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武夷

1

武夷之美，在山，在水，却又不全在山、在水。

武夷的山的确很美，丹衣绿冠、百态千姿、险怪奇秀。但若只论山，泰山却比之伟岸，华山比之险峻，峨嵋比之俊秀，它根本无法睥睨天下。武夷的水也的确很美，九曲溪斗折蛇行，宽窄相间，缓急交错，远观似舞动在群山之间的碧绿水袖，近看却清澈见底，如同孩子纯净的眼眸。但若只论水，九寨又比之深沉，长江比之激荡，黄河比之壮阔，它更是难以甲于中华。

可是，一旦配以如梦如幻的烟雨云雾，那意境那神韵那气质便立即有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山还是那些山，却一下子飘渺起来；水也还是那条水，却忽然灵动起来。那细雨烟云就好像是哪位国画大师泼出的水墨，只轻轻一涂一抹，就立即将这武夷升华为一幅水墨恣肆的写意山水画卷了。

也许，那如丝的烟雨、那飘逸的云雾，才更是它魅力的精髓所在。所以，要想欣赏到武夷最美的一面，一定要等到那天赐的霏霏细雨才最妙。

十月，我来到武夷山天游峰山脚下时，细如牛毛的雨丝已经飘了好一会儿。手中本来有伞，却故意不撑开，一心想在这“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的武夷胜景中，来一次“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东坡式潇洒。

其实，天游峰就是一整块山石。谷牧曾以“一块石头玩半天”的“广告词”来赞赏天游峰。作为山，天游峰自然显得袖珍了些，可作为石，便算得上蔚为壮观了。虽然海拔只有400多米高，但光凭那近乎悬挂一般的登山石阶，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果然陡峭。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能手脚并用。幸好有这雨丝，虽然石阶有些湿滑，却抵消了体力消耗所产生的燥热。虽然知道“登山不观景，观景不登山”的古训，但我还是忍不住边爬边赏。

这个小小的冒险显然是值得的。

渐登渐高，武夷美景的“大幕”也被徐徐拉开。是天游峰和其南的隐屏峰共同构成了这顶天立地天然的“大幕”——光是这“大幕”就已让人惊叹了，那幕后的风光又藏这怎样的惊喜呢？

壁立万仞的隐屏峰和天游峰随着我的攀登一点点向两边移去，九曲溪已露出碧绿的一弯，几缕云絮柔柔地环绕着苍翠的峰峦。光是一角就轻而易举地让人倾倒，还有多少更美的秘密藏在幕后？更多更大的诱惑使我不停歇地向上再向上。于是，一步一个惊奇，一步一眼惊艳，一步一声惊叹，一路爬到峰顶一览台。“大幕”完全拉开，眼前豁然开朗，那近乎完美地呈现在天地之间的武夷山水，犹如水旱盆景般精致，犹如泼墨国画般大气，犹如海市蜃楼般缥缈。那不知何时已停的细雨，都化作了云烟在奇峰怪石间蒸腾，随风漂移，蔚为云海，于是，那座座山峰愈加显得挺拔伟岸，凸显出男性的阳刚之气；透过缭绕的云缕，九曲溪静静地流淌，优美地绕着山脚画出一段圆润而具韧性的曲线，在如碧缎般光洁的水面上，一只只小小的竹筏断断续续连成一线，悠闲地飘游，像是一串颇具民族风情的饰品镶缀其上，于是，那凹凸有致的溪水愈加显得娴静而风情，则全都是女性的阴柔之美了。武夷的烟雨造就了烟雨的武夷，烟雨的武夷无声地展示出地天地造化的神功。

天游之巅，鸟瞰武夷，烟雨空濛，山高水长，所有的疲惫顿消，所有的烦忧尽抛，所有的宠辱偕忘，每个人无不被这人间仙境所醉、所痴、所惑。于是，就有了用足全身气力对着这碧水青山长啸的冲动：啊——啊啊啊——啊——

也只有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阮籍那种放浪不羁的魏晋之风，才能在我这等向往洒脱却无力洒脱的凡夫俗子身上，冲开一个精神的缺口，让那渴望自由飞翔的心灵在武夷的烟雨山水之间任意遨游……

2

一个地方若只是有美妙的风景，终究难掩肤浅的尴尬。只有绝佳的风光加上醇厚的文化，或者厚重的历史，这个地方才能在惊艳之后留给人以长久的回味和咀嚼，如同武夷山那著名的“大红袍”，余香袅袅，经久不散。

经得起细细品味，那才是真正的极品之地。

武夷山无疑不负盛名。

若说武夷的外在之美在于它的细雨烟云，那么，武夷的内在之韵竟也在于它的“细雨”和“烟云”。

说起武夷，有两个人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

第一个人不是武夷山人，却与武夷山有着剪不断的情缘。

公元1143年的一天——让我们假设一下，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天刚好在下着细细密密的雨丝——一个14岁的少年跟随母亲来到崇安（即武夷山）五夫里。长途跋涉的疲劳和秋雨绵绵的冷清，使少年充满了背井离乡的凄凉。但就在踏入武夷山的那一刻，他一下子就被这里的风景所震撼，随即高兴起来，因为这里虽然离他长大的建阳并不十分遥远，但武夷山的青山秀水却是建阳所远不及的。那一刻，他可能就把这里作为了自己“格物致知”的理想之地。这时的武夷山苍屏碧湾，猿鸟不惊，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悄无声息地接纳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一个重要的理论时代即将在这里开启。当他在刻苦攻读治学之余游遍武夷的山山水水，且把自己对武夷的热爱毫不吝啬地通过一篇又一篇的诗歌表达出来之后，武夷山终于开始关注这个少年老成、方正严谨的年轻人——朱熹。真正让武夷山永远敬重并铭记朱熹的，也许并不是他那些抽象又枯燥的头衔和理论，而是他在武夷山生活期间孜孜不倦地“传道授业”的教书治学生涯，以及设社仓赈饥民等为民义举。

当我走进位于五曲隐屏峰山脚下的“武夷精舍”时，天刚好飘落牛毛细雨。时值秋日午后，游客罕至，沉浸在秋雨中的书院愈发显得肃穆静寂。虽然这已不是800多年前朱熹亲自设计修建的那个学院，但穿过空旷的天井，透过雨丝织就的网，在最后一进的学堂里，那朱子授课、诸生聆听的场景雕塑，还是使人产生些许穿越时空的恍惚交错之感。也许，当年的文正公真的就是这样，在孔夫子的画像前，在那些慕名向学的士子恭敬的注视下，手持黄卷，手捻长须，钩玄发微，宛如丝雨，润物无声，娓娓道来。在这雨丝的滋润下，武夷山不仅人才辈出，连山山水水都闪耀着文化的光泽，散发出书卷的墨香。

如果说朱熹具有雨丝那种潜移默化、遍施恩泽的特质，那么，武夷山另外一个人就犹如随性而动、淡然婉约的云烟。

就在朱熹诞生大约77年前，江苏镇江（待考），一个年逾花甲、已近弥留的老人，在病榻上颤颤巍巍抬起右手，缓慢但坚定地指向东南方向，口中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病榻边，是几个风韵犹存、满脸悲戚的风尘女子，其中一个俯下身子仔细分辨老人言语，竟是几句诗词：

……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槛来。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

未几，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含混，抬起的右手颓然落下。

四周梨花带雨、一片悲声……

这个在青楼俗世地位尊崇、却于正统主流所不齿不屑不容的风流才子，就是“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柳永柳三变。他手指所指的地方，就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武夷山；他所吟诵的诗句，是他童年时在家乡武夷山所做的《题中峰寺》。

说起来，柳永同朱熹算得上是同乡——柳永也是武夷山五夫里人，虽然这两个“乡友”都可称为旷世奇才，但二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和生活态度。这有点像一个班级中的两类人物：一个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团支书”，另一个是放浪不羁、才华横溢的“问题学生”。客观地说，我们无法简单定义孰优孰劣、谁好谁坏。事实上，他们也许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攀爬武夷两座完全不同的山峰——朱熹登的应该是气势磅礴的虎啸岩；而柳永登的大概是险峻神秘的天游峰。虽然过程同样漫长而艰难，成就都是“一览众山小”，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朱熹的一生有多少波折，毕竟还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儒家正统的宠儿，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官方的学术理论权威，掌握着主流社会的话语权，成为受万人景仰的“夫子”；而柳永呢，空有一腔热情和满腹才华，却频频碰壁，屡屡失意，终生仕途坎坷，难登大雅之堂，只能在烟花巷陌疏狂图醉、倚红偎翠，做红粉的知己、白衣的卿相，纵有罗绮成丛，内心的痛苦与失落也是无法抵消。“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既然无法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就干脆浪迹天涯、四海为家——这恐怕就是他自9岁离开武夷山而终生未回乡一次的内在原因吧。

其实今天看来，柳永之痛也正是武夷之幸。

正像武夷山要想美到极致，就不能少了细雨和云烟一样，柳永同朱熹一样，都是武夷山或者说中国不可或缺的文化财富。如果说，朱熹是武夷山那润物无声的细雨，那么柳永就是缥缈灵动的云烟；没有朱熹那细雨般的润泽，武夷山便缺少了大气和厚重；而没有柳永那缥缈的云烟，武夷山也就少了灵气和浪漫。所以，朱熹和柳永就是武夷山的“两极”：朱熹是理性的一极，柳永是感性的另一极，只有当武夷山这条神奇的“导线”将这“两极”相连相通，一种融合了自然和人文、独特而巨大的文化魅力才能势不可挡地释放出来。

3

细雨和云烟并不只能带来无限的美感，还可能衍生出难以穿越的迷雾。

今天的朱熹和柳永其实仍处于迷雾的层层包围之中。这迷雾是由漫长的时间、叵测的人心、不断变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所共同构成。在这种成分混杂的迷雾笼罩下，他们或者被丑化，或者被拔高，或者被神话，或者被扭曲，或者阴差阳错地把简单的搅得很复杂，或者粗暴武断地把复杂的弄得很简单。我们已经很难将他们完完全全还原至真实的面目，如果他们能够看到关于他们的历史或者传记，一定会惊诧地问：此人是谁？！

朱熹不仅生前沉浮不定，死后这么多年，也一直被这种迷雾搞得神不神、鬼不鬼、人不人：一会儿被尊为圣人，一会儿又被贬为小人；一会儿说他是儒家衣钵的传承，一会儿又斥他是强奸儒学经典；一会儿是正气凛然的正人君子，一会儿又曝其实是满肚子男盗女娼。800多年来，朱熹就是这样不停地从一个极端被赶向另一个极端，其落差之大可谓历史罕有。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他也没什么好印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那桩著名的公案：严蕊事件。

话说台州著名的官妓严蕊与才高八斗的知州唐仲友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却始终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官员可以叫官妓陪酒应酬，却不能像嫖客一样肆意妄为。恰巧唐的顶头上司朱熹到台州公干，知道了这件事，因两人有些私怨，于是以此为借口，将严蕊捉进大牢，严刑逼供，让她诬唐嫖妓，好借机扳倒唐仲友。而严蕊却义正言辞坚决否认，说虽然我是个下贱的妓女，却绝不会诬蔑一个正人君子！后来此事惊动了朝廷，皇帝让岳飞之子岳霖审查此案，结果岳霖查明了真相，释放了严蕊，严蕊就在此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最后的结论是：朱熹的人格还不如一个妓女。

另外还有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等若干大罪，又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做官出游须臾不离其身；守寡的儿媳不明不白怀了孕等等。

这些言之凿凿的“行径”和“罪行”，的确令人惊骇，尤其是严蕊的故事，更是够传奇够桃色够八卦，既有冰清玉洁的妓女，又有道貌岸然恶棍，既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又有大快人心的结局，基本上可以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去赚取廉价的眼泪和谴责了，难怪800年来人们对此事一直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这也难怪，沈继祖弹劾朱熹是正史记载的实事，严蕊事件虽然不见于正史，却白纸黑字地记录在南宋洪迈所著的笔记小说《夷坚志》上，此外传世很广的凌濛初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也有类似演绎。

直到静下心来，抱着客观的态度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我才知道自己以前太过武断和偏激其实：虽说正史不一定百分百真实，野史也不一定百分百虚假，但据人考证，洪迈和唐仲友是好朋友，而洪与唐皆与朱熹是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仇敌，加之《宋史》对此事截然不同的记载，洪迈的记述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实在值得怀疑；至于朱熹遭弹劾的“六罪”，更是被陈荣捷和束景南两位朱子研究专家有理有据地全面驳倒。再有就是朱熹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论观点，到底被篡改、曲解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人是不清楚的。不禁感慨，朱熹真是被迷雾遮掩得太深太深了，这些迷雾使太多太多的普通民众无法分辨出朱熹的真实面目。

只不过国人向来有此传统，宁愿相信乡野村言、小道消息，也懒得追究事实真相。事实往往枯燥无味，让人失望，且需要艰苦调查；而谣言却轻松有趣又便捷省力，还可以满足偷窥的欲望、失衡的心理和“掐尖”的快感。人们一面有“造神”的癖好，狂热而盲目地将人推上崇拜的顶峰；一面又以“灭神”为乐，喜欢把那些高不可攀的人拉下神坛，扒光衣服示众——既然永远也达不到你的高度，那就拉你下来踩在脚下，然后不屑地说：瞧，还圣人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食色性也”，甚至还不如我们小人得坦诚呢！

如此看来，这迷雾竟成了娱乐大众的“烟火表演”。

而在大众对着那轻佻的“烟火”鼓掌喝彩的背后，是哭笑不得的历史。

4

同样被迷雾困扰的还有柳永。

说实话，在来武夷山之前，还真不知道这里是柳永的故乡。其实就算是武夷山，也仅仅在一僻静之处为这位“婉约派”的鼻祖象征性地修建了一座纪念馆而已。也许在武夷山的宣传规划上，寓居武夷的朱熹才是唯一的“形象代言人”，而武夷的土著柳永仿佛是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顽劣少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只能孤零零地徘徊在家乡的大门之外，难以在家乡享受应有的地位。因此，我在武夷山的3天里，无论是导游、船工的介绍，还是官方的宣传，都很少听到有关柳永的什么信息，所受重视程度甚至不如徐霞客、辛弃疾等武夷过客。对武夷山来说，似乎柳永就算不是“家丑”，却也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乡友”。

“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少小离家终生羁旅他乡的柳永不是不思乡，但这个家他还能回得去吗？武夷柳氏，算得上是“进士之家”，父亲柳宜、叔叔柳寘、柳宏，哥哥柳三复、柳三接，侄子柳淇都是进士，他自己在年近半百时虽也勉强中了进士，但官职从未超过六品，而叔叔、哥哥甚至侄子的官职都要比他大。不难想象，落魄但性傲的柳永如何肯去面对这些强势的家人。况且，这样一个满门锦绣的官宦世家，又如何能容得下他这个辱没门楣的浪荡子？虽然史书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其实偌大一部《宋史》也并无柳永一席之地），但如此名门望族却任凭柳永在青楼巷陌“堕落萎靡”，且客死他乡不闻不问，以至其身后事也全靠风尘女子打理（一说是王安石之弟王安礼葬），仅凭这一点，就可推测柳氏家族大概已将柳永抛弃了。

甭说当时的贵族、官宦、文人还有家族看不起他，就连他自己也是看不起自己的，在内心的最深处充满着自卑，这从他面对异常坎坷的仕途之路，仍以百折不挠之心反复追求功名可见一斑。

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在临死前，柳永是为自己恁偎红翠的风流一生而悔恨，还是因勘透功名仕途不过是过眼烟云而释然。但我认为，他的一生其实是在迷雾的困扰下度过的。他目标明确，步伐坚定，却终生可望而不可即；他彷徨、痛苦，误入藕花深处，却意外地找到了宣泄才情最好的舞台，不仅为词的发展做出开疆辟土的贡献，也为世人留下大量精妙绝伦的文学财富；他有经世之才，却空有雄心抱负，只能在秦楼楚馆浅斟低唱；他视舞女歌伎为知音为姐妹为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蔑视那些道貌岸然的上流精英，但有时又不得不将自尊藏在兜里，与那些达官贵人赔笑讨好；他轻而易举就能赢得风月场里众多佳丽和市井小民们的尊崇，使得“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可他即使拼了命也永远无法博得上流阶层的一点点赏识和好感；他从骨子里喜欢风花雪月自由自在的边缘生活，却又真心实意地在乎仕宦之途，渴望能够被主流社会所接纳所束缚。

简而言之，他找到了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和途径，却始终对那个并不适合自己的所谓“理想之国”耿耿于怀、贼心不死。

这正是柳永的悲哀。

可是，问世间，在强大而霸道的文化传统所设定的价值取向面前，又有谁能够为自己拨开遮掩住生命旅途的重重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