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从来不被世人看作大丈夫所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武人伤悲,会把泪水化作烈酒,灌入愁肠;文人心碎,会把泪水凝成文字,长歌当哭。
唐朝有一个叫唐衢的文人,却在历史上哭出了动静。
但他的眼泪,却一度是别人眼中的笑话。
一次,他游历到太原,受邀参与当地驻军长官举办的一个酒宴。席间宾客觥筹交错,正当酒酣耳热之际,忽然一声悲鸣于众人的高谈阔论中异军突起,由低泣而嚎啕,由细雨而滂沱,然后以铿锵之势撞击着所有人的耳膜,震颤着大家的神经。犹如正在演奏《欢乐颂》却横插进来锐利的刹车声,热烈和谐的气氛被硬生生搅散,众人先是惊愕,再是疑惑,接着是愤然,最后只能无奈地草草结束宴会。
一介落魄文人,竟以痛哭的方式,驱散满堂赳赳武夫,也真算得一件奇事。由此,“唐衢善哭”,天下闻名。
唐衢为何要在酒宴之间以哭扫兴呢?是情之所至,还是故意为之?故事的出处《旧唐书》没有给出解释。不过,看看唐衢所处的时代,略可猜出一二。
那时,正值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各大节度使拥兵自重,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四分五裂的祸根已开始萌动。太原,正是河东节度使的治所。此时,面对这样一群心怀鬼胎、各打小算盘的军阀,想想大唐帝国曾经的辉煌,眼前山河的破败凋敝与糜烂的酒池肉林形成刺目的对比。于是,对家国沉沦之忧、军阀割据之愤、百姓苦难之愁、无力回天之恨,纠结在一起,紧紧勒在心上,勒出了血,从眼中渗出的就是泪了。悲从中来,悲从中来啊,唯有淋漓一哭,方能纾解心中之痛。
而这放诞、不合时宜的痛哭,又有谁能解其中滋味呢?换来的无非是厌恶的白眼、嘲讽的怪笑。
不过,唐衢向来不在乎这种不屑,即便面对全世界的白眼,他依旧是想哭就哭,我行我素。
我表达我想表达的,与旁人何干?
就这样,他将哭当做了一种人生态度:“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哭;见忠臣击奸佞,烈士骂逆贼,哭;见“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哭;见执手相看、生离死别,哭;见赤地如焚、饿殍盈野,哭……或许,他太过悲观,但他绝不压抑、不做作、不掩饰、不暧昧、不看人脸色、不仰人鼻息。他的哭,不是软弱,不是恐惧,不是惊慌,不是感情泛滥,而是至真、至纯、至性、至诚,是一颗赤子之心的天然流露。
只是,谁又能懂呢?
有的。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与唐衢的相知相交,是在另一个诗人李翱的滑州家中。对于这个天下闻名的爱哭鬼,白居易竟然与之“一言如旧识”。这倒不是白居易独具慧眼,实在是知音难觅。当时,白居易致力倡导“新乐府运动”,却因针砭时弊、描摹血淋淋的现实而触怒了达官权贵,处处碰壁。
在给元稹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处境: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那时,常人说他沽名钓誉、攻击朝廷、诽谤他人,即使妻女朋友也认为他不该惹祸上身,可谓是“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简直是四面楚歌,成了过街老鼠。
而唐衢对白居易的“新乐府”,不仅“一读兴叹嗟,再吟垂涕泗”,而且还和诗三十首,甚至将其推崇至与杜甫比肩的高度,堪称目光如炬的难得知己。
当然,也只有唐衢这个不合时宜的哭者,才最理解白居易这个同样不合时宜的诗人。白居易是“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他何尝不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正是“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
二人一见如故,酒逢知己,喝了不知多少杯。然而相聚短暂,很快就要分别了。那是冬日的黄昏,黄河的北岸,北风朔朔,大雪如席。二人“日西并马头,语别至昏黑”,说不完的交心话,诉不尽的知己情,却不得不各奔东西。从此之后,二人虽再无机缘相见,但已结为至交,时常书信往来,至死未忘。
遇到唐衢,是白居易之幸;而结交到乐天,又何尝不是唐衢之幸呢?只有白乐天才懂他为何哭泣、为何悲痛。是啊,当所有人都为眼前的苟且而忧喜,为功名利禄而算计,为生老病死而劳心之时,他这个终身也未中过进士、未混上一官半职、胡须花白还是“五十寒且饥”,的落魄书生,却从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
当然,那种喜怒哀乐于自己的私生活、小日子,也并无过错,毕竟那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但这个世界不仅需要生存的小聪明、小格局,同样需要大智慧、大格局的愚顽与率直。
而这些,白居易懂他,知道他眼泪的成分不是柴米油盐,而是家国苍生——“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
足矣,足矣,看到老友这些评价,唐衢应该不会再哭,他该仰天大笑,笑他在这个世界上,终于不再孤寂了,即使相隔万里,终究有一人对他的放诞不羁颔首称道。
注:文章所引史料出自《旧唐书》,所引诗句出于白居易《伤唐衢二首》《寄唐生》和屈原《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