，就物归原主了。八条大汉费了不少力气，折腾了一番，才把石臼抬回家，放在厅堂的天井旁边，像一个孤儿，极为落魄，孤独地呆着，满是尘埃与污垢。母亲见到很兴奋，就像见到失散重归的亲人，百般地呵护。提了一桶桶水，用竹锅刷刷了半天，再用抹布擦拭干净。令我既好奇，又高兴，摸啊，抱啊，爬上跳下，整天围着石臼转。我常常朝臼口一坐，两个小屁股赤裸裸地贴到臼底，凉爽爽的，舒服得很。
那时，石臼是制米的主要工具。要加工大米，都是先把谷子放进磨砻脱掉壳子，再用米筛把大米筛下后，送到村外的水碓舂米。或在石臼里舂米。我家只有石臼，没有米锤，要用时，总是要到邻居家借锤。米锤是用半截木头，两端刨成半圆，极为光滑，然后，中间钻了一个孔，再把一根木棍插进固定牢，制成的“T”字型状木锤。舂米时，由于石臼口子较小，容易跑米。于是，母亲想了一个办法：用稻草制成一个围巾，放在臼口上，再小心翼翼的舂着大米，虚弱的身子，随着米锤七上八下，在臼边颤抖，汗珠挤满了脸上，大米也渐地变得雪白。有时，我也会抡起米锤敲打。一开始，木锤常常打歪，满地是米，经过几次调整，才慢慢地学会了舂米活儿，偶尔帮帮母亲舂米。
整个村子的石臼加起来，仅有三口，从石臼的拥有量判断，我家祖上是否也豪富一时？
每到春节，总是有人上门预约石臼，制作糍粑。大家抬着饭甄，放在木凳上，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冒着香气，往石臼里倒，整个屋子沉浸在萦绕的浓雾中。几个彪形大汉，围着石臼，轮番上阵，锤起锤落，边舂着糯米饭，边哼着夯歌，即使是力大无穷，寒气袭人，也会汗流夹背。
大哥结婚的次年正月，为了筹备送年的粃粑，母亲把已经出嫁的大姐召回娘家过年，帮忙。在制作糍粑的那天，大姐依然穿着嫁衣，戴着母亲陪嫁的一双精致银手链，十分靓丽。可就在整揉糯米时（每打一锤，就要用水抹冼锤上的糯米，以便再次敲打），手还没有抽出，就被大汉一锤砸下，一条手链被打成稀烂，幸好没有伤到手。糯米饭打烂打粘之后，从石臼里抱出，放在竹匾上，切了一段段，揉成饼状，再用地瓜粉揉抹表面，便制成了一块块软软的，圆圆的，白色的大饼，这就是糍粑了，将糍粑晾硬，贴上红纸条，便成了送年不二选择的礼物。过完三天春节，大人们挑着沉甸甸的糍粑，去岳父母家拜年，然后，接受族亲的轮流宴请；小孩们背着装满糍粑的竹篓，去姥爷姥姥家拜年，遇到长辈做寿，还会顽皮的拉住衣襟，叩拜一番，以换取几毛钱的红包。
随着兄弟的成年，房子显得不够住了，父亲与兄长们又在村尾离马路不远的地方，盖了一橦新房，再一次进行举家迁徙，石臼也一同搬迁。
渐渐地，石臼的功能被碾米机所取代，也很少人制作糍粑了，石臼显得空闲，失去了往日的忙碌与光泽。
20年前，我们兄弟及晚辈都陆续离开了家乡，移居上海。偶尔回家才能看到石臼。
今年清明返家，推开大门，又见到座立于入门的石臼，勾勒起石臼的眷恋。 也再次陷入了对祖产的深深思考：清贫如洗的降临，家财万贯的出生，是否注定了人生的贫富？有些人为了祖产而硝烟弥漫，是否可以掩盖思想上的贫穷?
我才恍然大悟：石臼是我家唯一的祖产。石臼般的意志，是对我最深刻的启迪！
2017.5.26.于上海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