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慰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散记诗友陈昌华
冷慰怀
我和陈昌华的交往长达30多年，从年富力强到退而不休，往事历历如近在昨日，闲暇时回想起来，总会涌起一阵阵感动，而维系我们友情的，就是无法远离的诗歌。
1987年3月底，我还是洛阳轴承厂的一名电工，冲着对诗的热爱，自不量力操办了一次诗刊社“诗歌刊授学院”改稿会的接待工作。事先我提前给《洛阳日报》发了条消息，向诗友们告知了活动地点——厂招待所。参加改稿的学员共15位，诗刊社来了六七位老师，朱先树、李小雨、陈爱仪三位主持改稿，另几位随行观光。于是，邀请市文联和有关领导与北京来的老师们见面，报请厂宣传部、厂俱乐部阅览室给予场地方便，动员厂里的作者们业余时间到会上服务等等，就成了我操心的事情。
改稿会前夕，市文联副主席韩黎、《牡丹》主编艺辛、老作家李志和时任市委宣传部文教科长的陈昌华，一齐到轴承厂招待所看望北京来的老师们，我为他们和部分已经报到的学员拍了一张合影。后来，我自己也蹲在前排边上，请招待所的服务员帮忙又拍了一张，可惜我和昌华还有李志老师三个人，竟在快门开闭的百分之一秒时，不约而同都闭了眼睛，留下颇为遗憾的纪念。这是我第一次和昌华近距离接触，时间不过个把小时，大家并未像现在这样集体共餐，这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简朴风尚。
大约是1989年夏秋时节，我收到一个通知：老家新安县的《诗刊》主编杨子敏先生回乡探亲，在市委宣传部召开诗歌作者座谈会，让我也参加。事后我才知道是昌华具体操办的这件事，我对自己被邀请参加座谈，多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我在学诗的路上才刚刚起步。在那次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不少在报纸上已经熟知的诗歌作者，也大致了解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普遍动向，对杨子敏先生有关“写诗不能过分强调自我”的告诫记忆深刻。
一年之后，一本“洛阳四十年诗歌选”《九都诗踪》出版了，收入了44位洛阳作者的作品，其中包括两位有关领导的诗作，昌华的名字被冠以该书的“副主编”。其实，他不仅是组稿和编辑，还亲自出面与洛阳籍的花城出版社社长范若丁先生联系出版事项，并且从校对、排版到印刷，事无巨细一包到底。为《九都诗踪》作序的，就是《诗刊》主编杨子敏，我猜昌华萌生这一想法，也是因为有前次座谈会的近距离交流，才早早埋下了伏笔。这本诗集虽并未收选我的习作，但我对昌华致力于壮大洛阳诗歌创作队伍的“裁缝精神”，发自内心的敬佩。
现在看来，一本塑面压膜、铅字排版，看上去并不精美的薄薄集子，似乎很不起眼，但扉页上却有艾青和臧克家两位诗坛领军人物的题辞。艾青的题辞是“愿古都涌现更多文学新秀”，臧克家的题辞是“在牡丹盛开的土地上”，这种期待和鞭策是多么令人鼓舞啊！据我所知，专程前往北京向艾青求字的，是老诗人李志和拖厂作者李六正，二人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艾青在丰收胡同的住址，从拿到题辞到印进书里竟然迁延保存了四年之久。
随着诗歌创作活动的频繁开展，我和昌华的交往也日趋增多，他的本职工作与文联作协虽然并无直接关联，私底下却一直在为我市的诗歌创作气势摇旗呐喊。1991年11月，市文联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我有幸成为作家协会的代表，会后合影的照片洗出来之后，我站在中排偏左位置，昌华站在了最后一排的最边上，昌华为人之低调可见一斑。昌华对诗歌的热爱以及所投入的精力，宣传部领导和文艺界的朋友们都看在眼里，为发挥他的组织潜力，又给他肩上压了一副“文联副主席”的担子。
在这之前，我市曾组织了一批诗歌作者，由专业作家李志带队，前往广西大瑶山隧道工地采风，我因在企业上班没有创作假，遗憾地失去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有一次和昌华谈起这件事，他当即以文联的名义给厂文协发了一封协商函，为方便我写作争取创作假，虽然最后并未如愿，但他为作者服务的诚心，至今仍令我倍感温馨。
1993年，正当昌华的创作势头日趋上升之时，却面临一场人生的巨大转折——深圳宝安集团，中国金融改革的急先锋，急需一批人才充实关键岗位，而南下任职就意味着要推倒此前筑起的根基，一切从头开始。是固守洛阳还是闯荡深圳，是锦上添花还是再展宏图？纠结再三的昌华，最后忍疼割爱，把眼光瞄向了崭新的企业文化，就任深圳宝安集团的文化部部长、品牌部部长和《宝安风》杂志主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0年，直至退休。
在企业文化的新领域打拼，虽然困难重重却也优势明显：天南地北的各路人马汇拢到一起，尽管素质参差不齐，但都是为实现自身价值而来，大目标完全一致。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里，昌华的潜力很快就被激发出来，我完全想象得到，那些年他是经过了怎样的摔打，才立足于改革的潮头之上。
昌华南下不久之后，我曾数次前往深圳办事，为了节省差旅费用，在昌华的办公室沙发上睡过好几个晚上。不仅如此，我还顺便用昌华办公室的电话与洛阳的家人联系，沾了少掏高昂长途话费的光。二十多年来，我每次到深圳，都会和昌华见上一面，叙叙各自的情况，他还多次约我给他任主编的《宝安风》杂志写稿，可惜我不得要领，没能上刊。
2013年，昌华了解到深圳一家饮食杂志有介绍各地特色小吃的专栏，特地向我和战军等几位朋友约稿，把传承百年的各种洛阳汤膳，搬上了那家公开发行的精美刊物。这一策划落实之后，不仅让闻名遐迩的洛阳汤走向了全国，弟兄们还拿到了千字超百元的丰厚稿酬。在某些人看来，这件事似乎并不起眼，但我知道，这只是他眷恋和推崇洛阳的一个侧影，洛阳和洛阳的朋友，满是他心里的浓浓牵挂。
这些年，昌华退而不休，把写作当成了生活的必须，常常废寝忘食晨昏颠倒，他开足马力整理资料，把历年窝憋在心里的诗情，一股脑儿都倾泻在了键盘上。继2017年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了52万字的《印象与烙印》（全二册）之后，又于2019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了17万字的《旗帜咏叹调》和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10万字的《深圳编年史》。两万余行火热的心声，有痴情男儿对九朝古都洛阳的怀恋，有改革弄潮儿对时代桥头堡深圳的赞美，更有红旗下成长的一代人对祖国伟大变革的讴歌。
紧接着，昌华主编的《诗路花语—洛阳七十年诗歌选》又于2020年隆重登场。这本收入了洛阳老中青三代作者的史料性诗选，和他上世纪70年代参与编辑的《歌满大庆路》以及上世纪90年代编辑的《九都诗踪》，组成了洛阳诗人承前启后的“三部曲”，成为洛阳诗坛的标志性“纪念碑”。更为可贵的是，这部诗集的出版费用，全是由昌华独自承担，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昌华的无私和虔诚。
在我交往的诗友们当中，谦虚温和是昌华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我注意到在他的诗集《印象与烙印》序言结尾处，著名诗歌评论家朱先树指出了他作品存在的三点不足， 该处300字昌华原封不动照发，足见其对诗歌的敬畏和笃诚。
前不久，得知昌华从深圳返洛，《诗路花语》副主编李战军当即分头通知该书的编务人员，相约在凯旋路老洛阳面馆聚首叙谈。为诗集出版大家都耗费了不少精力，特别是二位主编既要总揽全局联系印刷出版、请名家作序，还要协调各位编辑掌握进度，调剂补缺。如今诗集已经圆满出版发行，所以朋友们都盼着疫情早些过去，大家能到一起痛痛快快地喝上一盅，把心里的苦乐都倒一倒。
聚餐时，到座的朋友异口同声，对昌华为洛阳所作的贡献表达钦佩之情，我们同时举起酒杯，祝牡丹之乡的诗人佳作不断，祝诗情和友情与日俱增！
2020-6-24于洛阳道北西晒屋
