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事

农家人喜鸡，特别是女人，她们把鸡当成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小心翼翼地照料它们，常常用一种只有同小孩才会有的话进行你“咕咕”它“呱呱”的对话。产生这种亲密之情的原因一方面大抵是因为鸡屁股里滚出来的那圆家伙可换回柴米油盐；另一方面，农家不殷实的家底儿有了这圆玩意儿待客不至于宭迫至极，给孩子解馋也不至于没辙儿。

我常想，没有任何禽类比几只鸡围在一个在院内做家务（诸如纳鞋底儿、捡菜叶儿）的女主人脚边更为动人的了。偶尔，鸡们啄着主人的鞋帮儿，蹭着裤脚儿在脚下钻来钻去，时不时斜过头来认真地如同蒙童般地研究主人一番。也偶尔把硬硬的鸡喙插进翅膀，极像回事儿地梳理羽毛。主人会懂得每一只鸡的脾性和特点，会善意地用脚拨开影响做家务的鸡们，轻轻呵斥：就懂的个围着人！

小时的我总爱在院里扬一把粮食在远处，看鸡们快速地奔突而去飞快地比赛着琢食；我喜欢看它们在绿油油的山坡上散开来悠然自得地找虫儿的神态和蚂蚱蹦来跃在鸡冠上的莙态；我喜欢它们从窝里钻出来或朝晨阳高歌或红着脸丢下蛋时那得意洋洋鸣叫的神气；我更爱它们一排排在夜幕里紧紧贴在一起蹲在鸡窝的架子上无忧无虑地打盹，听着它们不时发出的轻轻格格声，我那幼小的心里会和母亲一样格外舒心。

打小就记得我的家无论迁到那里，安顿好家里的住房后，就是在房前屋角用泥胚烂砖杂木搭建一个小小的鸡窝，矮矮的鸡窝有一扇小小的门方便进出，里面靠墙砌一溜下蛋的所在，铺上软软的莜麦秸草方便金贵的鸡蛋诞生。毋庸置疑，在窝里的半空，砌鸡窝时就砌进了几根当做鸡架的树棍方便鸡们休息。初进窝的小鸡一开始不会落架，母亲在忙碌了一天回到家后常常要起夜，把已经落架的无助的小鸡再抱上架，嘴里常常叨叨着：看着凉拉稀的。安顿好鸡窝里的休息，母亲要把鸡窝门紧紧关好，以免让黄鼠狼们钻了空子。再回到屋里，看大炕上排排熟睡的孩子们，想着明天的生活和劳作的安排，丝毫没有疲惫的意思。

小时候，我的身体极度羸弱，常常因风寒而感冒发烧生病。病中的我水米无进，而母亲到鸡窝里取上俩个热乎乎的红鸡蛋，在大磁缸里和上葱花，滴上几滴麻油，撒上些许大青盐搅拌开，用锅里烧开的开花水冲开，母亲把这特制的病号饭端到我的面前，香喷喷的蛋花汤一口气喝下去，汗水唰唰冒出来，高烧肯定降了下来。肚里有了东西，病就好像痊愈了。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感念母亲对孩子的爱之外，是多么感谢家里的母鸡们啊。

鸡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小农家庭单位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谁家的鸡养的好，蛋下的多，家里的经济自然是有许多色彩的。供销社里的生活物品是可以直接用鸡蛋交换的，小孩儿兜里揣一颗或几颗鸡蛋，爬在供销社的玻璃货柜上能够交换到橡皮、铅笔、作业本，能够交换到勾魂般五颜六色的水果糖。公社食堂来了客人，嘴叼烟卷的炊事员会准确无误地知道谁家藏在躺柜里的篮子有多少鸡蛋，会提上盘秤迅速上门满满堆堆买上，踌躇满志而归。母亲的鸡蛋那时候大多就这样出售的，因为鸡蛋质量高，价钱全听公社炊事员定的价，也不催着急用现钱，所以在每次交易时炊事员都故意把秤杆溜到让你理解的底线。

几位姨夫年轻时气盛的不得了，在村子里算是能人，七十年代就攀比着在供销社买上了大飞鸽加重自行车。农闲时常常相约，风光地骑上大飞鸽一路风尘杀向我家，美其名曰走亲戚，实际是想与他们的大连襟、我的父亲喝上一顿烧酒。三十里的路程转眼就到，朗笑声在院子里喧闹着，大飞鸽停在南墙的阴凉处。父亲大声命我提上酒瓶到供销社去打酒，母亲匆匆抓几把麦秸塞进灶里点燃，先煮鸡蛋，后炒鸡蛋，再切盘咸菜疙瘩，就上浓浓的老砖茶，连襟们盘腿在土炕上就座，话古论今，谈天说地，或豪饮或浅酌，鸡蛋的大餐在亲情的外衣下更显高贵。母亲在做好卧上荷包鸡蛋的面片后，跨腿坐在炕沿，为自己短时间内就准备到位的丰盛的下酒菜而得意，一再让着：多吃点，多吃点。而我母亲的鸡们，在院子里随着家里男人们的朗笑也好像注入了兴奋的因子，骄傲的公鸡不停地高歌，母鸡似乎还要去窝里下蛋，为客人们的夸赞而谦虚地脸红。而南墙边支着的大飞鸽上，早有几只淘气的半大鸡飞上去，杂技般在车梁上走来走去，尝试着新鲜的玩法。

鸡蛋虽然在我家里是常货，但是绝不像现在生活那样鸡蛋是餐桌上的很简单的食材。母亲绝不会把它当作常态化的菜品来安排家人的饭菜。鸡蛋一颗颗攒下后的最大目的就是尽快卖出去，换成人民币作更大的用场。母亲偶尔给我们孩子们解馋吃上的鸡蛋也是一颗两颗，至于在我得病的时候吃到的鸡蛋花，那更是至上的待遇了。而在我们吃着母亲给的香香的鸡蛋的时候，母亲从来没见吃上一颗。当我们把蛋放到她嘴边叫她吃时，她总是说：妈不爱吃鸡蛋。我于是把这骗小孩的话也当真，如今回想起来，不禁惭愧万分。

家乡有谚云:丈母娘爱女婿，一杀一个大母鸡，讲的是鸡在家庭生活的重要地位。人故后，不管家庭穷富是都会在灵前杀一只活鸡祭上的，名曰到头鸡，有转世引路之意，可见鸡的重要性已在千百年的文化演变中进入了生死大祭的程序，成为乡俗文化的一种。每一场乡间红白宴席，整鸡上盘是必不可少的重头硬菜，鸡的大小自然也就成了衡量主人大方与否的砝码。农村里的鸡的做法简单至极，一般宴席是把收拾好的整只鸡展条条放进大铁锅，花椒一把，青盐酌量，柴火沸煮后直接上桌。家庭偶尔改善生活是把收拾好的鸡剁成大块状煮熟后，加上土豆块儿，做成一锅喷香的鸡肉大烩，熟后每人擓上一大海碗，调上莜面饸捞，那个美。由于县城地处京包铁路线，自然商贸来往发达，鸡在来来往往的客流需求上逐渐成为了一种名小吃，用多种中药材特殊熏制的熟鸡在近百年的铁路交通史上留下了名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盛誉。

母亲养了一辈子的鸡，非常理解鸡生蛋蛋生鸡的轮回哲学。每年的入伏季节，母亲就把鸡蛋一颗颗拿起来对着太阳光仔瞧细瞅，她用这种虽笨拙但实用的土方法，能够准确找到已受了精的健康鸡蛋。这时候，鸡群里就会产生一只落窝鸡，红着脸发着烧在墙角的土上刨开一个小窝，迫不及待地要抱蛋孵化。母亲笑迷迷地把选好的受精蛋放进已准备在屋里炕头上垫好松软秸草的箩筐里，再抱回急着想当母亲的落窝鸡放进温暖的箩筐产房。就这样，为期三周的孵化工作开始了。

落窝鸡的母亲职责是敬业的，它会老老实实呆在窝里用心孵化肚下的鸡蛋，火炕的温度、伏天的温度、母鸡怀抱的温度恰到好处地给予了蛋壳里小鸡健康生长的环境。母亲这个期间会在闲下来的空挡盘腿上炕，边纳鞋底边照料着鸡妈妈，安静的似乎能听见蛋壳里小鸡们的叽咕声。鸡妈妈的头前照例放着一碗清水，一碗细粮，方便它幸福地享食。鸡妈妈也非常熟练地在恰到好处时用俩抓把鸡蛋翻翻，平衡平衡鸡蛋的温度。有时候它会把头伸进肚下，用喙、用脸轻轻抚摸它所孕育的生命，温情溢满整个小屋。

村子里的大婶们都以母亲的孵鸡术为标杆，在整个孵鸡季节，母亲会像大师般给来讨法子的大婶们不厌其烦地介绍着经验，而窝在身旁的鸡妈妈，在人们说话的空处，轻轻咯咯着，似乎在肯定着母亲对鸡的理解程度。三周的时间说到就到，小鸡开始准备出壳了。这时候的母亲会毫不懈怠，小心观察。健壮一些的会自己从里面琢破蛋壳出来。母亲等待在窝边，把刚出壳的小鸡一只只嘴对嘴喂点自己的唾沫，放在一边的纱萝下面。而有的小鸡琢开蛋壳后，屁后还连着半个蛋壳不利索，母亲就会用毛巾包起来放在炕头上，唾沫会给这些小鸡更多的关怀。不一日，这些看似成不了材的小鸡便会精神饱满地满炕跑了，这时，母亲的神态不亚于一位打了胜仗的将军。孕完的鸡妈妈解放了，母亲把它抱出院里，它会抖抖略显疲惫的羽毛，急着去向久违了的鸡群汇报它的成果去了。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离开农村进了县城。院子小了，菜地没有了。可院子再小也不能不盖个鸡窝，菜地没有了，可母亲早就瞅见街头的菜市场有着一堆堆丢弃的菜叶，隔壁的豆腐坊仿佛有着永远也用不完的豆腐渣。进了城的鸡好像不如在农村时那样皮实，没有精神，偶尔还要得个软骨病、痢疾病。母亲就到药铺买上人用的鱼肝油、糖钙片、土霉素，一只只抱住病鸡，捏开鸡的嘴把药片一粒粒喂进去。就这样的摸索医治，鸡们居然会痊愈的，因病死亡的很少。在病鸡康复后，母亲会长出一口气，嗔怒地骂鸡：咋就进了城就这样金贵了，还要吃药片片？骂归骂，养鸡却更加小心了，更加讲究了，母亲会到饭馆附近找来一些猪羊骨头，在院子里的石台阶上用铁锤敲碎给蜂拥而来的鸡们琢食，也会到县城附近的河里捞上些黄豆大小的沙粒倒在院里，说鸡吃了沙粒助消化。

进城不长时间，就赶上了小镇试行的闻名全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粮油系统率先出台放开粮油价格、废止粮油供应制度的政策。市民们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吃了多年的粮油供给制被彻底打破了，粮油交易推向了市场。这时候，走在改革前沿的小镇人把粮油交易的眼光放到了周边的大城市，机遇又把鸡蛋的重要性推了出来，鸡蛋又成了最重要的交易媒件。附近没有放开粮油市场的大城市里，市民的副食供应里鸡蛋出奇地匮乏，而放开粮油市场的小县城粮油价格走了市场价格，出奇地高。于是，小县城的人们疯了似地到处收鸡蛋，再贩到大城市里和那里的市民们换取他们粮油本上的余粮。一下子，小县城通往大城市的火车上，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有了熙熙攘攘来自小县城，吆喝”鸡蛋换面“的当了买卖人的人群。

母亲也不例外，提上自家生产的鸡蛋勇敢地加入了”鸡蛋换面“的大军里，居然独自一人和陌生的同伙相伴上挤上火车，来到那从未涉足的大城市，以一个淳朴、毫无文化的农村妇女的身份和大城市里的教授、工人、官员们算开了”几斤鸡蛋换几斤面“的数学题。市场是好的，鸡蛋是优质的，买卖是快速成交的。当母亲装在纸箱里的鸡蛋很快化作了背着的沉甸甸的面口袋时；当母亲的汗水在额前变成一道道印迹、头发湿成一绺一绺时；当母亲回到家得意地放下面口袋，从水缸里舀上半瓢清冽的井水咕咕喝下时；当疲惫的母亲顾不上吃上一口饭就要到鸡窝里看它的鸡喂食了没有时，我们觉得这时候的母亲是多么伟大，多么辛劳，多么不容易。

饭后的闲聊是不可多得的家庭交流，我们问母亲火车是否拥挤，是否遇到小偷，到了大城市走丢了怎么办，怎么与陌生人进行物物交换。喜欢猎奇的我们恨不得马上知道母亲一路上的所有故事，可母亲却看着厨房里多起来的白白的面口袋，发笑着只管反复说着她的红皮鸡蛋如何如何比别人的强，如何如何受到城里人的喜欢，下一次到大城市时在哪里有什么人要等她的鸡蛋到来。夜里睡着，听着母亲轻轻的鼾声，我的心里明白了一个道理，母亲在一方面解决了家里粮油问题的同时，也为自己和她的鸡们实现了一种价值而欣慰。

父亲得了病，母亲也便放弃养了多年的鸡，把心力集中到了父亲病的照料上。一日到医院抓药，遇一卖鸡人，母亲随便买了一只母鸡，想给父亲炖上吃，没想到一到家，那鸡便下在地上一颗蛋，那蛋特大特红，母亲大喜，说此鸡是福鸡，该养，父亲吃了它的蛋病定会痊愈。父亲因病变的暴躁，多愁的性情此时听了母亲的宽慰话柔和了不少，乖乖地听着母亲的话，吃仙药般小心地把无意中到家的鸡蛋吃下去。于是，到家本来要宰杀的菜鸡一下子变成了病人每日的希望。我们全家当回事把这个独苗苗认真喂养，而这只鸡也不负众望，脸红扑扑的天天下一颗蛋。说也怪，父亲的病竟因此而稳定了几年。再好的鸡蛋也不可能当灵丹妙药来挽回父亲的生命，父亲病逝后，照例在灵前放了一只母亲亲自收拾干净的“到头鸡”，烧纸的袅袅烟火下，“到头鸡”的喙红红的，似乎在做着高歌的状态。

而今，年到八十门坎儿的母亲也重病缠身，阿尔茨海默症折磨得原本刚强干练的母亲生活不能自理，目光呆滞，没有语言交流。母亲啊，你可记得自己的养鸡历程吗？你可记得你的心爱的来杭鸡，你的白羽鸡，你的芦花鸡，你的大黄鸡，你的边鸡吗？你可知道从超市里买到喂到你嘴里吃到的鸡蛋，和你以前家养的鸡蛋口感有什么不同吗？

可我知道，她再也找不到她原来的世界了。苍茫的岁月里，她把养鸡的经历深深留在了家族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