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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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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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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正在读初一上学期的我,受命于大哥的指令,半途缀学,到大队当了通信员。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小鬼”,扛起了“传口令”的重任。

   大队办公楼与我家只一墙之隔,是一栋古木结构的两层楼老建筑,屋内有一个天井,把一楼分成上下两个大厅,上厅的左上角是一个厨房,是我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上厅的墙上中央,写着朱红的八个大字:“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天井的右上角(天井边)有一条木楼梯通往二楼的舞台。舞台常常有唱红歌,演红戏,开群众大会,时不时也会有几场“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之类的电影。台上千奇百怪,台下人头攒动,欢呼雀跃。舞台的东西两旁是领导层的住宿与办公的二合一房间。我的房间在二楼的入口处,既是传达室,又是值班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手摇电话机,电话机像一只黑猫,昼夜坐立在黑呦呦的房间桌上,令我寝食难安,时不时发出“叮铃铃…,叮铃铃…“的呼叫声,时而划过夜空,传来远方的佳音;时而惊动梦乡,呼唤亲人的求助;时而发号施令,雷声大作;冲破平静,扣人心弦。既期盼,又害怕。一开始出于新鲜与好奇,一听到铃声,就冲上二楼,气喘嘘嘘,“喂,喂,您好!”飞奔不停,时间久了,慢慢地摸索出了铃声规律:一长一短是呼叫桃洋大队的,两长一短是呼叫坂头大队的,一长两短是呼叫王大厝大队的。而我也就成了它走街窜巷传口令的使者。凡是有找人,托信的电话,不管白天深夜,或是里村外村,都要及时传递给下方。空闲时间,偶尔也会摇着手柄“一长一短”或“两长一短”地跟邻近大队的同行聊些趣事。

那时,大队编制中只有两个人拿固定工资:一个是支部书记,月薪36元;一个是通信员(通常称小鬼),月薪12元。副书记,民兵营长,团支书,妇联主任等人只能拿误工补贴。虽然,收入微薄,但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已是令人垂涎的工作了。大哥是支部副书记,大队的第二把手,担心我读书无望,虚度年华,想让我磨砺能力,寻找上升机会,多一个家庭支撑点,才把我拉了进来,对我甚是苛严。有一次,几个闲职的年轻干部,夜间玩得迟了,要我烧点心,而正在房间睡觉的大哥被香飘飘的糯米饭香味吹醒,颇为生气,于是,把我叫到房间,进行了一番说教:“你知道父亲为了省下口中的粮食给我们吃,自己差点饿死的故事吗?家里常常是用杂粮充饥,你竟然如此糟蹋粮食,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兄弟姐妹吗?”听着大哥的训话,想想大哥为了家庭从小弃学,省吃俭用,放弃了许多工作机会,不都是为了我们兄弟姐妹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泪如泉涌,大哥的眼框也湿润了。这个教训,成了刻在我幼小心灵上的烙印,直到今日我都不敢跨越雷池半步。所以,我既要受命于书记,又要受命于副书记的大哥,不准许出任何差错。

   清晨,东方才露出一道鱼肚白,床头上的闹钟就击碎了美梦,我揉着睡眼,挑着两只大木桶,到水井打水,挑回满桶的水,踉踉跄跄,冒出的热气凝固成晶霜染白了眉毛。紧接着开始烧饭,红头的火柴在赤磷条纸上横七竖八地擦着,鲜红的火舌舔着锅底越烧越旺,厨房也渐渐地暖和起来,米在水中翻滚,心情汹涌澎拜,精心制作着生米煮熟饭,颤栗的身子才挺直起来了。在这期间,我慢慢地学会了烧饭的手艺,无论大会小会,人多人少,我都是亲自掌勺,陶瓷罐饭,大饭甄饭,炒青菜,炒猪肉,样样拿手。不久,领导从救济物资中截留了一件新棉衣给我,我将三哥寄来的一件橄榄色军衣套上,穿着它既暖和,又时尚,神采奕奕。砍柴,挑水,烧饭,打扫卫生,端热水给上级下乡的领导洗刷,满村子吹口哨,传口令通知开大会,成了行走在大队院落与街巷深处的天使。

   那时,“ 成份论”的寒风在这个狭小的村庄刮了十几年,造成人群的情感严重撕裂。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也称黑五)尚处改造末期,虽然,戴高帽,游大街,反绑批斗的场景不见了,但是,搞摊派义工的情况依然存在。每逢大队要召开大型会议,领导都要分摊男“黑五”上山砍柴,女“黑五"下水洗被之类的活。

   有一次,我接到领导的指令,下达摊派任务,其中一名叫相的跟我父亲是世交,但成份却有天壤之别,他属于地主成份,我父亲属于贫农成份。因同宗同辈我叫他“相哥”。土改时期,工作队将他的资产没收,我父亲也从他那里分到一份没收来的山林林权,当父亲拿到的林权证时,却还给了相哥。这事传到干部水的耳里,顿时,水暴跳如雷,说我父亲是叛徒,正要动手捆绑批斗,幸好我的堂伯在场,呵斥制止,父亲才逃过了一场皮肉之苦。在我的幼小心灵深处,相哥并没有丰厚的财富,也没有剥削他人的恶行,而是个寡言少语、德高望重的人,族群中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他一句话,没有人不听。现在,要他接受不合情理的摊派,有点左右为难,不通知吧?恐会因此丢掉饭碗;通知吧?又怕伤了他的心情。想着想着脚已踏进了家门,相哥正坐在灶前满脸通红,我叫了一声:“相哥”,他随即站了起来,有点紧张,问我是否又有事了?我说:“后天大队要开大会,领导分摊你送上一担木柴。你是不是不舒服?如果不行,我代你向领导请个假,让别人去砍”。相哥急忙说:“我没事,我行,我行!"第二天相哥步履蹒跚,第一个挑了一担木柴送到大队。我婉转地完成了任务,也做满了人情。

相较于男“黑五”,而女“黑五”们更为艰苦。她们大多数是裹脚的,别说挑担,就连徒身走起路来也摇摇摆摆,我常常私下帮她们挑被褥行走至一华里之外的王厝溪头(小溪),偷偷地塞给一条肥皂。因为她们蹲不了身子,只能跪着洗刷,时间一长就腰酸膝疼,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总是跳下水中帮忙刷洗,尽量减少她们工作量。因此,也就成了大家口中的殷勤“小鬼”,成了干群之间的纽带与润滑剂。

  然而,这些强迫他人无偿劳动,剥夺人身自由,甚至,盛气凌人的做法,引起我的不以为然,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是非颠倒,曲意逢迎,不办实事的行为深感厌恶。因而,在工作中也就少了笑语迎送,握手问候的举动。这却成了工作中致命的弱点。渐渐地越做越觉得前景暗淡,于是,向大哥透露了重返校园的心愿。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冲破了封闭的山区,也传到了正在食堂烧饭的我的耳朵里,一位省厅下放干部万元金,告诉我:“文革要结束了,马上就会恢复高考,你赶紧回校读书”。

七七年初,我揣着美好的憧憬,告别了那段五味杂陈的生活。回到学校插入初二下学期就读,赶上了中考。重圆我的求学梦。从此,传口令成了我人生中抹不去的记忆。

                                                                     2016.10.10.于上海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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